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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注意，其他的村办企业或在城市里的国有工厂也生产这些消费品，但在毛泽东时代，很少能提供这样的商品，人们也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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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1985年，中国有1222万个乡镇企业，江苏省有很多村庄在收入水平和增长上类似于永联村。它们彻底结束了计划经济下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假设平均每个企业雇用8～10个农民，那就是1亿左右的农村工业劳动大军！毛泽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希望见到的就是这种情景和规模。可惜方法错了，一个是用供给决定需求，一个是用需求决定供给，结果就是天壤之别。“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画卷，没有在“大跃进”中实现，但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几年后就实现了。而毛泽东急于看到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璧，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宏图更是要等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高铁时代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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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由于利益冲突，他拥有第二职业实际上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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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近代史上为实现工业化而努力过的有名人士的思想和简要传记，包括魏源，冯桂芬，慈禧，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等，参见Schell and Delury（2013），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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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七章 结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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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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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落后或工业化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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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物质富裕的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从而使昂贵的工业品变得廉价，使分散低效的劳动变得有组织和高效。但是，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安全、可靠、有序的统一市场。没有这样一个大市场，高度组织起来的企业就远不如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有效率和具有竞争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大工业存在的基础和对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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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建立“统一、安全、可靠、有序”的大市场以及相应的（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工业组织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因此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各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社会投资。因此，在一种极为根本性的意义上，“自由”市场本身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种昂贵的公共品，而且是所有生产交换活动最基本的公共品。这一公共品的基石便是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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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基本的社会信任，不仅信贷和合同不可能出现，甚至物物交换也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大部分贷款（特别是大宗贷款）也是采取抵押贷款的形式。但可抵押资产只有在开启工业化进程后才能持续增长。所有的市场交易手段，包括一切与运输、信息、交流、交换、管理、协商、组织、收付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活动，都需要基于社会信任，而且永远伴随着欺诈、阴谋、风险和不确定性。所有基于信任的交换手段和交换媒介（比如货币）都只是市场这一基本公共品的要素和属性，因此，都需要起码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甚至信仰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危机通常是信心和信任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信贷叫信用。由于提供市场这一最基本公共品和建立社会信任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作成本，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并不是民主或现代高科技企业，而是市场的创造者。[1]因而，从最根本和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个市场创造者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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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自由市场从来不是免费提供的，更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创造（和参与）的固定成本就越高。因此即使已经拥有了民主、法律规则、私人产权制度和订立合同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安全、可靠、有序”的大规模统一市场，在自由放任环境下并不会自动产生和运作。正因为存在“市场创造”所需的巨大社会成本和缺乏这个关键公共品的创造者，尽管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我们今天仍然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贫困和无力实现工业化的沮丧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些国家不断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改革浪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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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恰好是建立在英国政府不择手段的全球市场开拓基础上的。在文艺复兴后欧洲列强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的几百年间，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是由其国家军事力量支持和背书的，而且是靠跨国贸易中巨大的离岸和到岸价格差与垄断暴利来激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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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只有组织起来才有能力竞争，而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更好地组织起来。企业也是如此。比如，对于当年为荷兰全球市场开拓立下汗马功劳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彭慕兰说道：“16～17世纪的荷兰对亚洲的武装贸易，与对新世界的征服、占有和武装贸易一样，……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现代企业——比以往任何组织都更为现代。”（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2000，p.192）换句话说，具备复杂组织结构的大企业之所以出现，不是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因为市场交易成本上升了，因而需要把交易环节和成本内部化；而是因为市场变大了，变得更加“平坦”从而更适合于通过“大军团”作战而赢得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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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在市场竞争与军事战争中的作用类似。马克思注意到：“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小农经济适合在山地（小市场）生存，工业经济适合在平原（大市场）竞争。[3]这比诺贝尔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Ronald Coase）关于企业组织的理论要深刻得多。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因而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下降得很快。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比如资金和技术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见前面第二章第三节和第三章第一节的论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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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贫穷，当今拉美国家的增长乏力，和中国清朝末年的衰败和民国时期的四分五裂很相似，都是源于国家能力的缺失和不懂得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芝加哥学派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吹捧的“包容性制度和民主”只不过再一次为这些本已在战后觉醒的独立民族国家打了一剂强力催眠针。埃及“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就是又一实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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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性统一市场的好处（收益）大部分是社会性的，而其创建成本却主要是私人性的。因此，历史上“自然”的统一市场的形成（发酵）过程非常漫长。即便这样一个过程，也通常都是由强大的政府和国家意志去组织商人阶层在民族主义精神激励下通过集体行动和强大国家军事能力来完成的。[6]在大航海时代和美洲发现几百年之后，英国和欧洲才在18世纪完成了大规模市场创造的历史任务，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开拓与政治制度无关；世界市场的开拓，却与重商主义国家政策和国与国的激烈竞争息息相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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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讴歌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只是这一漫长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和结果。它对一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并无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意义。它并没有如制度经济学派所想象和吹嘘的那样使英国的产权制度更加完善，或使得私人财产获得更多保护。[8]它不过是体现了英国政商强强结合的愿望，使得商人和地主阶级在议会上获得了更多权力，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王室的一切商业和国际贸易政策更能反映和保护商人阶级在海内外掠夺的利益。毕竟，他们才是大英帝国重商主义政策下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和主要纳税人，供养着英国军队使得其能够与其他欧洲列强进行一系列无休止的殖民地争夺战争。这意味着“中央集权在1688年之前只是偶尔可得，但在此之后就是永远可得了”。[9]它不过再一次说明，正如“威尼斯、热那亚、吕贝克、汉堡和荷兰共和国在这之前的长期经验所反复表明的那样，一个国家如何能通过向其臣民和外国投资者可靠地偿还债务来变得强大……一个能可靠借贷的议会君主制国家就意味着有能力干预欧洲大陆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平衡”。（D. McCloskey，2010，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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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光荣革命并未改变英国长期坚持的重商主义传统和国策，也没有使得英国政府更加“包容”（像Acemoglu和Robinson所意指的那样与平民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说它改变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使得政府在干预国家经济方面变得更专制和强权了。例如，光荣革命后，议会开始大幅提高税率。而且，出于保护本国纺织产业的目的，对进口施加了更严格的管制和禁令。1700年，英国禁止进口质量更好的印度棉织品（白棉布），从实质上起到了保护本国脆弱的棉纺工业的作用。[10]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规定：在英国穿亚洲丝绸和棉布都是违法的。为了进一步保护英国的毛纺织工业，1721年的《印花棉布法案》规定“1722年12月25日之后，在大英帝国的任何人因任何原因穿戴任何进口染色棉纺布料都是违法的”。（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p.197-202）但是，当英国政府意识到棉纺织工业对于贸易和国家兴旺的重大意义之后，它又改变限制，并在1736年通过了《曼彻斯特法案》。《曼彻斯特法案》对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式大规模生产都至关重要。作为另一个例子，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通过的各种《航海条例》，并没有因光荣革命而有丝毫削弱，甚至没有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口号的冲击，仍然沿用了近两百年之久。这些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全球贸易垄断地位，禁止外国船只向英国及其殖民地输入制造业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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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并没有如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North）和他的学生们Acemoglu和Robinson所想象的那样变得更“安全和有效”，它垄断的市场并没有对国外竞争者变得更加自由，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对劳动人民变得更加包容。但是，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政策下连续不断的、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的原始工业化和国内外市场培育，让英国变得更加富裕、强大和富于技术创新。而英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什么关系，却与它拼力为国内制造业打造和开辟的全球统一大市场息息相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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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精辟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 Beckert，2014，p.x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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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发展经验却向全世界表明了大国经济发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另一条道路，它可以使得西方几百年漫长的掠夺性的市场创造过程大大缩短和加速。这依靠的是各级政府（包括乡镇政府）作为市场的积极创造者，以替代缺失的数量庞大的基于垄断利润的跨国商人阶级的全球武装贸易。这一道路与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200多年前的英国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道路遵循相同的工业化程序和逻辑，但不需要重复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当年发迹史上血腥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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