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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里，民主并非完全履行了它“民有、民治、民享”的诺言。所谓的“一人一票”原则在操作中往往变成了“一钱一票”。法律规则往往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律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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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在一两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美国频频发生，这听起来难道不像2014年8月9日发生在密苏里弗格森的布朗（Michael Brown）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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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是建立在法律健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理想化假设条件下的。如果在不具备这一理想的法治环境和支付其高昂成本的能力的情况下便承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一定会出现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的混乱社会和经济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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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S.E. Finer（1999，pp.1613 and pp.1623-1624），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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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出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行的“全球监控计划”其实不应使得任何人感到吃惊。因为正是工业革命以来国家政府积累起来的这种监控和科技实力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言论自由、人权、民主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有更大的选择性容忍能力和精准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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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个曾在香港殖民政府任要职的英国官员，John Walden（华乐庭），把英国政府企图在香港回归之前在香港推行民主的计划称为“巨大的阴谋”。据说他在198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如果我私下对英国这样一种突然的对于香港民主政治的热忱感到不可信的话，那是因为我过去从政三十年来，即从1951年到1981年，‘民主’一直是个肮脏的字眼。其实官员们相信在香港引入民主是摧毁香港经济和制造社会混乱的最迅速和有效的手段。”（原话为：“If I personally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in the sincerity of this sudden and unexpected official enthusiasm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it is because throughout the 30 years I was an official myself，from 1951 to 1981，‘democracy’ was a dirty word. Official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to Hong Kong would be the quickest and surest way to ruin Hong Kong’s economy and cre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参见“Hong Kong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Financial Times，October 14，2014，ft.com>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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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业化蕴含着（也即是说，带来了）国家能力这一事实不仅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世界得到体现，也展现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即使在21世纪，民主和人权仍然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之上，唯一一个可以在国际场合公开声称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导向和指南就是本国的国家利益的，正是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可能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以狭隘的本国利益来为其外交政策和行动辩护，“一个国家要么跟我们走，要么就是敌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和前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都曾这样说过。因此，正如晚清外事大臣李鸿章在19世纪面对西方殖民强权时曾悲哀表示的那样，“弱国无外交”。可以这样说，自从大航海时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最强大的驱动力就是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平民阶层的福利改善只是工业化的副产品。讽刺的是，工业化最终必须依靠国家能力建设才能实现，因为它涉及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协调合作，它所涉及和产生的大量的正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及社会福利，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将其内部化。30年前，当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中国还完全不能在他国国土上保护和撤离本国国民，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爆发后，中国是第一个出动飞机和军舰发动长途撤离行动的国家。因此，不仅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工业化也是。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试图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不以某种方式诉诸民族主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899年4月10日（美国此时正在崛起为全球力量和超级大国）所作的那篇著名演讲“艰辛的人生”。在那篇演讲中，罗斯福声称艰辛的人生不仅对个人有益，也对整个国家有益。但是，他却鼓吹美国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也是艰辛人生的延伸。另外一个例子是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对于民族主义和工业化（资本主义）关系的富有洞察的分析，可见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及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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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作为一个例子，虽然美国《独立宣言》声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国在宣言签署的200年后仍然没有完全执行这一宣言。1866年《国民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国民权利的法案。1968年4月4日，美国最著名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此时距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议会签署《独立宣言》已经过去了近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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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即使是发达国家希腊，尚不能通过投票建立一个有为的政府来解决其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问题，欠发达国家又如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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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阿拉伯之春”运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混乱的政治经济后果，可以作为一个新近的证据。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在10年之间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系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一个强大的政府并非工业化成功的充分条件，成功的工业化也必须依赖正确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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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也许正是由于政府管制的成本与收益的消长，才使得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建成了一个各方面监管体系高度复杂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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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651年的《航海条例》禁止外国船舰在英国从事沿海贸易，并规定从欧洲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原属国船只运输。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也只能用英国或该殖民地的船只运送。1663年修订案则进一步规定所有殖民地对欧洲的货物出口必须从英国港口中转。直到1860年英国才废除了最后一丝重商主义时代的遗迹，垄断和关税被移除，移民和机器出口也得到了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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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再想想埃及和乌克兰吧。民主在那些地方只引起了社会治理的崩溃，正是因为缺乏实施和固化这些机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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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制度和游戏规则当然对塑造经济激励有重要的作用。但关键是它们往往是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内生性选择。国家工业化失败往往应归咎于错误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为实施这些战略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换言之，制度并不带来发展战略，但发展战略却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展现了1978年改革之后，新的重商主义制度是如何逐渐得以建立起来响应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失败则展现了“人民公社”中央计划体制是如何被建立来实现“大跃进”的超英赶美战略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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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4年中国对乌干达提供了一笔新的贷款，用以修筑两个水电站（600MW的Karuma和188MW的Isimba dams）和一条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肯尼亚、南苏丹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西尼罗河地区的铁路。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乌干达总统Yoweri Museveni对此评论道：“当我与世界银行（的代表）接洽时总觉得有点尴尬。他们总在谈论结构调整一类的东西，但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连供电都没有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根据Museveni先生的说法，中国抓住了根本。中国在乌干达的基础设施投资受到欢迎，不仅仅因为其提供资金的能力，而且因为中国坚持不干预他国内政的主张。Museveni谴责了西方对乌干达同性恋权利施加干预的做法。“他们肯定不是认真的……他们在开玩笑。他们是混乱制造者。你不能把中产阶级价值观强加到前工业社会头上。你怎么强迫让农民拥有中产阶级价值观呢？他们还是农民。你怎样才能让他们拥抱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FT，October 21，2014，6：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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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战后日本和德国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经济复苏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两个国家不仅在战前就已经在参与全球殖民和市场体系下完全（或接近于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它们的政府和企业家们对于在私有产权环境下的生产组织和市场创造也是经验丰富，游刃有余。战争摧毁了有形资产，但不会摧毁无形的组织性资产（organizational capital）。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半个世纪的中央计划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完全丧失了其市场创造和组织性资本。一旦建立了高度专业化和中央计划性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在短期内成为不可取代的。因为在缺乏政府介入和恰当发展战略的情况下，一个能够支撑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大市场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发酵和催生。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大市场，这些国家的工业管体系不可能运转。而这个工业体系一旦坍塌，整个国民经济就陷入瘫痪，比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经历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和难以自愈。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国家而言，最好的改革和发展战略可能正是中国在相同时期采纳的双轨制（见Lau，Qian，and Roland，2000，“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然而，只有在一个有远见、有耐心而又权力集中、行政高效的中央政府体制下，才能够抵抗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诱惑，成功推行双轨制。而这个稳健的发展战略很难在民主体制下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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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我忍不住要引用经济史学家McCloskey对此的评论：“往小了说，Acemoglu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的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则是整个（理论）都是谬误。”（D. McCloskey，2010，p.322）首先，直到普遍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很长时间之后，普选权才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真正得到落实。具体地，各国实现普选的时间分别为：澳大利亚1962年，比利时1948年，加拿大1970年，法国1946年，德国1946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1952年，葡萄牙1970年，瑞士1971年，英国1928年，美国1965年。即使在这些国家实现正式民主之后，贿选和其他选举丑闻也屡见不鲜。其次，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及更早之前，产权保护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他们那时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今天的好多发展中国家。例如，英国圈地运动侵犯了原有土地的公共产权。土地先占权的确认对美国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却侵犯了原住民的产权。1868年宾州高级法院推翻了地主们要求洁净水源的权利，而支持了煤炭产业的发展。类似地，韩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土地改革也侵犯了原地主阶级的产权。“对经济发展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无差别地保护所有产权，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保护哪种产权。”（Ha-Joon Chang，2003，p.83）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业革命在私人财产过于安全的法国拖延了几十年：“在法国，有利可图的灌溉项目无法开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议会——可以践踏那些反对派地主们的权益，圈占他们的土地，或在他们的土地上建设煤矿和公路。”（Robert Allen，2009，p.5）最后，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同样的法律规则方面（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竞争法、遗产继承法、税法、土地法、知识产权法、金融审计与披露法等）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很不完善，即使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对于其中的很多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早期完成或接近完成各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对于一系列法律的严格实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参见Ha-Joon Change，2013，pp.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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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六章 案例分析：贫困村如何成为现代化钢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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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一个特别的村庄市场发育案例来说明中国经济转型中体现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升级原理，以及乡村工业发育是如何赖以在政府创造的社会信任基础上和大市场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在阐述细节之前，值得再次强调“胚胎发育”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特有制度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几个一般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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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对于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意义，等同于16～18世纪英国原始工业化对于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特别地，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无论在中国、英国或其他国家）是激活后续工业革命，使分散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过渡的关键一步。这一阶段对克服落后农业国在实现工业化时必须面临的两个最基本困难是绝对必要的，即：（1）克服粮食安全的诅咒与马尔萨斯陷阱；（2）克服构建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规模化企业所面临的高昂社会协作（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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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尽管现代中国与16～18世纪英国在政治体制上存在明显差异，两个经济体都需要原始工业化阶段来执行几项重要功能：（1）通过刺激以商业（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与原始农业分工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利用率（例如，充分利用周末、晚上和农闲季节，还有妇女和儿童从事适宜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由此提高农民收入而同时保障粮食安全。（2）它使农民得到训练，转化为组织起来的原始工业化劳动力，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准备好“后备军”（在中国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农民工”大军）。（3）它为即将在全国采用的工厂系统创造并深化市场（包括草根阶层或普通大众的购买力和小商品流通渠道）。（4）它大大降低了草根大众进入制造业（即建立企业）的金融与技术门槛，因为农村就地建厂可以获取廉价土地、避免劳动迁移成本、利用原始机械工具降低投资成本，从而大大促进原始资本积累。（5）它利用每个乡村的地方资源比较优势，促进基于区域专业化的国内、国际贸易，拓展国内外市场。（6）它为发明或进口更先进的技术设备积累宝贵的市场经验、信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储蓄和外汇储备）。（7）它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政府税收。（8）基于“干中学”和“创造性破坏”的原理，它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培养了企业家、工程师和其他熟练劳动力，还有草根大众组织工业和开辟市场的能力。（9）总之，原始工业化阶段为形成和深化全国统一市场、商业流通系统、供应链和产业集群创造条件，从而为迎接全国性规模化生产时代，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助跑并做好起飞准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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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的原始工业化远比当年英国的原始工业化迅猛得多，主要由于在邓小平改革之前，毛泽东执政时期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显著水平的社区精神、合作化意愿、社会信任、集体自治和组织能力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供水、发电、修路等），以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即实行商品交换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爆发。因此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农民已经非常熟悉如何自我组织与从事社区合作，如何成立企业和建立工厂，从而很容易在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迅速摆脱小农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制造业生产活动，迅速利用市场条件转变成组织起来的、初具规模的、跨越家庭的、集体投资与分配的乡镇企业。而这个“组织化”（“细胞分裂”）过程在英国花了200多年。[2]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在农村地区和全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积累起来的巨大的自组织能力和社会信任（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包括公社社员相互间和政府与农民相互间的社会信任，辽阔中国大地上全国范围的原始工业化和远距离贸易不会迅速发生（想想当年欧洲在私人武装和国家军队保护下的“武装贸易”，和新中国成立前随时随地可见的土匪抢劫和农民的人人自危）。这种“社会组织与信任”资本建立在公共（集体）所有制度上，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医疗与教育，地方灌溉系统与道路网络等公共品供给，以及形成集中而高度自治的村（队）级、乡（社）级、镇级政府行政网络（或地方行政能力）。它还起到维持社会稳定、保护人身安全和农民基本权利、控制个人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的巨大作用。农村信用社和以超越家庭圈和邻村亲缘关系为基础的联合生产（集体出工、集体分配）正是对这种集体合作精神的体现和训练。这些“社会资源”和组织化生产的“软要素”都是建立现代企业和公司所必需的，然而也恰好是在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十分稀缺的（读者只需想想非洲贫穷农村的状况，甚至拉美贫穷地区和当今美国黑人社区的状况，那里人人自危，缺乏起码的社会信任和社会秩序，无法积累个人储蓄，何谈组织起来形成企业！）。事实上，尽管晚清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具备完善的土地私有产权与土地契约买卖市场，有效的社会信任与社区精神的缺失（以及国家能力的缺失）正是这两个时代无法在中国辽阔大地上全面开启全国性乡村原始工业化的关键原因。而没有原始工业化，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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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邓小平的卓越领导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发现了“有序市场”的重要性，并为推进从计划经济向“有序市场”经济的转型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工业化特别依赖于政府的能力（所谓国家能力）去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以独立民族国家的形式和资格进入国际市场（包括成品与原材料市场），同时确保金融和社会稳定，避免让市场的破坏性力量（比如国内外有组织的商业欺诈、金融欺诈和寡头垄断）阻碍中国有序的市场化进程。其实当年大英帝国的工业化（以及所有成功国家的工业化），何尝不是如此。[3]中国政府在克服各种国内和国际政治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挑战与中国幅员辽阔、贫穷、国际孤立以及从明末清初以来就长期缺乏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一个愿意和中央政府合作的强大爱国商人阶层相关。[4]事实上，在1978年改革后，许多第一代乡镇企业家来自于社队基层干部（而不是像英国工业化时期那样来自大商人阶层）。这种从社队和乡镇地方政府官员到企业组织者和企业家的发展也是我们案例分析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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