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8610
1703988611
社会组织在市场竞争与军事战争中的作用类似。马克思注意到：“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小农经济适合在山地（小市场）生存，工业经济适合在平原（大市场）竞争。[3]这比诺贝尔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Ronald Coase）关于企业组织的理论要深刻得多。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因而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下降得很快。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比如资金和技术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见前面第二章第三节和第三章第一节的论述）。[4]
1703988612
1703988613
非洲的贫穷，当今拉美国家的增长乏力，和中国清朝末年的衰败和民国时期的四分五裂很相似，都是源于国家能力的缺失和不懂得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芝加哥学派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吹捧的“包容性制度和民主”只不过再一次为这些本已在战后觉醒的独立民族国家打了一剂强力催眠针。埃及“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就是又一实例。[5]
1703988614
1703988615
规模性统一市场的好处（收益）大部分是社会性的，而其创建成本却主要是私人性的。因此，历史上“自然”的统一市场的形成（发酵）过程非常漫长。即便这样一个过程，也通常都是由强大的政府和国家意志去组织商人阶层在民族主义精神激励下通过集体行动和强大国家军事能力来完成的。[6]在大航海时代和美洲发现几百年之后，英国和欧洲才在18世纪完成了大规模市场创造的历史任务，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开拓与政治制度无关；世界市场的开拓，却与重商主义国家政策和国与国的激烈竞争息息相关。[7]
1703988616
1703988617
被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讴歌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只是这一漫长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和结果。它对一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并无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意义。它并没有如制度经济学派所想象和吹嘘的那样使英国的产权制度更加完善，或使得私人财产获得更多保护。[8]它不过是体现了英国政商强强结合的愿望，使得商人和地主阶级在议会上获得了更多权力，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王室的一切商业和国际贸易政策更能反映和保护商人阶级在海内外掠夺的利益。毕竟，他们才是大英帝国重商主义政策下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和主要纳税人，供养着英国军队使得其能够与其他欧洲列强进行一系列无休止的殖民地争夺战争。这意味着“中央集权在1688年之前只是偶尔可得，但在此之后就是永远可得了”。[9]它不过再一次说明，正如“威尼斯、热那亚、吕贝克、汉堡和荷兰共和国在这之前的长期经验所反复表明的那样，一个国家如何能通过向其臣民和外国投资者可靠地偿还债务来变得强大……一个能可靠借贷的议会君主制国家就意味着有能力干预欧洲大陆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平衡”。（D. McCloskey，2010，p.314）
1703988618
1703988619
换句话说，光荣革命并未改变英国长期坚持的重商主义传统和国策，也没有使得英国政府更加“包容”（像Acemoglu和Robinson所意指的那样与平民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说它改变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使得政府在干预国家经济方面变得更专制和强权了。例如，光荣革命后，议会开始大幅提高税率。而且，出于保护本国纺织产业的目的，对进口施加了更严格的管制和禁令。1700年，英国禁止进口质量更好的印度棉织品（白棉布），从实质上起到了保护本国脆弱的棉纺工业的作用。[10]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规定：在英国穿亚洲丝绸和棉布都是违法的。为了进一步保护英国的毛纺织工业，1721年的《印花棉布法案》规定“1722年12月25日之后，在大英帝国的任何人因任何原因穿戴任何进口染色棉纺布料都是违法的”。（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p.197-202）但是，当英国政府意识到棉纺织工业对于贸易和国家兴旺的重大意义之后，它又改变限制，并在1736年通过了《曼彻斯特法案》。《曼彻斯特法案》对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式大规模生产都至关重要。作为另一个例子，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通过的各种《航海条例》，并没有因光荣革命而有丝毫削弱，甚至没有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口号的冲击，仍然沿用了近两百年之久。这些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全球贸易垄断地位，禁止外国船只向英国及其殖民地输入制造业成品。
1703988620
1703988621
总而言之，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并没有如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North）和他的学生们Acemoglu和Robinson所想象的那样变得更“安全和有效”，它垄断的市场并没有对国外竞争者变得更加自由，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对劳动人民变得更加包容。但是，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政策下连续不断的、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的原始工业化和国内外市场培育，让英国变得更加富裕、强大和富于技术创新。而英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什么关系，却与它拼力为国内制造业打造和开辟的全球统一大市场息息相关。[11]
1703988622
1703988623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精辟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 Beckert，2014，p.xv）[12]
1703988624
1703988625
中国今天的发展经验却向全世界表明了大国经济发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另一条道路，它可以使得西方几百年漫长的掠夺性的市场创造过程大大缩短和加速。这依靠的是各级政府（包括乡镇政府）作为市场的积极创造者，以替代缺失的数量庞大的基于垄断利润的跨国商人阶级的全球武装贸易。这一道路与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200多年前的英国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道路遵循相同的工业化程序和逻辑，但不需要重复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当年发迹史上血腥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13]
1703988626
1703988627
1703988628
1703988629
1703988631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市场创造的顺序和逻辑
1703988632
1703988633
这些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或许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型和理论来概括。这个理论也许可以被称为“新阶段论”（New Stage Theory，NST），或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mbryonic Development Theory，EDT）。NST（或EDT）与李斯特（1841）、马克思（1867）和罗斯托（1960）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密切相关，也与其他学派的发展理论紧密相连，如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14]、进口替代理论和大推进理论（见Paul Rosenstein-Rodan in 1943，and Kevin M. Murphy，Andrei Schleifer，and Robert W. Vishny in 1989）。[15]
1703988634
1703988635
NST（EDT）认为“重商主义”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由简到繁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工业化成败是最为关键的。
1703988636
1703988637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而且历史上往往是被建立来实现或执行国家发展政策和战略的工具，是用来巩固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化保障。[16]
1703988638
1703988639
NST认为市场创造者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市场缺失是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并强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是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核心要素，以及政府在提供这些核心要素和克服“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方面的核心作用。[17]
1703988640
1703988641
NST强调工业化必须按顺序经历几个主要且独特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缺失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问题。因而，发展问题并不能通过一次性“供给侧”的“大推进”，即依靠外国资金或技术援助、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方案，或“供给方”投资浪潮来获得解决（如大炼钢铁）。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许多轮自下而上、用市场“需求”来驱动和创造“供给”、按次序进行的“产业升级”，这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公共商人”作用很重要。这里面包含的最基本经济学原理，是“供给不能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相反，只有先创造市场，供给才能应运而生。[18]
1703988642
1703988643
换句话说，因为大工业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的有机体系，它需要依赖一个巨大市场和其规模效应来维持利润和克服工业组织、固定投资、技术引进和创新所带来的天量成本。但是如此巨大的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这个顺序符合林毅夫讲的“供给方”（企业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原则，但是更加强调“需求方”的“市场创造”原则。[19]
1703988644
1703988645
如果工业是一个复杂有机体，那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有机体按顺序展开的“胚胎发育”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原始”积累来创造市场并获得融资。换句话说，有序的胚胎发育过程需要经历多个不同的组织演化和结构转型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与新的、更新层次的市场规模相联系，与新的、更大的、更迂回的工业结构相符合。而这种“发育”过程需要靠之前阶段积累的市场和技术来创新，靠其积累的储蓄来融资。这一发展过程的核心是，通过需求方的推动和供给方的反馈，在几个阶段之间，逐渐建立规模化生产、规模化销售、规模化供应链和工业集群，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并建成一个能自我反馈的良性循环体系（比如用原始工业化进一步刺激农村商业化，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吸收农村原始工业化后挤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用基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重工业反哺轻工业和农业，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以及所有生产工具的量化生产）。这一过程依次克服了粮食安全诅咒、马尔萨斯陷阱、工业体系缺失或比例失调、幼稚产业生长、中等收入陷阱、竞争力缺乏、由实体经济缺乏导致的金融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屡见不鲜的问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工业结构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迂回，资本越来越密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要素的大范围流动性日益加强。由于巨大的市场规模大大减低了规模化生产所面临的巨大固定生产成本在平均生产成本中的份额，所有的工业“器官”和“零部件”的“细胞”都变得越来越可廉价替换和可再生，最终逼近“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社会化大生产，从而进入福利社会。
1703988646
1703988647
特别地，为了赶上和发展成为像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那样的现代工业经济体，一个分散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原始农业国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育”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20]、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还可加上“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化的福利社会阶段）。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则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它的强大来自其工业体系供给可再生的有形资产的能力，并非因为它们能印制钞票或发行债务（毕竟这些金融资产背后都以实际资产为支撑，否则就要像阿根廷和希腊一样陷入债务危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国家能力和政府大推进，因为成功登上每一个更高阶段都需要高屋建瓴、集体努力、公共融资和相应社会结构变革（使其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这超过了单一个体或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能力。但底层第一个阶段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因为每一个更高阶段的经济和产业规模及其运作结构（不单是抽象的劳动—资本比）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所创造的市场规模、营销网络和制造业技术积累之上。以学习数学作一个比喻：一个人没有学过代数就很难理解微积分，而不先学会扳手指头数数和四则运算便不能理解代数。关键是，个体学习数学的过程与人类整体发明创造数学的历程惊人的一致，只不过速度更快。就如婴儿的胚胎发育重复整个生物进化的关键过程和环节但速度更快一样。同理，中国的工业革命也重复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环节，只不过是以更迅猛的速度进行。如果违背数学发展的规律学习数学，或违背生物进化的结构进行试管婴儿的胚胎发育或细胞分裂，必然造成“畸形”和“发育不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化也一样。[21]这就是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里讲的“类”（比如物种）的历史发展和“个体”发展的逻辑关系，称之为历史逻辑学。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神秘的基于“绝对精神”和“抽象概念”的辩证逻辑颠倒过来，从最简单原始的社会性生产活动开始，用人类的基于物质利益驱动的集体创造活动来重新解释历史，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2]
1703988648
1703988649
工业化的每一个阶段或许还可细分为三个时期：激活（起跑）期、起飞期和完成期。每一个阶段的完成期也构成下一个阶段的激活期。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三个时期分别是：（1）以初步劳动分工、农产品商业化和手工制造品远距离贸易为基础的，以原始积累为特征的原始工业化阶段；（2）以世界市场为依托、进一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大量使用机器的劳动密集型的流水作业式的规模化大生产（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以几亿件T恤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阶段）；（3）以满足规模化大市场需求和交换为驱动力的包括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工业“三位一体”体系的建立。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期的旗舰产业是规模纺织业，而完成期（同时又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助跑期或激活期）的旗舰产业则是以能源（煤炭或石油）、运输（铁路或公路或航运）以及引擎动力（蒸汽机或内燃机）构成的三大“工具”产业。[23]
1703988650
1703988651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第三期）同样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激活时期（第一期）。在以轻工业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为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对机器、能源、动力、运输以及中间材料比如钢铁和水泥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很自然地呼唤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手段和媒介（即生产工具、原料和中间品）为特征，比如对机械产品、电力、矿石、水泥、钢铁、化学制剂、卡车、轮船和发动机等进行规模化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即起飞时期）的标志就是引擎和重型机械（也包括精密仪器）的机械化生产。这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赖以实现的生产手段本身（机器）的全面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阶段的一些旗舰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基础能源、运输网络产业（激活期），动力系统尤其是引擎发动机和重型机械与精密机械批量制造（起飞期，中国目前处于这一阶段），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技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智能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物流业（完成期）。
1703988652
1703988653
只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时期），当用于规模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和手段本身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能够实现且有利可图时，加上对化学和农业生物技术的巨大投入成为可能时，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和现代化才成为可能，原始的小农生产方式才能完全结束。因此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的诅咒这一自古以来就盘桓在人类社会的阴霾。[24]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人类的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自我反馈和“封闭”的良性循环系统，从最终消费品到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本身都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从而实现了真正稳定的自我反馈的工业体系，为进入福利社会（公平切分蛋糕以及人的尊严获取和自我实现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25]
1703988654
1703988655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它使得生产工具（而不仅仅是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彻底保障了所有消费品和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缺失，或没有使其顺利完成。而无法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除了与缺乏持续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意志有关外，还与采用错误的发展战略有关，因而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发育不全，以至于既无“财”力也无“内需”动力来有效支撑以工业“三位一体”（即能源、动力机械、通信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1703988656
1703988657
典型的已进入中等收入但增长乏力的国家包括拉美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能力规模化生产日用消费品，也具备一些现代重工业，但是不仅基础设施落后，而且重工业不成体系或无法嵌入全球产业链，因而长期属于亏损状态，缺乏全球竞争力。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轻工业也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因为早熟的农业现代化和金融开放，再加上民主选举导致的社会过早福利化，使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早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从而无法再利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来获得所需外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需要长期依赖金融手段（外债或政府赤字）来维持其重工业的运转和福利社会所需的巨大社会开支，因而频频爆发债务危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增长“陷阱”。这可以说是“胚胎发育”理论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主义的解释。
1703988658
1703988659
注意，不仅传统服务业，而且现代服务业的多数部门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由于服务产品（比如贷款服务、饮食服务、看病服务、教学服务，等等）的异质性很强，外部性（externality）很高，因而很难完全靠规模化生产方式和市场力量来解决服务业的供给不足问题。而且服务业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金融、医疗、药品和教育领域。因此，服务业不仅其市场失灵比制造业和农业严重得多，而且由于很难完全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实现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因此很难成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相反，服务业主要是工业革命的服务者和受益者，其技术创新（比如信息传播、医疗仪器、新药研发）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通信、精密仪器、化工等）。正因为服务业的这些特点，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对劳动力投入缺乏规模效应这一特点也使得服务业成为农业和制造业完成产业升级之后吸收社会剩余劳动的最大蓄水池。所以经济转型中对这个行业中关键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要慎之又慎。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医疗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公费（或公立）的，而非自费（或私立）的这个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明显矛盾的现象，因为福利经济学的定理不适合于这些“市场频频失灵”的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药品（包括包装食品）和教育（甚至房地产）是政府监管、干涉最严厉的部门，而且政府不仅动用烦琐规章条例而且往往是直接对这领域的“市场”价格（比如利率、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垄断价格、医药费和学费甚至房价）进行干涉的（比如靠货币政策、专利政策、公费医疗、教育补贴和提供大量廉租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果盲目听从自由主义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偏颇和狭隘的理论，迷信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擅长的“黑板上的经济学”，误以为政府退出并让市场力量横行就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就会自食其恶果。[26]
[
上一页 ]
[ :1.703988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