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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厂只用了不到4个月就建成并投入运营。永联村民通过选拔成为厂里的工人，而机器是从附近的国有钢铁厂购买的二手轧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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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立刻实现盈利，截至运营第一年的年底积累了10万元的利润。第二年该厂的总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净利润156万元——年增长率156%。这最初的成功令村民震惊，并很快全县闻名。在1985年，永联被列为整个苏州地区最富有的十大村庄之一，整个苏州地区有数千个村庄。回想对比一下，在1978年，永联还是该地区最穷的村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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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钢铁厂的成功和销量的快速增长，它在3年里——1984—1985年，1985—1986年，以及1986—1987年——从一条生产线扩大到3条生产线。然而，即使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1987年，吴栋材将该工厂进一步扩张和升级，在全国钢铁市场上与中国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竞争。吴栋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长期的经济扩张和繁荣期，因此对钢材的需求将继续增长。他预计中国的繁荣和高速增长将持续至少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于是，他决定实施下一步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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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展战略是要超越较小的项目，瞄准做大做强。这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设法改革和重组中国的国有企业时所采取的是同样的战略，即“抓大放小”。吴栋材说服了其他村干部和工厂管理团队停止了所有其他村办企业（近20家）的运营，把所有的资源（资金与人力）分配到钢铁生产上。这个想法遭到了来自村民的巨大阻力，村民们认为整合成一家单一的企业是一个冒险的想法，尤其是其他企业还在继续盈利，工厂的多样性提供了稳健的风险管理。吴栋材坚持他的前瞻性战略，他的目标是，使这个村庄里的农村工业实现“下一次大跃进”，并演变成拥有尖端技术的现代大规模生产企业。市场结构正在如此迅速地变化，对高品质钢材的需求在增加。最终，村民们同意了，他们信任吴栋材的商业直觉和领导才能，他们认识到吴栋材的商业意识和领导能力是这个村庄迄今为止取得的非凡成功背后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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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永联村出售或关闭其他现有的工厂，其中包括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玉石珠宝饰品厂，并投资120万元建立了一条新的高品质螺纹钢生产线。一年以后，吴栋材的管理团队成功实施了扩张并继续满足不断飞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该工厂的净利润飙升至650万元。1992年，其净利润达到2500万元，在短短4年又增长了4倍。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螺纹钢产品的种类也增加了。1994年至1995年间，永钢集团对新的生产线和螺纹钢产品投资1亿元。因此，从1992年至1995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5亿元。1996年，该公司又投资3500万元升级旧的生产线，这将永钢集团在全国螺纹钢市场的市场份额提高到1/15；到1998年，其全国市场份额达到1/8。该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螺纹钢生产商之一，拥有若干项行业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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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吴栋材被中国中央电视台提名为十大村官之一。1997年，永钢集团在中国最大的村办企业中位居第39名。1998年，永钢集团的自有品牌产品之一——“联峰”牌螺纹钢——被列为江苏省最佳品牌，并从国家冶金工业部获得金杯奖。在2001年，由于永钢集团的高品质和在市场上的良好信誉，该公司获得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产品质量免检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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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2年年底，永钢集团有2900名员工，产能超过200万吨，销售收入人民币53.4亿元。它在长江下游拥有一个吞吐能力为30万吨的航运码头。该公司的固定资产由1984年的30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21亿元，在18年中增长了约7000倍，年均增速为每年64%。在2007年，其销售额达到2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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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壮观的扩张和增长中，永联村还合并了附近几个（相对贫困）村庄，所以它的总人口从1977年的809人（1971年建村时为692人）增加到2006年的92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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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永钢集团一直是永联村集体所有的企业，因此它为村里的福利项目和公共设施提供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回报。截至2002年，永联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体系、养老院、公园、诊所和医院、电影院、旅馆、花园式社区居住区（补贴住房），等等。所有的村民和工厂工人加入了一个慷慨的养老金体系，村里提供财产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贴。此外，村里实施了一项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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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螺纹钢这一主要建筑材料需求激增的刺激下，永钢集团实现了从原始产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和崛起。高需求吸引数量庞大的企业进入市场，导致了极度激烈的竞争。永联并非是同一地区第一个从事钢铁生产的村庄。在张家港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30家村办钢铁企业，其中两家位于永联所属的南丰镇。在1988年南丰镇有24个村，13 000户，44万农民和大约40家村办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其他的30家钢铁厂都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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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秘密是什么？这些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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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良好的市场调研。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决定建立螺纹钢厂的时候，吴栋材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到城里去评估和感受螺纹钢的市场需求。吴栋材的市场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随着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将有一个长期的建筑业的繁荣。因此，对于诸如螺纹钢等基础的建筑材料的市场需求将是巨大的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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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招聘。吴栋材本人还在孩提时代，就在一家工匠作坊学过打铁，因此他对钢铁制造业有直觉和兴趣。他亲自面试和招聘了所有的螺纹钢工程师并善待他们，非常尊重他们。最重要的是，他自学了螺纹钢制造的所有程序并通过边做边学来不断更新他的知识，尽管作为一位首席执行官他没有必要在生产第一线上工作。他总是亲自参与应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并与其他工程师和工人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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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人的纪律。吴栋材对工人的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工厂属于村子，但是在管理和财务账目方面工厂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村民要成为工人必须经过申请和筛选。任何违反工厂规定的工人不问缘由，立即被解雇，包括吴栋材的亲属在内。事实上，吴栋材解雇了他的一些亲属。所有的工人都必须严格遵循工厂的规定并接受各自的岗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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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改进技术。大部分的螺纹钢生产技术不是通过进口，而是在大型钢铁公司的专家和工程师的协助下自主设计和自主建造的。这样做不仅避免了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进口设备，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还避免了依靠外国公司提供必要的零件和未来昂贵的服务。吴栋材一直坚持采取自主设计和自主建造的策略，使设备充分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并且便于自我维修和自我改进。这一策略被证明不仅为永联村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并提供宝贵的“干中学”的技术创新的平台和优势。这就是永钢集团能够超越国外炼钢技术，自创优质品牌——“联峰”牌螺纹钢的原因，它被列为江苏省最佳品牌，并从国家冶金工业部获得金杯奖。大多工业技术创新最初都基于微小的变动和改进。但是，当设备是自我设计和自建时，这种小的变动和改进就会变得特别容易。因此，通过边做边学，永钢集团后来掌握了生产技术，能够百分之百地设计其自己的螺纹钢生产线和设备并生产高品质和高信誉的名牌产品。该厂还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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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吴栋材多次改革该厂的管理体系并与工人和管理人员尝试了数种不同的薪酬安排和合同形式。这样的薪酬安排将绩效直接与工资和奖金挂钩，并规定了明确的奖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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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持续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永钢集团利用其在市场上的良好信誉以及及时偿还贷款的优势，与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若干重要的关系，甚至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国有原材料供应商之一成为了永联的股东和合资企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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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并以此创造稳定增长的销售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吴栋材选择了村里和公司里最有才华的人担任销售代表，并把他们派往全国各地以创造市场和培育市场信誉。永钢集团也依靠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来宣传其产品。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举办很多展览和产品竞赛，以帮助宣传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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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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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章小结，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不管私有产权多么发达，保护它的法律多么严明，政治选举制度多么民主，由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一穷二白”的农民，或城市富有的商人，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山区去组织和建立企业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这不仅是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缺乏和社会协作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正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降低了中国广大农村组建乡村企业的社会协作成本。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没有错而且居功至伟。错在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因此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的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繁荣（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后来这个错误由邓小平及时纠正。他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开始在中国大地燎原，以铺天盖地之势终于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工业革命，证明邓小平的伟大。但是殊不知这茫茫原野上等待燃烧的“离离原上草”是毛泽东铺垫的，火却最终是邓小平亲手点燃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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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使得中国农民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变得极为顺利，因为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在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从而可以负担更多的小孩，而且由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得十分迅猛，而妇女又还没有完全走出家庭进入工业社会（这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甚至基本结束才有可能），因此农村家庭十分愿意靠多生多育来急剧提高家庭总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始（1979年）就果断地预见性地采纳了一胎政策，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年底（一胎政策正式结束年），少增加了至少6亿，使得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土地、就业和社会治安压力大为减少。比如英国人口提速是在1800年前后，特别地，在1801年为1100万，1831年为2400万，1871年为3150万。所以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总人口刚开始是每20年翻一番，后来递减为每30年增加50%左右。美国与英国类似，在1790年到1860年的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平均每十年增长35%；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1860—1910年），平均每十年增长25%；接下来增长速度减为每十年15%（1910—1970年），最后为每十年增长11%（1970—现在）。因此如果不搞计划生育，按照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如果在1980年为10亿人，那么到2010年就应该是20亿，2050年为30亿。按照美国的速度，中国如果在1980年为10亿，那么1990年应该为13.5亿，2000年应该为18.2亿，2010年应该为23亿。这个人口压力是中国的国情无法承受的。当然这个人口政策有副作用，就是人口提前老龄化。但是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因为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属于夕阳产业（虽然对解决就业仍然重要），但已经不是中国的主打技术产业。因此只要能够在未来10～15年或15～20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福利社会，中国就会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需要子女来供养父母和老人，而是靠社会。而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靠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以人口提前老龄化给中国的压力，不外是从2016年开始，需要加速实现制造业的完全机械化、智能化，加速投入工业机器人的生产。这个挑战比起至少多出6亿～7亿的贫困人口来说，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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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远不能忘记，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因此中国的原始工业化时期严格讲可以从全国土地改革时期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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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反面教材，读者可以参见《世纪大拍卖》（Sales of The Century）一书中记录的苏联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这个工业大国是如何在政府退出（不作为）的情况下被无情、原始、贪婪的市场力量所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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