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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尤其从197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乡镇（社队）企业的数量又开始在农村地区激增，从1970年的47 400家增长到1975年的77 400家，年均增长10%。同一时期，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很不幸，没有增加值数据）估计由67.6亿元增加到234亿元，在几乎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年均增长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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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长惊人，如前面提到的，在家庭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满足方面，农民的生活条件几乎没变。事实证明那些社队企业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一样，仍然是亏损的，或不盈利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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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市场利润为目标，以此作为衡量与淘汰的标准，许多社队工厂或者会迅速发展壮大，或者被淘汰，或者会随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调整所选择的产品类型和企业运营规模。那么就会形成蓬勃的产业生态圈。但是如果没有市场贸易，因为本村农民需求和外地及城市需求是两码事，不同村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就无法靠分工实现专业化，就会出现重复建设，只能在小范围内生产同种单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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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早期的集体劳动也被偷懒、磨洋工、缺乏个体创新与主动性所阻碍。但这些并非问题的本质，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里都是集体劳动，而且工人并不都持有公司股票。关键在于缺乏“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而是采纳“同工同酬”的“公平机制”，出力大小都一样。因为缺乏“私有”劳动时间，农民把业余时间、农作物生长季节的空闲时间与其他空闲季节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建立公共灌溉系统中。经过1950年以来20年的密集建造之后，已经完全达到了收益递减点。因此，农民的时间没有花在（甚至部分地花在）商业化副业生产与个人创收上。简单地说，农民（被迫）追求的仅仅是生产公共产品的集体目标，而不是生产“私有”产品的个人目标；因此也不会去利用农闲时间和剩余劳力去做任何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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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土地私有制是克服（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吗？私有产权表面看是一个有效补救（解决）方式，因为它被认为可以激励土地所有者创新，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但我们会看到，这些产权制度安排并不是永联成功的原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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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年末，全国范围的经济改革大潮波及了永联村。乡镇政府任命吴栋材，一位42岁具有创新精神的抗美援朝转业军人，担任永联村党支部书记。地方官员希望他能改变这个本县最穷的村庄。吴栋材后来被证明是这项任务的绝佳人选。在吴书记的领导下，永联村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最终成为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农村发展致富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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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联的历史性转变包含如下关键步骤：（1）农产品多样化与商业化；（2）通过乡镇企业实现原生工业化；（3）通过产业升级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4）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让所有村民进入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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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一节 农业多样化与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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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言，受地理位置影响，永联村土地稀缺、质量差，而且频繁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威胁。然而，因为永联村靠水，村民们决定把一些围圩造田来的土地转变为鱼塘。由于需求高，鱼在当地市场十分畅销。同时，鱼成为补充村民简单饮食的高蛋白来源。此外，不像猪或牛，鱼繁殖周期短（一年内成熟），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求255个移民家庭的集体决策和大量有组织的劳动，吴栋材书记成功说服了整个村子冒险把80亩（约13英亩或0.5公顷）洼地改为了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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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望（2004）的记载，吴栋材亲自带领300位村民开展整个项目：于1979年晚冬在深泥里工作了整整60天，使用的大多是原始工具，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这项渔业投资非常成功。初始投资是来自当地社区银行的5000元贷款（用来购买鱼苗），以及每个村民家庭贡献的集体劳动和土地。在第一年年末，鱼的销售额不仅足够偿还初始贷款，还有一笔600元的利润。在1980年，他们又增加了3个鱼塘，收获了1000公斤鱼，销售额达到20 000元，净利润8000元。其中，6000多元作为红利分给了村民（“股东”）们。此外，永联村的每个家庭获得了2.5公斤鲜鱼，以补充低蛋白的饮食。很快，渔业成为永联村的大买卖，并成为其他投资的关键资金来源。永联村民终于有希望逃脱马尔萨斯陷阱与粮食安全诅咒，看到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现金红利收入由1978年的68元，上升到1979年的98元，1980年的119元和1981年的126元，在最初四年平均每年增长16%。全村总的生产性利润由1977年的区区700元，上升到1978年的1800元，1979年的5600元，1980年的35 800元和1981年的42 300元，年均增长57%。大多数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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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更快的增长与革命性改变发生在永联。但在我们继续讲述永联村的故事之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这样一个看似自然的、基于具体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如低洼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渔业生产专业化决策，仍然要求深层次的社区合作精神、政府的政策与融资支持，还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些因素是中国农村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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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清朝与民国时期，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任何普通个体农民家庭都无法独自获得这样显著的进展。靠家庭有限的资金、土地和劳动资源建设、经营80亩鱼塘（相当于80个村民的土地总和，并在来年扩大了四倍）以及用5000元（相当于80户人家一年总收入）购买鱼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获得外部资金与专业知识的支持。在16～18世纪的英国以及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商人阶层与银行家提供资金与企业家精神，在外包加工制下，基于商人提供的信贷、原材料与农民提供的劳动进行投资，并由商人提供营销渠道和承担经营失败风险。从而使农民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最低（导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永联村这个案例中，吴栋材与其他村领导承担了将成百上千个农民家庭组织起来的责任；当地国有社区银行提供贷款并承担资金回收风险。因此，与英国、荷兰类似，融资与企业家精神在永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金与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大为不同。政府的基金和社队领导的企业家精神使永联村实现了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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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不存在，永联村的这个投资决定可能威胁整个村民的粮食安全。鱼并不是村民饮食的完全替代品；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交换，而不是自身消费。由于大量劳动力与耕地由粮食生产转投到渔业生产中，如果失败，许多家庭可能挨饿。因此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渔业投资的粮食安全风险由全体村民家庭分担，不至于使投资个体倾家荡产。第二，这项投资依赖于一个极大的和安全的鱼市的存在，以保障销售的成功或是降低产品卖不出去和被抢劫偷盗欺诈的风险。因此，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或至少区域内）整个城乡商业贸易的推广，永联村不可能获得最初的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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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社区银行提供的5000元初始贷款，不可能在私有产权制度下通过集中80户以上村民家庭的储蓄获得，除非金融银行业已经相当发达（想想目前非洲农村和印度农村的情景就可知道，这在中国20世纪70～80年代不可能）。此外，由于永联村没有任何抵押品，这项没有担保的贷款是有风险的。基于社区银行对吴栋材个人声誉的信任与政府的扶贫政策，永联村才能获得这项贷款。有商业头脑的商业银行可能不会这样做，更可能把稀有资金投向城市的房地产或股市或黄金或流向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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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集体土地所有制显著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从而不仅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而且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村民不必私人购买土地或与多个土地所有者签订合同。因此，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企业产权不仅不必要，还可能妨碍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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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提醒一下，关键的因素（甚至比政府直接支持企业更重要）是“有序市场”的建立。在“有序市场”上，村民们先购买鱼卵或鱼苗作为投资，再销售成熟后的肥鱼。分散孤立的农户和村庄，在没有安全的公路和水路连接，战乱、欺诈、偷盗和抢劫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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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创业努力，永联村积极进行农作物多样化种植，建立乡村小工厂。基于地理比较优势的农作物多样化和基于市场的种植计划与商业交换大大提高了永联村的土地效率与收入。这种席卷中国农村的革命性过程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使中国的食品短缺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终结，为中国在此后十年中的产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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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毛泽东时期也强调农村多搞副业和多种经营，但是由于没有市场交换来支撑产业分工和规模效应，这种多种经营对提高农村收入效果不佳。比如在1978年邓小平改革之前，永联村尝试过很多方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比如搞乡村工厂和农产品多样化。但这些方法并不以市场利润为目标，不允许通过把剩余产品送去外地交换来赚钱。例如，自1973年起，永联村建立了生产各种轻工业产品的小厂来满足当地村民的需要，如土布厂、羊毛衫厂、草编厂、手套厂、方钉厂等。但这些都不盈利，最后都基本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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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8世纪，英国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农业生产力变革（如，作物多样化、商业化养殖、从维持生计型农业转向商业化的专业农业和毛纺生产，把土地转化为围栏养羊牧场，实行土地流转、土地排水和开垦，形成原始基础设施与国家毛纺市场）。[18]但英国农业革命经过数世纪才完成。它极大地促进了圈地运动的发生（使之成为可能），使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一度是公共地）为少数人所有，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力。这种全国性土地改造由全国对羊毛作为纺织业基本原材料的需求快速上升所催化和推动，并受到富有商人和大地主资助。因此，那些商人和地主是农业革命与土地转化（圈地运动）的直接受益者，而普通农民并不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个革命性过程与1688年光荣革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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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通过乡镇企业实现原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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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农业革命开始解决永联的贫困问题并提高农民的收入。特别是，农业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在包括永联在内的整个中国农村创造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和城镇地区并没有做好吸纳这些天量剩余劳动力的准备。吸纳天量剩余劳动力需要首先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工厂，从事面向大众市场的大规模销售。因此，对于永联而言下一个关键步骤是通过就地建立自己的原始工业来充分雇用当地现有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这些工业只能获得原始的生产技术和十分有限的“自融”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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