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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第三期）同样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激活时期（第一期）。在以轻工业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为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对机器、能源、动力、运输以及中间材料比如钢铁和水泥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很自然地呼唤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手段和媒介（即生产工具、原料和中间品）为特征，比如对机械产品、电力、矿石、水泥、钢铁、化学制剂、卡车、轮船和发动机等进行规模化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即起飞时期）的标志就是引擎和重型机械（也包括精密仪器）的机械化生产。这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赖以实现的生产手段本身（机器）的全面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阶段的一些旗舰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基础能源、运输网络产业（激活期），动力系统尤其是引擎发动机和重型机械与精密机械批量制造（起飞期，中国目前处于这一阶段），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技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智能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物流业（完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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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时期），当用于规模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和手段本身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能够实现且有利可图时，加上对化学和农业生物技术的巨大投入成为可能时，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和现代化才成为可能，原始的小农生产方式才能完全结束。因此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的诅咒这一自古以来就盘桓在人类社会的阴霾。[24]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人类的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自我反馈和“封闭”的良性循环系统，从最终消费品到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本身都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从而实现了真正稳定的自我反馈的工业体系，为进入福利社会（公平切分蛋糕以及人的尊严获取和自我实现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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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它使得生产工具（而不仅仅是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彻底保障了所有消费品和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缺失，或没有使其顺利完成。而无法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除了与缺乏持续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意志有关外，还与采用错误的发展战略有关，因而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发育不全，以至于既无“财”力也无“内需”动力来有效支撑以工业“三位一体”（即能源、动力机械、通信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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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已进入中等收入但增长乏力的国家包括拉美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能力规模化生产日用消费品，也具备一些现代重工业，但是不仅基础设施落后，而且重工业不成体系或无法嵌入全球产业链，因而长期属于亏损状态，缺乏全球竞争力。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轻工业也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因为早熟的农业现代化和金融开放，再加上民主选举导致的社会过早福利化，使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早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从而无法再利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来获得所需外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需要长期依赖金融手段（外债或政府赤字）来维持其重工业的运转和福利社会所需的巨大社会开支，因而频频爆发债务危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增长“陷阱”。这可以说是“胚胎发育”理论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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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仅传统服务业，而且现代服务业的多数部门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由于服务产品（比如贷款服务、饮食服务、看病服务、教学服务，等等）的异质性很强，外部性（externality）很高，因而很难完全靠规模化生产方式和市场力量来解决服务业的供给不足问题。而且服务业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金融、医疗、药品和教育领域。因此，服务业不仅其市场失灵比制造业和农业严重得多，而且由于很难完全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实现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因此很难成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相反，服务业主要是工业革命的服务者和受益者，其技术创新（比如信息传播、医疗仪器、新药研发）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通信、精密仪器、化工等）。正因为服务业的这些特点，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对劳动力投入缺乏规模效应这一特点也使得服务业成为农业和制造业完成产业升级之后吸收社会剩余劳动的最大蓄水池。所以经济转型中对这个行业中关键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要慎之又慎。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医疗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公费（或公立）的，而非自费（或私立）的这个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明显矛盾的现象，因为福利经济学的定理不适合于这些“市场频频失灵”的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药品（包括包装食品）和教育（甚至房地产）是政府监管、干涉最严厉的部门，而且政府不仅动用烦琐规章条例而且往往是直接对这领域的“市场”价格（比如利率、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垄断价格、医药费和学费甚至房价）进行干涉的（比如靠货币政策、专利政策、公费医疗、教育补贴和提供大量廉租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果盲目听从自由主义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偏颇和狭隘的理论，迷信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擅长的“黑板上的经济学”，误以为政府退出并让市场力量横行就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就会自食其恶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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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的阶段理论不同，NST并不认同一次性、一劳永逸的供给侧“大推进”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决定论（即发展的前一个阶段必然导致自动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能成为一个“陷阱”或“均衡”，都需要政府或社会各阶层共同协调下的市场开拓、公共产品投资和产业升级来提升。最基本的“公共品”是什么？就是安全、有序的“市场”和“交易平台”。这背后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其保障是国家能力、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管。[27]而所谓法律制度是在这些基础上随着专业化和产业的升级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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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工业化年谱划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激活时期为17世纪初到18世纪60年代（1600—1760年），起飞时期为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1760—1830年），完成时期为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1830—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对应时期则分别为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1830—1860年，激活期）[28]，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1860—1890年，起飞期，也正是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1890—1920年，完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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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相应的年代划分大致为：18世纪初到19世纪20年代（原始工业化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阶段），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时期），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铁路和钢铁产业繁荣，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作为上升力量得到欧洲瞩目）[29]，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的头1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汽车产业繁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超级大国，金融业勃兴），20世纪的头10年到20世纪40年代（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农业机械化，金融业迅速壮大，启动福利国家和后工业化时代），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全面进入福利国家，激活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完成福利国家建设，信息技术飞速发展），21世纪初到21世纪30年代（完成信息技术阶段和第三次工业革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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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还处在这一历程的中段，其年代划分大致为：1978—1988年（或1949—198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激活期），1988—199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期，成为全球纺织业中心和重镇），1998—200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激活期，成为全球轻工业消费品制造的世界工厂，并通过煤炭、钢铁和基础设施“三位一体”繁荣激活第二次工业革命）[31]，2008—201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最大出口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比如汽车、轮船、高铁，开启金融业的繁荣和人民币国际化，在多个科技前沿点引爆能源、信息、通信、计算、动力、材料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并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激活期）[32]，2018—2028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农业机械化、城镇现代化，在能源、信息、通信、计算、动力、材料等方面全面引爆科技革命，金融业全面繁荣[33]，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中人民币取得支配地位，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起飞，成为世界金融中心[34]，同时进入以成熟医疗和健康产业为特征的福利时代），2028—2038年（成为重工业技术的世界领袖，在信息技术上赶上美国），2038—2048年（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实质性工业技术和主要基础科学方面全面超越美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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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无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当年的英国、美国、日本，不同行业、领域和地区的产业升级不可能“一二三、齐步走”，而是各个部门和地区按各自步伐共同发展，呈叠加波似地次第推进。也就是说，哪怕在同一个国家，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等波峰会长时间同时并存，只不过最前面的波峰才代表时代主流，而不是要在第一个波峰消失后第二个波峰才涌现。比如，英国在19世纪中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纺织业，继续统治全球纺织品市场直到20世纪初才被美国完全取代。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本来就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服务而产生的，只不过一旦它产生后，其规模和力度以及对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盖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有产业，从而体现为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升级，然而这并不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已经到头或过时。类似的，日本纺织业也在它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后的很长时间继续作为全国主要产业之一为工业化提供利润和就业。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为了重新启动中断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十分明智地选择了重新全面启用已经过时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业（甚至包括原始纺织业），来为重工业的重建和起飞提供利润、就业和市场基础。[35]与之相仿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补课，回到当年跳过了的（失败了的）原始工业化阶段重新开始，虽然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建立了所谓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另外，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即便到今天，中国的纺织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仍然是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主打产业，并为中国继续解决着大量就业问题和为重工业革命提供基金支持。[36]在一些落后地方和省份，甚至原始工业（比如靠手工制造箱包的乡镇企业）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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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NST粗略年表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2015年的总体工业化程度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10～20年代的水平，尽管中国的某些尖端技术距离美国已只有20～30年的差距甚至已非常接近。这一对于中国总体工业化程度的估计与两个独立的衡量指标是一致的。一是城镇人口比例，中国2015年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1%，与美国1920年51%的城镇人口一样。二是人均GDP，美国1910（1920）年代真实人均GDP大约是现在水平的十分之一（八分之一），这一差距与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类似。[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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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与美国工业化同一阶段最重要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收入水平或城镇化率的一致，而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力度与增长的动能（势头）的类似性。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制造业产能蔚为壮观的增长，美国在20世纪初猛然闯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中国在21世纪初也是一样。假设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维持7%左右的增长而美国维持2%左右的增长，仅仅40年后（按照PPP则只需要30年）中国就会在人均收入方面赶上美国。这也与NST年表做出的预测一致。[38]假设两国有相同的人口增长率，到那时中国经济体量将是美国的4倍。但是由于全球市场规模的增长速度不一定与中国的产能增长速度同步，中国没有必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美国，它只需赶上日本（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2/3）或韩国（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1/2），就可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超级大国。而这只再需20～30年左右的努力就可能实现。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30倍。想象一下10个日本或30个韩国的制造力和GDP是什么威力！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日本就已经让世界感到震撼，何况10个日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只需要具备2个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实力就可打破世界平衡。[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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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管理革命：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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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仍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关键挑战。如像前面已经提到的，一方面，中国用短短35年（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则为65年）完成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也必然快速积累了250年到300年间西方国家遇到的种种问题和障碍。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猖獗的腐败，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环境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解体和性解放的加速，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广泛存在的商业欺诈，充斥市场的劣质产品，无处不在的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阶层歧视，频繁的工业事故，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失业和产能过剩，等等。中国还急需继续完善现有的城乡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医疗和养老保险体制），深化金融改革，建立、健全科学的金融监管制度，恢复和重建基层社区组织，等等。但是，只要中国继续遵循工业革命的逻辑和循序渐进的实用主义的发展战略，不断完成产业升级和由此需要的全球市场创造，处理好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关系（即金融必须而且只能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基础设施、制造业、技术升级以及全球市场开拓服务），这些挑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核心挑战是管理问题。笔者认为管理是个纲，其他挑战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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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和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生产方式（硬实力）经历了革命性的改变，而管理方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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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工业革命的软实力，从而也是整个当代工业化社会和工业文明的软实力。现代管理起源于企业内部对生产效率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但逐步演变为渗透和惠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文化和精神文明。如果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那么管理就是配置资源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更高级和更重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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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9世纪之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英国经历了一场以工厂体系为标志的管理革命。而19～20世纪之交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则经历了以泰勒管理系统为标志的管理革命。这些管理革命的共同特点是：（1）通过重新组织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的关系、采纳标准化生产以及新的物流和销售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2）通过越来越人性化的沟通和上下级关系进一步提升员工间社会信任的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分工与合作。今天的中国同样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面临着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升级的瓶颈，也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社会人际关系和上下级（官民）关系；因此，不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公共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急需一场管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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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在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售后服务、消费者服务（包括金融、医疗和零售服务）和政府行政体系（包括地方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和公共教育系统）上的管理革命，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不能真正完成并顺利进入一个和谐的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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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必须首先创造对“管理服务”的市场需求，即全体社会和消费者对于各行各业高质量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市场需求（市场回报），和对于管理型人力资本（各个部门和层面的经理人和管理者以及行政人员）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于这类管理“产品”质量的公共奖励、监督平台和及时信息反馈系统的提供，才会触发中国的管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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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革命并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大变革，而是在不同产业、不同生产环节、不同流通领域、不同行政阶层和政府级别的“和风细雨”式的创新。本书第六章里的主人翁，永联村党支部书记和永钢集团董事长吴栋材对此有精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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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都在谈创新，我觉得人们的创新概念也需要创新。一提创新就大谈知识经济、高技术、大型计算机。其实创新实则存在于技术、管理乃至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许多获得竞争优势的创新并不涉及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是平凡举措。因为技术是手段，利润（效率）才是目的。我们的销售你可以从头到尾考察一下，在每一个环节上、每一个细节上都和别人有些不一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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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好多企业家和基层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包括大、中、小学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似乎仍不懂得吴栋材所指出的这个看似平凡但千真万确的真理，容易空谈大的变革，忽视小的创新。而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个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基层单位，每天都在强调这种细节意义上的管理创新，每年都必须拿出一系列这样的创新“产品”出来。俗话说得好，“魔鬼都在细节里面”。而管理的要害就是抓细节。中国大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城市的交通管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等，之所以质量低劣，恐怕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对细节的创新意识。[41]问题的关键也出在中国社会目前没有形成对这类“管理产品”进行创新的公共意识与市场激励、回报和竞争。因此，一家餐馆、一所学校、一个交通路口、一位领导，还不能够因为其提供的管理服务质量稍好就赢得对利润、口碑、名声的市场竞争和社会好评，或因为管理服务质量稍差而受到市场和社会惩罚。让产品和官员愿意为赢得百姓口碑而“流芳百世”的传统和市场还没有在当代中国大面积兴起。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一直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依靠低廉价格（或含有面子工程的GDP）来创造市场和赢取市场竞争（或升迁机会）的阶段，而不是依靠服务质量和口碑来赢得市场竞争（升迁）的高级阶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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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转型的节骨点已经到来，因为中国已经处在刘易斯拐点（即粗放式低质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随着收入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有质量和富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和服务的追求已经越来越高，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质量和文化内涵也是进入国际中高端产品市场的不二法门。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关于文化软实力在下一波全球国家实力竞争中的重要性的普遍观点，然而殊不知，在工业化的现代文化社会，孔子思想并非软实力，管理才是软实力；老子思想并非哲学，管理才是哲学；孙子思想并非兵法，管理才是兵法。现代管理其实是古代伦理、哲学、兵法的集大成者和推陈出新者。[43]如果很难想象现代希腊能够靠捧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代思想家就能自动赢得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贸易的软实力，那中国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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