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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吴栋材多次改革该厂的管理体系并与工人和管理人员尝试了数种不同的薪酬安排和合同形式。这样的薪酬安排将绩效直接与工资和奖金挂钩，并规定了明确的奖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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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持续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永钢集团利用其在市场上的良好信誉以及及时偿还贷款的优势，与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若干重要的关系，甚至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国有原材料供应商之一成为了永联的股东和合资企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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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并以此创造稳定增长的销售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吴栋材选择了村里和公司里最有才华的人担任销售代表，并把他们派往全国各地以创造市场和培育市场信誉。永钢集团也依靠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来宣传其产品。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举办很多展览和产品竞赛，以帮助宣传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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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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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章小结，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不管私有产权多么发达，保护它的法律多么严明，政治选举制度多么民主，由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一穷二白”的农民，或城市富有的商人，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山区去组织和建立企业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这不仅是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缺乏和社会协作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正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降低了中国广大农村组建乡村企业的社会协作成本。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没有错而且居功至伟。错在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因此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的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繁荣（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后来这个错误由邓小平及时纠正。他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开始在中国大地燎原，以铺天盖地之势终于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工业革命，证明邓小平的伟大。但是殊不知这茫茫原野上等待燃烧的“离离原上草”是毛泽东铺垫的，火却最终是邓小平亲手点燃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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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使得中国农民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变得极为顺利，因为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在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从而可以负担更多的小孩，而且由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得十分迅猛，而妇女又还没有完全走出家庭进入工业社会（这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甚至基本结束才有可能），因此农村家庭十分愿意靠多生多育来急剧提高家庭总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始（1979年）就果断地预见性地采纳了一胎政策，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年底（一胎政策正式结束年），少增加了至少6亿，使得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土地、就业和社会治安压力大为减少。比如英国人口提速是在1800年前后，特别地，在1801年为1100万，1831年为2400万，1871年为3150万。所以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总人口刚开始是每20年翻一番，后来递减为每30年增加50%左右。美国与英国类似，在1790年到1860年的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平均每十年增长35%；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1860—1910年），平均每十年增长25%；接下来增长速度减为每十年15%（1910—1970年），最后为每十年增长11%（1970—现在）。因此如果不搞计划生育，按照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如果在1980年为10亿人，那么到2010年就应该是20亿，2050年为30亿。按照美国的速度，中国如果在1980年为10亿，那么1990年应该为13.5亿，2000年应该为18.2亿，2010年应该为23亿。这个人口压力是中国的国情无法承受的。当然这个人口政策有副作用，就是人口提前老龄化。但是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因为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属于夕阳产业（虽然对解决就业仍然重要），但已经不是中国的主打技术产业。因此只要能够在未来10～15年或15～20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福利社会，中国就会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需要子女来供养父母和老人，而是靠社会。而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靠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以人口提前老龄化给中国的压力，不外是从2016年开始，需要加速实现制造业的完全机械化、智能化，加速投入工业机器人的生产。这个挑战比起至少多出6亿～7亿的贫困人口来说，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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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远不能忘记，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因此中国的原始工业化时期严格讲可以从全国土地改革时期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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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反面教材，读者可以参见《世纪大拍卖》（Sales of The Century）一书中记录的苏联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这个工业大国是如何在政府退出（不作为）的情况下被无情、原始、贪婪的市场力量所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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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早期英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时期，政府如何依赖和打造一大批爱国商人阶层的历史，可参见Greenfeld（199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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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永联村的成功故事一直以来都备受中国国家新闻媒体关注、报道并被写在很多书里。本书中的素材主要参考新望（2004），《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永联村记事（197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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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是一个面积小但人口密集的省份，北靠山东，西接安徽，南邻上海、浙江，东临黄海，海岸线长620英里。永联村位于长江流经的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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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亩是0.165英亩，1英亩约等于0.4公顷。在海滩、河滩围垦造田涉及很多技术环节。比如在永联，“围圩一般经过勘测、箍埂、筑堤、兴修圩内水利和道路等几道程序。勘测有目测、仪器测量两种。一般滩高3～4米即可。太低属嫩滩，太高则阻塞水道，造成内涝；箍埂是筑外堤；主体工程是筑大堤，挑土垒高，夯打结实，‘摇钎’铺草皮。堤高7～7.5米，顶宽4米，底宽24米，内坡1∶2，外坡1∶3，断面土方约56立方米；圩内水利有挂脚沟，大圩有中心河，宽4～5米。引、排水设置木、石涵洞；圩内道路筑有住宅中心路、机耕路、宽3米，人行道1米。”（新望，2004，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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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如永联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商茂坤，也是永联村建设的筹集人和组建人，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所有村民尊重。即便年纪大了退休之后，他也几乎每天下田劳动或找些公益事情做做（新望，2002，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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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永联村所处的南丰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一直贫穷，土地占有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比如家住南丰的大地主兼当地县长王坤山一人就有2000余亩，张渐陆、杨仁柯各有1000余亩（新望，2004，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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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实上，与苏联相比，毛泽东给予中国基层大得多的决策自由，甚至允许集体所有制实行单独经济核算，和主张让农村大队的收益分配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决定。但是他即便在“大跃进”失败后仍坚决反对“自由市场”和“商品交换”的存在。而恰好这一点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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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比如在美国的很多企业，员工并不拥有企业，甚至不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所有的技术创新和科研发明归企业所有），但是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这在军队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军队是国家的，也不上（股）市，但士兵不因为不拥有军队（比如自己所在师团的股票）就缺乏激励和斗志。所以，把私有产权、市场、激励混为一谈是个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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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市场商品交换原则）。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第一次公开说农民可以办工业。“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即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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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张毅和张颂颂（2001），《中国乡镇企业简史》，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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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注意，这些社队企业并非资金或资本密集型的，也不是用来大炼钢铁的，而是简陋和劳动密集型的，用来生产满足村里基本生活需求产品的，因此是符合中国农村“比较优势”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缺失”，在于生产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其管理自然不精、规模效应（利用率）自然不达、产品选择自然不准、劳动积极性自然不高、“优胜劣汰”试错原则自然不灵。因而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前的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规模可能更大而已（而且重复建设和剩余产能很严重，因为缺乏统一市场）。这种生产方式的利润本来就薄，如果不以大市场为背景、靠薄利多销为手段，很难赚到具有实际意义的钱并以此进行原始积累。因此，当时乡镇企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应该主要是投入增长拉动的，而不是增加值增长或利润提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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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朝（1644—1911年）与民国时期（1911—1949年）都有私人产权（包括私有土地所有权和可转让的土地合同），但农民仍然很穷。一方面，作为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无法自发组织起来修建足够的灌溉系统，以抵御自然灾害；因此，他们的劳动也没有效率，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怜悯和老天爷的眷顾。他们只能在干旱时祈雨，在洪灾时祷告天晴，在地震、疾病时磕头跪拜，祈求神灵的保佑和仁慈。总之，几千年来，尽管拥有私有产权，中国农民一直逃脱不掉洪水、干旱、饥饿、逃荒、要饭，还有地主剥削和高利贷的厄运。参见第五章第二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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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16～18世纪的法国比同时代的英国拥有更好的私有土地产权，因而大大延缓了法国的工业革命。参见Robert Allen（2009），Ha-Joon Chang（2003），Gregory Clark（2007），Deirdre McCloskey（2010），and Kenneth Pomeranz（2001），among man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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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必要再次引用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来回敬某些一味强调私有产权和民主制度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绝对前提和首要条件的制度经济学家：“像分散在广袤无边的苏格兰高地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每一农夫都必须在家庭中自己充当既是屠夫和面包师，又是酿酒师的角色。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我们甚至不能指望在20英里范围内发现一个专业的锁匠和木匠。这些相距至少8～10英里远的家庭必须学会很多种琐碎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一点的城市是由专职师傅提供的……在这样分散的地区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又能用什么方式保障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像墨西哥这样的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虽然是中国目前的好几倍，但是长期被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误导，国内色情、暴力、毒品泛滥，黑社会猖獗，工业化长期停滞不前。政客无能为力，因为西方经济学能够开出的工业化药方墨西哥都试过了，还拥有一大批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回国从政。类似地，据统计，阿根廷人是在美国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最为出色的外国人群体，他们占据了美国几乎所有排名前20的顶尖经济系教职（终身正教授）。而这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调控能力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之一。这个“成就”，德国人没有做到，日本人没有做到，中国人更（幸亏）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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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长距离商业交换受到政府引领的道路和内陆航道扩张的帮助。从1500年至1700年，英格兰的道路运输能力提高了3倍到4倍。例如，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Agricultural_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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