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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分析的对象是永联村，它曾经是中国东海岸长江流域最贫穷的村庄之一。[5]选择这个村庄基于以下原因：（1）典型性。尽管永联村的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永联村与整个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历程。这个村庄在1978-2000年约2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整个工业化进程。它依次经历了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在2000年进入“福利社会”阶段。（2）连续性。整个村庄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大型合作（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剧烈的创造性破坏，很多乡镇企业没有经历同样的持续性，而是以飞快的速率被替换。特别地，在中国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出现的企业多数不再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繁荣的村庄可能在90年代停滞、萧条了，在早期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可能成为了大城市规模化企业的农民工。但永联不一样，它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为没有改变原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现代企业城。尽管它的关键产业不是轻工（比如纺织）业，而是钢铁，永联的转变仍然是具有普遍性的。（3）超前性。因为这个村庄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中国经济平均水平的发展，它为中国接下来几十年的城镇化发展指明了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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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联，意味着“永久联合”，它位于中国东海岸长江口江苏省苏州市行政管辖区。[6]永联村于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期，在一场全国范围的土地开荒和围海造田运动中建立。在地方乡镇政府的帮助下，成千上万的农民集体合作，将沼泽地与季节性淹没的湿地通过排水转变为农田，用原始灌溉系统建立了永联村。土地围垦完成后，来自附近农村的255个家庭迁移并定居在这里，在1971年形成了这个有692人口的新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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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穷二白”“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说，围垦造田是一个巨大的投资项目与工程挑战。由于没有现代技术，围垦造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更加困难。在只有原始手工工具的情形下，这个项目要求数千农村家庭大规模协作努力才能完成。在经过半年紧锣密鼓的强体力劳动后（主要利用冬季农闲时），平均每天苦干9小时，农民们围垦开辟了1022亩土地（大约168英亩或67公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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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自然条件与频繁的洪灾使永联在改革前的7年短暂历史中极度贫困。永联村人均耕地只有1亩左右，而且土质很差。与之相比，在1980年中国其余地区人均耕地1.2亩，美国人均耕地大于12亩。在永联村，没有家庭拥有砖房，都是土坯茅草房。在某些困难时期，村民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且是没有任何新鲜蔬菜或肉类的稀饭。在丰年，可能在春节时吃一次猪肉。作为当地最贫穷、最小的村庄之一，永联村在1971—1978年，人均年收入只有60～70元。尽管那时水稻产量平稳增长，但是人口也按相近速度增长（约每年2.6%），由1971年的692人增长到1977年的809人。因此，人均收入几乎一直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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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共产主义的承诺，是毛泽东“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目标。然而，自1949年起，中国农村地区显著改变的并不是家庭经济收入，而是人口规模、预期寿命以及低技术灌溉系统和连接大队、公社和乡镇的地方道路网。每年农闲时期，社队和村镇政府便组织农民兴建道路、大坝、水电站、运河和其他基础设施。尽管这些设施的技术原始、质量低，它们却帮助改善了农村生产条件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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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付出这些巨大的社会协作努力，农民的私人生活水平在1949—1978年几乎没有提高，仍然是勒紧裤腰带种田，日无三分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说好的农业现代化在哪里？什么地方出错了？社会主义政府在使人们摆脱贫穷和马尔萨斯陷阱的巨大努力中，究竟缺少了什么？仅仅是制度经济学认为的腐败与政府既得利益吗？还是因为政府与精英阶层的“榨取”阻止了努力工作的农民摆脱贫困陷阱？或是缺少私有产权和保护它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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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详细的历史纪录、档案文件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对永联村民的访谈资料（新望，2004），以上的假说都不成立。首先，在1970年主动迁移到永联的农民是由政府补助的：移民获得约半年收入的补偿以支付迁移成本，以及相当于一年收入的其他形式的社会福利补贴，还有免费由生产队帮助建好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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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1970-1978年整个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低生产率与农田低产量，永联村各种公共建筑项目从当地银行获得了比其他村子更优惠的贷款，同时几乎所有村民获得了食品与其他补贴。因此，到1978年永联村欠下了六万元银行债务，大约是永联村人均年收入的1000倍，永联村年总产值的2倍。因此，永联村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补贴，而不是被课以重税或“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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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村干部或者由民主选举产生或者由上级政府指派，而且多为村民们推崇的榜样和优秀干部。村志或采访显示，自1970年起，大部分的永联村干部拥有工作能力，道德水平较高，擅长交流和做群众工作。尽管收入相同，这些干部还比其他任何村民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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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缺乏私有土地产权也不是永联村陷入贫困陷阱的必然原因。[9]这一章将会详细说明，永联村无法摆脱贫困陷阱是由中央政府一些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是缺乏市场要素（即，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基础的、竞争性的商业、生产与贸易）的结果。在中央计划经济环境下，在生产的目的不直接与市场需求挂钩的情况下，整个村庄和所有个体家庭缺乏必要的自由和责任做“风险自负”“盈亏自负”的经济决策，不会追求利润或把利润作为衡量生产力或效率的正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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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利润是衡量企业或社会合作效率的较为客观和“科学”的方式。虽然这个指标并不完美，因为利润可以通过非法或不道德的途径获得，并经常被价格波动和投机所扭曲。但是如果一个生产过程是不盈利的，应该可以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因为投入的成本超过了产出的价值。即使是公共产品，如果（恰当）测量的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生产也是无效率的。因此，如果生产决策从来不以利润或市场回报的测量为基础，就不可能清楚这项活动（比如养猪、围垦、修路）是否具有效率，无论其公益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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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及市场价格缺失时，包含高额固定成本的经济组织和投资项目很容易被误导，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这是苏联工业王国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崩塌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央计划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完全忽略了盈利能力，以供给决定需求的整个苏维埃式工业组织的国家体系几十年里都是亏损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即使在1949年后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工业基础，它的经济在1978年改革之前仍“处于崩溃边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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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没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按照当年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即便不崩溃，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大跃进运动”就是一个不计较利润和市场效率的典型经济灾难。毛泽东在1949—1976年许多激进的社会实验一再证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和面向需求的基层决策自由，大规模农村组织与合作单位是无法盈利和积累资金的。因为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对它的需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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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注意，市场不等于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也不等于激励。换句话说，公共产权也可以面向市场竞争，公有制也可以有激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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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大跃进”失败的思考和总结并没有结束。事实上至今也不见得形成了统一的看法。比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它是在公有制下农民消极怠工的结果，有的认为是由于大食堂随便吃造成浪费和地方政府谎报产量的结果，有的认为是过多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大跃进”中产生的人民公社和农村办工业的理想。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7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农村搞小型工厂对于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性。比如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五·七”指示里指出，要用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方式办工业、农业、军队和学校，要在农村保留一部分农村手工业和社队企业，但前提是：（1）必须集体搞，由所有村民集体所有；（2）直接为农业服务，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目的，而不是为赚钱或获取利润；（3）服从“就地”原则，反映当地比较优势与自然禀赋条件——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新望，2004，p.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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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尤其从197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乡镇（社队）企业的数量又开始在农村地区激增，从1970年的47 400家增长到1975年的77 400家，年均增长10%。同一时期，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很不幸，没有增加值数据）估计由67.6亿元增加到234亿元，在几乎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年均增长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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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长惊人，如前面提到的，在家庭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满足方面，农民的生活条件几乎没变。事实证明那些社队企业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一样，仍然是亏损的，或不盈利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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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市场利润为目标，以此作为衡量与淘汰的标准，许多社队工厂或者会迅速发展壮大，或者被淘汰，或者会随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调整所选择的产品类型和企业运营规模。那么就会形成蓬勃的产业生态圈。但是如果没有市场贸易，因为本村农民需求和外地及城市需求是两码事，不同村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就无法靠分工实现专业化，就会出现重复建设，只能在小范围内生产同种单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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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早期的集体劳动也被偷懒、磨洋工、缺乏个体创新与主动性所阻碍。但这些并非问题的本质，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里都是集体劳动，而且工人并不都持有公司股票。关键在于缺乏“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而是采纳“同工同酬”的“公平机制”，出力大小都一样。因为缺乏“私有”劳动时间，农民把业余时间、农作物生长季节的空闲时间与其他空闲季节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建立公共灌溉系统中。经过1950年以来20年的密集建造之后，已经完全达到了收益递减点。因此，农民的时间没有花在（甚至部分地花在）商业化副业生产与个人创收上。简单地说，农民（被迫）追求的仅仅是生产公共产品的集体目标，而不是生产“私有”产品的个人目标；因此也不会去利用农闲时间和剩余劳力去做任何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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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土地私有制是克服（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吗？私有产权表面看是一个有效补救（解决）方式，因为它被认为可以激励土地所有者创新，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但我们会看到，这些产权制度安排并不是永联成功的原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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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年末，全国范围的经济改革大潮波及了永联村。乡镇政府任命吴栋材，一位42岁具有创新精神的抗美援朝转业军人，担任永联村党支部书记。地方官员希望他能改变这个本县最穷的村庄。吴栋材后来被证明是这项任务的绝佳人选。在吴书记的领导下，永联村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最终成为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农村发展致富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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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联的历史性转变包含如下关键步骤：（1）农产品多样化与商业化；（2）通过乡镇企业实现原生工业化；（3）通过产业升级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4）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让所有村民进入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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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一节 农业多样化与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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