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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永联村所处的南丰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一直贫穷，土地占有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比如家住南丰的大地主兼当地县长王坤山一人就有2000余亩，张渐陆、杨仁柯各有1000余亩（新望，2004，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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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实上，与苏联相比，毛泽东给予中国基层大得多的决策自由，甚至允许集体所有制实行单独经济核算，和主张让农村大队的收益分配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决定。但是他即便在“大跃进”失败后仍坚决反对“自由市场”和“商品交换”的存在。而恰好这一点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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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比如在美国的很多企业，员工并不拥有企业，甚至不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所有的技术创新和科研发明归企业所有），但是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这在军队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军队是国家的，也不上（股）市，但士兵不因为不拥有军队（比如自己所在师团的股票）就缺乏激励和斗志。所以，把私有产权、市场、激励混为一谈是个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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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市场商品交换原则）。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第一次公开说农民可以办工业。“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即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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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张毅和张颂颂（2001），《中国乡镇企业简史》，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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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注意，这些社队企业并非资金或资本密集型的，也不是用来大炼钢铁的，而是简陋和劳动密集型的，用来生产满足村里基本生活需求产品的，因此是符合中国农村“比较优势”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缺失”，在于生产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其管理自然不精、规模效应（利用率）自然不达、产品选择自然不准、劳动积极性自然不高、“优胜劣汰”试错原则自然不灵。因而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前的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规模可能更大而已（而且重复建设和剩余产能很严重，因为缺乏统一市场）。这种生产方式的利润本来就薄，如果不以大市场为背景、靠薄利多销为手段，很难赚到具有实际意义的钱并以此进行原始积累。因此，当时乡镇企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应该主要是投入增长拉动的，而不是增加值增长或利润提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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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朝（1644—1911年）与民国时期（1911—1949年）都有私人产权（包括私有土地所有权和可转让的土地合同），但农民仍然很穷。一方面，作为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无法自发组织起来修建足够的灌溉系统，以抵御自然灾害；因此，他们的劳动也没有效率，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怜悯和老天爷的眷顾。他们只能在干旱时祈雨，在洪灾时祷告天晴，在地震、疾病时磕头跪拜，祈求神灵的保佑和仁慈。总之，几千年来，尽管拥有私有产权，中国农民一直逃脱不掉洪水、干旱、饥饿、逃荒、要饭，还有地主剥削和高利贷的厄运。参见第五章第二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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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16～18世纪的法国比同时代的英国拥有更好的私有土地产权，因而大大延缓了法国的工业革命。参见Robert Allen（2009），Ha-Joon Chang（2003），Gregory Clark（2007），Deirdre McCloskey（2010），and Kenneth Pomeranz（2001），among man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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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必要再次引用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来回敬某些一味强调私有产权和民主制度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绝对前提和首要条件的制度经济学家：“像分散在广袤无边的苏格兰高地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每一农夫都必须在家庭中自己充当既是屠夫和面包师，又是酿酒师的角色。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我们甚至不能指望在20英里范围内发现一个专业的锁匠和木匠。这些相距至少8～10英里远的家庭必须学会很多种琐碎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一点的城市是由专职师傅提供的……在这样分散的地区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又能用什么方式保障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像墨西哥这样的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虽然是中国目前的好几倍，但是长期被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误导，国内色情、暴力、毒品泛滥，黑社会猖獗，工业化长期停滞不前。政客无能为力，因为西方经济学能够开出的工业化药方墨西哥都试过了，还拥有一大批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回国从政。类似地，据统计，阿根廷人是在美国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最为出色的外国人群体，他们占据了美国几乎所有排名前20的顶尖经济系教职（终身正教授）。而这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调控能力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之一。这个“成就”，德国人没有做到，日本人没有做到，中国人更（幸亏）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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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长距离商业交换受到政府引领的道路和内陆航道扩张的帮助。从1500年至1700年，英格兰的道路运输能力提高了3倍到4倍。例如，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Agricultural_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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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注意，其他的村办企业或在城市里的国有工厂也生产这些消费品，但在毛泽东时代，很少能提供这样的商品，人们也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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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1985年，中国有1222万个乡镇企业，江苏省有很多村庄在收入水平和增长上类似于永联村。它们彻底结束了计划经济下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假设平均每个企业雇用8～10个农民，那就是1亿左右的农村工业劳动大军！毛泽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希望见到的就是这种情景和规模。可惜方法错了，一个是用供给决定需求，一个是用需求决定供给，结果就是天壤之别。“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画卷，没有在“大跃进”中实现，但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几年后就实现了。而毛泽东急于看到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璧，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宏图更是要等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高铁时代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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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由于利益冲突，他拥有第二职业实际上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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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近代史上为实现工业化而努力过的有名人士的思想和简要传记，包括魏源，冯桂芬，慈禧，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等，参见Schell and Delury（2013），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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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七章 结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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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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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落后或工业化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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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物质富裕的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从而使昂贵的工业品变得廉价，使分散低效的劳动变得有组织和高效。但是，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安全、可靠、有序的统一市场。没有这样一个大市场，高度组织起来的企业就远不如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有效率和具有竞争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大工业存在的基础和对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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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建立“统一、安全、可靠、有序”的大市场以及相应的（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工业组织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因此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各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社会投资。因此，在一种极为根本性的意义上，“自由”市场本身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种昂贵的公共品，而且是所有生产交换活动最基本的公共品。这一公共品的基石便是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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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基本的社会信任，不仅信贷和合同不可能出现，甚至物物交换也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大部分贷款（特别是大宗贷款）也是采取抵押贷款的形式。但可抵押资产只有在开启工业化进程后才能持续增长。所有的市场交易手段，包括一切与运输、信息、交流、交换、管理、协商、组织、收付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活动，都需要基于社会信任，而且永远伴随着欺诈、阴谋、风险和不确定性。所有基于信任的交换手段和交换媒介（比如货币）都只是市场这一基本公共品的要素和属性，因此，都需要起码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甚至信仰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危机通常是信心和信任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信贷叫信用。由于提供市场这一最基本公共品和建立社会信任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作成本，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并不是民主或现代高科技企业，而是市场的创造者。[1]因而，从最根本和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个市场创造者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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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自由市场从来不是免费提供的，更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创造（和参与）的固定成本就越高。因此即使已经拥有了民主、法律规则、私人产权制度和订立合同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安全、可靠、有序”的大规模统一市场，在自由放任环境下并不会自动产生和运作。正因为存在“市场创造”所需的巨大社会成本和缺乏这个关键公共品的创造者，尽管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我们今天仍然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贫困和无力实现工业化的沮丧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些国家不断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改革浪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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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恰好是建立在英国政府不择手段的全球市场开拓基础上的。在文艺复兴后欧洲列强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的几百年间，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是由其国家军事力量支持和背书的，而且是靠跨国贸易中巨大的离岸和到岸价格差与垄断暴利来激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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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只有组织起来才有能力竞争，而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更好地组织起来。企业也是如此。比如，对于当年为荷兰全球市场开拓立下汗马功劳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彭慕兰说道：“16～17世纪的荷兰对亚洲的武装贸易，与对新世界的征服、占有和武装贸易一样，……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现代企业——比以往任何组织都更为现代。”（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2000，p.192）换句话说，具备复杂组织结构的大企业之所以出现，不是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因为市场交易成本上升了，因而需要把交易环节和成本内部化；而是因为市场变大了，变得更加“平坦”从而更适合于通过“大军团”作战而赢得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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