1703988287

1703988288 [24]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银行推崇的流行的微观金融项目（micro finance program）并没有如预期一般，在刺激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方面取得有效成果。这些微观金融项目仅仅试图解决供给端创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却没有直接解决需求端的消费品市场创造问题。即使对一个小的乡镇企业来说，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和信贷资源也必须投入到创造销售的活动中去，以至于销售人员的工资成本占整体企业工资支出的主流，除非国家已经具有充分发展的商业网络和贸易系统，能够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批发和零售服务。

1703988289

1703988290 [25]　例如《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2010年7月21日才由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华盛顿特区签署生效。

1703988291

1703988292 [26]　关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欺诈丑闻，可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rporate_collapses_and_scandals，http://list25.com/25-biggest-corporate-scandals-ever/以及http://www.accounting-degree.org/scandals/。其中每一案例涉及的金额都足以摧毁一个弱小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

1703988293

1703988294 [27]　全球投资家巴菲特曾在2002年对美国缺乏监管的大规模金融创新说过这样的话：金融衍生品将成为“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证实了他的判断。

1703988295

1703988296 [28]　新制度理论（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还没有给“制度”一个清晰而精确的定义，也没有说清楚究竟何谓“包容性”制度，何谓“攫取性”制度。中国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是包容性的还是攫取性的？与英国19世纪的血汗工厂和清王朝土地的私有制相比，趋向于更好的还是更坏的政治权利？20%的税率比4%的税率更具有攫取性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清政府比19世纪的英国政府要“包容”得多，毕竟前者的税率只有后者的1/5不到。与被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p.1-5）描绘为迈向政治包容的“阿拉伯之春”不同，光荣革命并未使英国更“包容”，而仅仅使其在课税和施加贸易限制上更加强权（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p.191-202）。另外，Acemoglu和Robinson称19世纪保有奴隶制的美国政治体系为“包容性”的，却称女性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攫取性”的。可见，基于简单化的政治权力和既得利益的观念，这些制度学派理论倾向于任意混淆制度的多种维度和层面，以至于他们称现在中国实施的重商主义贸易限制是“攫取性”的，却又称18世纪光荣革命后实施的类似举措是“包容性”的。（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437 and p.200）

1703988297

1703988298 [29]　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依赖民主实现的，相反，往往依赖的是集中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伟大的政治家（就像伟大的学者一样），关心的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和给历史的遗产，而不是他们的个人消费。即使是普通人，也会为了信仰和荣誉献身，而不是仅仅为了食物和现世的物质财富。训练人们把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和荣誉等价的，正是资本主义本身。这些受过训练的人群反过来成为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学派理论的理想研究对象。但是，这些经济理论没有意识到他们模型里效用函数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元效用函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1703988299

1703988300 [30]　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里，民主并非完全履行了它“民有、民治、民享”的诺言。所谓的“一人一票”原则在操作中往往变成了“一钱一票”。法律规则往往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律师规则。

1703988301

1703988302 [31]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在一两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美国频频发生，这听起来难道不像2014年8月9日发生在密苏里弗格森的布朗（Michael Brown）枪击案？

1703988303

1703988304 [32]　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是建立在法律健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理想化假设条件下的。如果在不具备这一理想的法治环境和支付其高昂成本的能力的情况下便承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一定会出现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的混乱社会和经济局面。

1703988305

1703988306 [33]　见S.E. Finer（1999，pp.1613 and pp.1623-1624），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

1703988307

1703988308 [34]　由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出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行的“全球监控计划”其实不应使得任何人感到吃惊。因为正是工业革命以来国家政府积累起来的这种监控和科技实力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言论自由、人权、民主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有更大的选择性容忍能力和精准识别能力。

1703988309

1703988310 [35]　一个曾在香港殖民政府任要职的英国官员，John Walden（华乐庭），把英国政府企图在香港回归之前在香港推行民主的计划称为“巨大的阴谋”。据说他在198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如果我私下对英国这样一种突然的对于香港民主政治的热忱感到不可信的话，那是因为我过去从政三十年来，即从1951年到1981年，‘民主’一直是个肮脏的字眼。其实官员们相信在香港引入民主是摧毁香港经济和制造社会混乱的最迅速和有效的手段。”（原话为：“If I personally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in the sincerity of this sudden and unexpected official enthusiasm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it is because throughout the 30 years I was an official myself，from 1951 to 1981，‘democracy’ was a dirty word. Official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to Hong Kong would be the quickest and surest way to ruin Hong Kong’s economy and cre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参见“Hong Kong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Financial Times，October 14，2014，ft.com>Comment）

1703988311

1703988312 [36]　工业化蕴含着（也即是说，带来了）国家能力这一事实不仅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世界得到体现，也展现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即使在21世纪，民主和人权仍然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之上，唯一一个可以在国际场合公开声称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导向和指南就是本国的国家利益的，正是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可能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以狭隘的本国利益来为其外交政策和行动辩护，“一个国家要么跟我们走，要么就是敌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和前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都曾这样说过。因此，正如晚清外事大臣李鸿章在19世纪面对西方殖民强权时曾悲哀表示的那样，“弱国无外交”。可以这样说，自从大航海时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最强大的驱动力就是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平民阶层的福利改善只是工业化的副产品。讽刺的是，工业化最终必须依靠国家能力建设才能实现，因为它涉及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协调合作，它所涉及和产生的大量的正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及社会福利，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将其内部化。30年前，当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中国还完全不能在他国国土上保护和撤离本国国民，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爆发后，中国是第一个出动飞机和军舰发动长途撤离行动的国家。因此，不仅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工业化也是。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试图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不以某种方式诉诸民族主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899年4月10日（美国此时正在崛起为全球力量和超级大国）所作的那篇著名演讲“艰辛的人生”。在那篇演讲中，罗斯福声称艰辛的人生不仅对个人有益，也对整个国家有益。但是，他却鼓吹美国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也是艰辛人生的延伸。另外一个例子是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对于民族主义和工业化（资本主义）关系的富有洞察的分析，可见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及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03988313

1703988314 [37]　作为一个例子，虽然美国《独立宣言》声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国在宣言签署的200年后仍然没有完全执行这一宣言。1866年《国民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国民权利的法案。1968年4月4日，美国最著名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此时距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议会签署《独立宣言》已经过去了近200年。

1703988315

1703988316 [38]　即使是发达国家希腊，尚不能通过投票建立一个有为的政府来解决其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问题，欠发达国家又如何可以？

1703988317

1703988318 [39]　“阿拉伯之春”运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混乱的政治经济后果，可以作为一个新近的证据。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在10年之间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系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一个强大的政府并非工业化成功的充分条件，成功的工业化也必须依赖正确的发展战略。

1703988319

1703988320 [40]　也许正是由于政府管制的成本与收益的消长，才使得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建成了一个各方面监管体系高度复杂的国家。

1703988321

1703988322 [41]　1651年的《航海条例》禁止外国船舰在英国从事沿海贸易，并规定从欧洲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原属国船只运输。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也只能用英国或该殖民地的船只运送。1663年修订案则进一步规定所有殖民地对欧洲的货物出口必须从英国港口中转。直到1860年英国才废除了最后一丝重商主义时代的遗迹，垄断和关税被移除，移民和机器出口也得到了允许。

1703988323

1703988324 [42]　再想想埃及和乌克兰吧。民主在那些地方只引起了社会治理的崩溃，正是因为缺乏实施和固化这些机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

1703988325

1703988326 [43]　制度和游戏规则当然对塑造经济激励有重要的作用。但关键是它们往往是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内生性选择。国家工业化失败往往应归咎于错误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为实施这些战略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换言之，制度并不带来发展战略，但发展战略却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展现了1978年改革之后，新的重商主义制度是如何逐渐得以建立起来响应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失败则展现了“人民公社”中央计划体制是如何被建立来实现“大跃进”的超英赶美战略目标的。

1703988327

1703988328 [44]　2014年中国对乌干达提供了一笔新的贷款，用以修筑两个水电站（600MW的Karuma和188MW的Isimba dams）和一条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肯尼亚、南苏丹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西尼罗河地区的铁路。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乌干达总统Yoweri Museveni对此评论道：“当我与世界银行（的代表）接洽时总觉得有点尴尬。他们总在谈论结构调整一类的东西，但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连供电都没有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根据Museveni先生的说法，中国抓住了根本。中国在乌干达的基础设施投资受到欢迎，不仅仅因为其提供资金的能力，而且因为中国坚持不干预他国内政的主张。Museveni谴责了西方对乌干达同性恋权利施加干预的做法。“他们肯定不是认真的……他们在开玩笑。他们是混乱制造者。你不能把中产阶级价值观强加到前工业社会头上。你怎么强迫让农民拥有中产阶级价值观呢？他们还是农民。你怎样才能让他们拥抱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FT，October 21，2014，6：43 pm）

1703988329

1703988330 [45]　战后日本和德国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经济复苏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两个国家不仅在战前就已经在参与全球殖民和市场体系下完全（或接近于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它们的政府和企业家们对于在私有产权环境下的生产组织和市场创造也是经验丰富，游刃有余。战争摧毁了有形资产，但不会摧毁无形的组织性资产（organizational capital）。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半个世纪的中央计划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完全丧失了其市场创造和组织性资本。一旦建立了高度专业化和中央计划性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在短期内成为不可取代的。因为在缺乏政府介入和恰当发展战略的情况下，一个能够支撑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大市场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发酵和催生。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大市场，这些国家的工业管体系不可能运转。而这个工业体系一旦坍塌，整个国民经济就陷入瘫痪，比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经历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和难以自愈。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国家而言，最好的改革和发展战略可能正是中国在相同时期采纳的双轨制（见Lau，Qian，and Roland，2000，“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然而，只有在一个有远见、有耐心而又权力集中、行政高效的中央政府体制下，才能够抵抗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诱惑，成功推行双轨制。而这个稳健的发展战略很难在民主体制下被采纳。

1703988331

1703988332 [46]　我忍不住要引用经济史学家McCloskey对此的评论：“往小了说，Acemoglu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的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则是整个（理论）都是谬误。”（D. McCloskey，2010，p.322）首先，直到普遍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很长时间之后，普选权才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真正得到落实。具体地，各国实现普选的时间分别为：澳大利亚1962年，比利时1948年，加拿大1970年，法国1946年，德国1946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1952年，葡萄牙1970年，瑞士1971年，英国1928年，美国1965年。即使在这些国家实现正式民主之后，贿选和其他选举丑闻也屡见不鲜。其次，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及更早之前，产权保护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他们那时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今天的好多发展中国家。例如，英国圈地运动侵犯了原有土地的公共产权。土地先占权的确认对美国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却侵犯了原住民的产权。1868年宾州高级法院推翻了地主们要求洁净水源的权利，而支持了煤炭产业的发展。类似地，韩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土地改革也侵犯了原地主阶级的产权。“对经济发展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无差别地保护所有产权，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保护哪种产权。”（Ha-Joon Chang，2003，p.83）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业革命在私人财产过于安全的法国拖延了几十年：“在法国，有利可图的灌溉项目无法开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议会——可以践踏那些反对派地主们的权益，圈占他们的土地，或在他们的土地上建设煤矿和公路。”（Robert Allen，2009，p.5）最后，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同样的法律规则方面（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竞争法、遗产继承法、税法、土地法、知识产权法、金融审计与披露法等）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很不完善，即使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对于其中的很多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早期完成或接近完成各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对于一系列法律的严格实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参见Ha-Joon Change，2013，pp.71-123）

1703988333

1703988334

1703988335

1703988336

[ 上一页 ]  [ :1.7039882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