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8700

1703988701 企业经营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员工的有效组织和对生产程序的有效管理，以及对销售渠道的经营打造。这种在企业管理上的挑战和由于管理而带来的效率和软实力一点都不亚于管理在军队和体育团队里的强大功能。一支军队或体育团队的战斗力估计有70%～90%依赖于管理（团队组织、协作和团队精神），10%～30%依赖于武器或个人技术。企业也是如此。管理是软件，机器只是硬件。产权制度并不能自动导致好的管理。因为产权制度只能从法律和合约意义上决定剩余如何分配问题，但无法完全解决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问题。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合约不可能告诉所有员工在任何时间地点该做什么事情并事先约定好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有什么反应等等），由于人的行为所存在的大量的外部性（外溢效应），市场失灵在企业内部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单靠产权合约或奖金刺激是一种十分有限和低效的激励机制。管理这个问题不是市场和合约能够自然而然解决的，它是一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一种团体文化，是需要通过公众教育和相互学习、模仿、感染来获取的一种集体成员协作能力和知识，就像军队打仗和体育比赛里面的团队精神一样，它不是完全靠工资、奖金、命令、契约能够获得的。它是一种精神，一种领导艺术、一种传承、一种自我认知与归属，它与个体的经济回报无关，却决定了部队、企业、科研团队、学校、机关、行业甚至国家的成败。[44]好的管理者，首先是能让整体（或群体）的目标、成果（包括经济成果）、荣耀与下属员工真正分享，而不是领导自己享受或占为己有。不能让员工觉得自己是在为领导抬轿，功劳是领导的，责任和失败是员工的。好的管理者，必须有能够与员工谈心交心的能力，能够视员工为伙伴与同人，而不只把他们看作是打工仔或变相的计件工资获得者。只有这样员工才有归属感和义务感。好的管理者，能够及时采纳和奖励员工提出的改革建议，并让他们以为集体做了贡献为荣，而不是简单用经济报酬来衡量是否去做一件有益于集体的事。在一个具有好的管理的环境里，每个员工都真心觉得自己是企业或所在单位的主人，愿意分担集体的事业。因此，是管理，而不是抽象机械的产权制度，才是企业乃至整个工业经济社会的灵魂。产权制度只是对实行和维护有效管理的一种法律体现和制度安排，却无法代替管理的精神实质和人文内容。法律和制度安排是冷酷无情的，但是管理却是充满人情味的。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大型企业的出现和对团队协作与大型商业网络的高度依赖，加上市场情况的瞬息万变，企业经营的效率和长期成长越来越取决于对员工的有效组织和对企业运行程序的有效管理。[45]

1703988702

1703988703 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也直接与管理有关，而不仅与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成本相关。尤其当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再也不是国家的全球竞争优势的时候，管理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由于管理方式上的落后，中国目前不仅出厂产品缺乏高附加值，而且市场价格远远高于有效竞争价格。比如因为中国的物流成本和中介费用高昂，至少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两倍，所以我们才看到“中国制造”在国内的价格比国外贵了许多。[46]正因为市场是个公共品，市场交易成本也就具有太多公共成分。因此，这个方面的巨大市场潜力还有待政府和企业通过合作进一步挖掘（法律制定是其中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是学习的榜样。它不仅生产管理方式精细，而且服务和物流管理认真，从而大大降低了长期销售成本，拓展了长期消费市场，进一步刺激了长期供给。中国长期以来生产事故频发也是由于管理不到位产生的结果。中国高校目前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如果只是在课堂上空谈管理，不与实践相结合，不把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和政策建议来推动本地、本市、本校，甚至哪怕本院的管理革命，那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47]

1703988704

1703988705 所谓“万众创新”不应只是技术创新和大家都去创业的意思（没有市场哪有“有效”供给?），还应是大众参与的对生产环节、政府管理机制和城市管理机制的改进和创新的热情和公司与政府对此类创新建议的正反馈系统。如果工人不能积极参与到对企业生产环节和工艺流程改善的建议中，老百姓不能积极参与到城市管理和生活小区管理的出谋划策中，并为此获得相应的褒奖，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中国各级政府应该创造出一个远比每年一次的人大会议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平台，让所有老百姓每天、每时都能为国家、社会和当地建设出谋划策，让小小的建议和改进方案能够及时地不断地反映到政府相关部门并及时得到反馈。积少成多，必有大变。不应该出现一个让老百姓觉得生活周边的问题都是政府官员才有资格、权利和义务操心，而小老百姓即使操心也没用的局面。这也是“全民参与”“全民创新”的含义，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48]

1703988706

1703988707 因此，中国社会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些需求：即重建从生产到销售、从土地到金融、从菜市到股市、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军队、从医疗到保险等的一系列大众参与的现代管理和监督体系；重建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的面向工业和社会实践的现代教育体系，将中国传统的强调教育的东方保守主义智慧与鼓励创新和批判性思维的西方实用主义教育融为一体。为满足现代教育这种需求，就需要充分引进跨地区、跨学校和跨学院间的竞争和人才市场（包括教学和行政管理人才以及对人才产品的地区性或全国性注册、备案、推介、评价体系），促进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市场流动，让他们在地区性和全国性人才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价值，让市场为他们打分和积累信用资本。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中国的大学和中学校长里面才能够涌现出真正的教育家和实干家，公立和私立教育的发展才能在透明的市场上繁荣并比翼齐飞，相互促进，同时也才有可能刺激已经发展壮大的国企和民营企业源源不断为教育和科研机构主动捐款。在这样的市场监管条件下，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就可以有自己选择教科书的自由，而不是由教育部的官员来统一制定（但可以评审）。优秀老师和教育家也才会受到激励写出更好、更受欢迎的教科书。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才能成为广大有志者的职业选择。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呼唤现代教育，尤其是直接面对工业的技术人才和技工的现代职业教育。[49]政府如何响应这个呼唤，积极主动地打造21世纪的中国教育市场和管理体系，成为新世纪中国教育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个挑战会要求学制缩短，要求教育创新，要求教育与工业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求教育为建立新型现代文明服务，要求终止教育系统由“官僚老爷”统治的现象。[50]

1703988708

1703988709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为解决贫困山区的教育发展瓶颈和师资缺乏问题，中国可以参考中小国家的军队强制服役制度，规定教育局官员走访基层和“边疆”，城市学校（尤其是名校）的老师定期去山村学校轮流交换（“服役”），并以此作为考核和升迁标准之一。中小学老师可以在本地“支边”，大学老师则可以在省内或全国范围流动“服役”。[51]

1703988710

1703988711 政府在介入高校改革时应该广泛征求长期奋战在教育第一线老师们的意见，不应该随意搞“大跃进”式的改革运动。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高校改制和兼并是很值得商榷的，似乎是官僚主义拍脑袋的结果。因为它不仅浪费了国家巨额资源（包括行政、资金、土地）来重复建设高校（表面上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还大大降低了市场竞争，摧毁了一些长期建立的、对知识品牌而言极为珍贵的老“牌子”。[52]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没有按照工业化市场需求走；第二也是因为没有形成对官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53]另外，通过改进管理方式，国内高等学府和科研单位的很多资源（比如图书资源和一些科研设备）完全可以通过校际间借阅和租借实现资源共享，终止独占、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现象，提高高校和科研单位稀有资源的利用率，这是实现高校资源共享的比较经济的方式，不是搞形式主义的高校合并，占用大量高质量郊区农田搞巨型新校园建设，增加学生和教师的搬迁成本，浪费巨额资金重建高楼和实验室。高校不是靠大和全而优，而是靠精和专而强。[54]对比一下日本和德国的教育体系就知道，搞大而全的综合性本科教育实际上是美国教育体系的失败，而不是它的强项。它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投入，但是产品质量（本科毕业生的技能）无法与社会对接，还得继续读研究生才能具备一技之长。[55]因为真正的工业知识和工艺技能是永远无法在课堂里学到的，只能在工业的实践中学到。因此日本和德国这些工业强国都主要靠企业来培养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从而整个社会只需要为企业提供初中毕业后的技工训练和高中毕业后两年的专科教育就行。所以，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最需要大力扶持的教育机构其实不是基础科研型的综合型高等院校，而是能够直接为产业界提供实用技术人才的小型灵活的技术学校，包括二年制专科学院。这种学校应该按照市场需求（比如就业需求）以省钱的方式大办特办，加大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并在社会上为此类学校提供应该获得的荣誉，不能让荣誉和生源被那些名不副实、大而不实、官僚主义严重、毫无社会竞争压力的所谓名牌高校垄断了。另外，技术和专科学校由于规模小、灵活、实用、面向市场竞争，因而为私人学校的市场进入提供了很好的创业机会。办得好的自然会逐步扩大成为大学和研究型高校，最终形成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补充和竞争。[56]

1703988712

1703988713 为了建立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型需要的公民社会，中国还需要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公共卫生体系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系来平衡（管控）市场力量（贪婪、欺骗、垄断、敲诈、圈钱）。[57]由于医生对病人、药品企业对消费者关系中存在的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和天然垄断权力，医药产品和加工食品（比如奶制品）是市场失灵非常严重的关键性领域。在这些产业中依赖传统的市场激励和价格机制往往会误入歧途。因此市场化改革在这些领域通常容易失败，埋下危害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很多长期隐患。比如中国目前十分尖锐的医患关系就是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过急的苦果。在这个最应该长期坚持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采纳“双轨制”试验模式的领域，却没有采纳这些稳健的政策[58]，而是大面积搞市场激励和价格机制（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这些领域出现大量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教育、医疗、食品都是“诚信”和“公共”成分含量极高、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其严重、产品质量难以及时精确衡量，而且空间和时间的即时性垄断很强的产品，而对于社会公平和稳定以及长期发展又十分重要。比如一个病人的病情通常只有医生最清楚（或最有判断力），医疗效果因人而异很难精确衡量，因此对消费者欺诈最容易；而且一旦病人躺上手术台，市场竞争的机制就完全缺失（病人不可能还有机会换医院或医生），因而此时医生具备绝对的垄断价格制定权和“生杀”大权，可以继续加价，否则手术可以不做完，置人于毫无讨价还价、任人宰割的死地。因此如果让所谓“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的市场原则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话，病人的基本权利就会被彻底剥夺干净。对于生病的人来说，看病是一个刚性需求，而且往往与医生相比信息严重不对称，市场价格因此可以高到与生命等价，哪怕医生服务的成本很低。这种“被欺骗和榨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医疗领域，甚至出现在金融领域和土地租借领域（清朝和民国时期农民就常常被私有产权下高利贷的市场机制压迫到家毁人亡）。[59]

1703988714

1703988715 反过来，如果把医疗和教育改成了全方位营利性领域，除非医生和教师能够在透明监管机制下建立自己独特的名声和口碑，否则病人和学生就容易对医生和教师缺乏起码的信任，会把自己看成为对方发财致富的敲诈对象（而不管实际是否受到敲诈），会把医生或教师提出的任何收费（比如检查或买书）要求都看成是盘剥陷阱（因为它们有可能成为盘剥陷阱）。因而一旦病人或小孩出事就会以极其暴力的方式反击——认为医院（学校）既然按照市场原则收了钱，就得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就得把病治好（把小孩管好教好），而不应该把情况弄得更糟。结果就出现目前普遍存在的以暴力解决赔偿问题（甚至敲诈医院和学校）的现象。因为病人家属和小孩家长对实际突发情况不具备任何信息优势，因此出了问题后不会轻易认为对方（即医院和学校）会实话实说，第一反应就自然是诉诸暴力，而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其实法律渠道即便在发达国家也非常漫长和消耗精力，因此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第一选择。

1703988716

1703988717 所以，解决这些市场失灵问题的方式，不是大谈市场化和“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政府撒手不管、把责任推给市场；而是除了制定严格琐碎的相关法律和监管机制以外，还必须包括继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起码的公共医疗（教育）服务，医保制度（或强制性免费义务教育），剔除这些基础性公共医疗教育领域里直接的赤裸裸的盈利动机，使老百姓建立起对医院、药厂、学校的基本信任，在社会上建立起对医生、药房、教师的全国性或地方性联网投诉机制和网上评价体系，让服务质量能够及时反馈到社会中，形成统一的信息市场（二级市场），以帮助克服一级（原级）市场的失灵。

1703988718

1703988719 可以想象，在私塾（私人办学）和私人行医的环境下，费用恐怕要高得多，从而只有富人才能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不过病人（家长）进行医闹（学闹）的情况有可能不会像目前看到的那么普遍。[60]为什么？在这个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市场价格的地方，为什么一旦出现治疗无效（比如死了人）或小孩考试失败的情况，纵然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和即时性垄断的可能性，病人家属或小孩家长通常不会去怪罪医生或老师呢？出现这种可能性（市场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医生和病人家庭之间（或教师和小孩家庭之间）可能更有积极性去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人性化”的“私人性”的相互间的“社会信任”——而正是这份“信任”极大地减轻了市场失灵、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医生和教师完全要靠“口碑”和“名声”生存（维系客源和市场），所以不敢轻易失信于人，反而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和愿意体现对顾客的人文关怀。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一定会有积极性组织起来，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名声，另一方面剔除那些败坏这个职业名声的医生。反过来，病人家属和学生家长也靠这种社会信任和“口碑”去主动上门聘请医生和教师，因而在一种无形（默契）的合约中包含了对治疗失败或教学失败这种结果的认同。也就是说，正因为大众对疾病是否一定能够治好具备常识性心理准备，上门求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求的是“专业性”安慰和人文关怀。但是，国内目前的医院体系没有帮助医生与病人之间建立这种医患信任；而在病人眼中，医院纯粹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只知道赚钱的公司，而且医院对病人的态度往往十分冷酷，从而造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场”和社会关系。既然是冷冰冰的金钱买卖关系，那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和人命，病人和家属也就会以同样冷冰冰不讲情理的方式回敬和处理。通情达理的理性就很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占上风。

1703988720

1703988721 由此启发，中国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错误激励机制和管理漏洞。一方面是医院的院长和学校的校长往往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是政府缺乏监管和适当的政策来鼓励各个行业的专家去与服务对象建立“人性化”的“私人性”的“社会信任”，并形成专家们自己的行业协会以维护自身（群体）的利益、名声和形象。

1703988722

1703988723 设想在原来的私塾和私人行医的情景下，如果医生们（老师们）不是直接通过个人接洽方式收取和关照病人（学生），而是通过第三方（中介公司）去招揽病人（学生），实现规模化“生产”（提供服务），哪怕昂贵的市场价格不变，恐怕也更容易出现紧张的医患（师生）关系。因为中介公司隔断了一种很重要的“私人”联系和由此建立的“社会信任”，使得医生（教师）缺乏与病人（学生）家庭建立社会信任的机会和动机。这样一来，珍贵的社会资本和“口碑”文化就开始消失或变得不重要起来，造成与目前的收费公立医院（学校）类似的结果。因此，在已经实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如要减缓目前严重的医患（师生）矛盾，中国的公立医院和学校需要从管理上进行变革，以便能够从管理体制上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医生（教师）自己去建立和追求行业内部统一的质量标准与市场规范，与病人（学生）建立某种“私人”性的社会信任和人文关怀的机制，弱化目前这种冷冰冰的商业、金钱关系。一句话，在连感冒都无法治疗的当代医学现实情况下，看“病”看的是“关怀”，求“医”求的是“心理安慰”。所以，医院要反复训练和告诫医生与护士，他们要关注的其实不是病人的身体，而是心灵；要给出的其实不是化验单和处方，而是关爱。这就要求公立医院（学校）本身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对医生、护士、班主任、老师实行经常性思想教育，并将工资收入与对待病人和学生的态度直接挂钩（即与顾客的反馈直接挂钩）。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同时对医院院长和学校校长提出更高要求，让院长和校长直接对医患（师生）问题负责。不合格的院长和校长必须撤换，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这又反过来需要赋予医生和教师对院长和校长任命的表决或否决权。因此，中国真正的基层民主不在于搞形式，比如在农村对乡长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而在于内容，在于管理，在于组织方式的创新，在于基层领导与员工间的相互监督和促进。比如从提高机关单位工作效率和质量的角度，在最底层、最低一级的国家机关单位和公共机构实现员工对领导的监督、评价和否决权。只有当公共部门的领导和干部受到大众监督的情况下，基层干部才愿意把精力集中到积累“口碑”和“信任”的社会资本方面来，而不是集中到积累与国家和集体利益冲突的私人资本上。所谓管理，就是“管”好资源分配，“理”顺激励机制，建好责任追究制度。[61]要通过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管理，把人和市场力量中的正能量发挥到极致，把其中的负能量和破坏力压缩到最低。要通过管理来进一步实现社会、行业、组织和企业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市场价格机制只不过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一个不完美的工具而已。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市场破坏力量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完备而且常常失灵的补充。

1703988724

1703988725 “口碑”和“信任”既可以成为市场竞争的产物，也永远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妙方。比如应该通过社会和部门管理创造出一种氛围和机制，使得医生和教师永远不应该仅因为富有（或能赚钱）而受人青睐和羡慕，而更应该因为“人道主义”和“启迪心灵”而受到尊重和颂扬。讽刺的是，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医疗和教育是公立的或免费的，并没有实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利润导向化的“改革”。而医生和教师在现代管理体系下和严格的社会监管下更看重口碑和名声。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在医疗和教育领域里（因为市场化）公平问题层出不穷的国家，医生也不敢因为医术高超而收受红包，教师也不能因为弟子出色而获得直接经济回报。[62]但是中国的医改和教改目前没有成功，恐怕就在于它把本来受人尊重和颂扬的、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职业变成了让医院和学校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医生和教师的工资收入却并没有相应地显著提高），把公益性领域变成了盈利和讨价还价的市场，从而造成了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极大的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因此，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如何通过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让医生（教师）更有积极性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去维护其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形成资源共享和人才市场，积累“名声”资本，让收入更能与他们在病人（学生）中的“口碑”和“信任”挂钩（而不仅仅是靠所谓供求关系决定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如何设法重新发掘“口碑”和“信任”这个人类古老智慧为现代医疗和教育所能带来的激励机制，便成了中国目前医疗教育改革的真正挑战。

1703988726

1703988727 中国的保姆市场也可以按类似方式管理，建立公共档案联网体系和社会反馈系统，同时也让保姆因为可以在统一大市场里建立口碑和积累信誉“资本”，从而愿意把本行当成职业选择并可以脱颖而出。如果保姆无法在市场上积累信誉资本，就不可能有很好的激励机制为所从事的工作投资和尽职，因为保姆的很多工作是无法“观察”和“测量”的，而且“投入”和“产出”很难匹配。这是为什么在市场机制不发达的地方，人们更愿意从亲戚中选保姆，因为“信任”“口碑”还有“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都可能在亲戚圈子获得更好解决。政府的作用就是努力去开拓和创造一个更加广大、统一、透明、有监督的保姆市场。有了健康、有序、诚信的市场，优质供给就相对容易解决了。这也是工业革命和管理革命的秘诀。

1703988728

1703988729 辅佐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社区精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暗中“消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区精神的老本，而很少进行新的积累。欧美国家由基督教流传下来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对当年的工业革命功不可没，而且继续对现代工业化社会起着润滑和粘合剂的作用。对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西方人来说，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已经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是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性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互助、关爱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一直是维护社会和谐的要素。中国目前由于人口流动速度极高、左邻右舍变化无常，更是需要政府花力气把城市和乡村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重建起来，通过公益活动组织起来，让地方政府一把手以身作则、直接介入这种公益活动，让人民不仅是因为有了钱而幸福，而是因为有了相互间的关爱而幸福。让官民关系变成鱼水关系（这应该成为官员升迁的标准）。

1703988730

1703988731 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不仅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要让科学管理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仅是要让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而且要用严格的法制、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普世的伦理道德来规范市场行为、纠正市场失灵。要让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受到市场力量的尊重。要让公共监管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要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市场交易和套利行为都在阳光下运行。要让物质财富成为对公平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奖赏，而不是对阴暗交易和欺诈蒙骗的回报。

1703988732

1703988733

1703988734

1703988735

1703988736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1703986635]

1703988737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意义

1703988738

1703988739 总之，和谐、有序、有诚信的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尤其是有组织的规模化大市场，只有靠集体力量（比如政府和社区还有企业家）去共同创造和开辟。同时，也只有在政府和大众严厉监管机制下，市场才能发挥积极正面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否则，市场力量只会摧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潜能和前途。所以，多数国家贫穷和工业化失败（甚至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乏力）的根源，不是没有愿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有过多奢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是国家意志和正确发展战略缺失的结果，以至于没有出现（创造出）和平、稳定、有序、有监管、有信任的规模化市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1703988740

1703988741 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最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17～18世纪的英国政府成功地为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对大英帝国而言全球最大的“安全”贸易网络。之所以是美国而非法国或德国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帮助美国商人和企业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广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英国国内市场的数倍）和“有序”的国际市场。[63]这使得美国能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采用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分销（不仅在纺织业，也在建筑业、汽车业甚至食品工业和文化传媒）。这为美国产生了更为巨大的生产力、资本供给以及更深化的金融体系和科学研究实力。因而，美国最终主宰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的资本流动，以及工业技术创新。[64]

1703988742

1703988743 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八分之一，市场创造能力还有待更加成熟，监管机制还很不完善，但中国拥有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力量的潜力。这一潜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其后发优势本身，而在于其政府牢牢掌握了顶层设计的主动权，能够不断为企业创造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开辟安全、诚信的全球市场（比如目前的“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也是美国的4倍。中国还有两千多年强调国家统一和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一个拥抱实用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有为的、重商主义的、主张以民为本的政府，使得中国很容易接受管理层面的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但同时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变革，而不至于犯致命的战略性错误，为“党争”与民粹竞选而消耗精力。四倍于美国的统一国内市场、重视教育的社会以及对国际竞争和贸易的开放态度，将会使得中国有能力不仅在旧有的，而且在新的、美国从未发现的领域采取规模化生产。这一点已经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手机市场和高铁网络以及规模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初步得到显示。中国试图建立横贯欧亚和两大洋的新“丝绸之路”，并让所有沿路国家获取利益，让沿路的内陆国家重新获得自从大航海之后失去了四百多年的通商要道和根植于此的文化繁荣。而在这一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背后顶着的是中国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等于美国每年GDP的25%；如果按PPP计算，则是50%），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通过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化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和国家高层“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

1703988744

1703988745 总而言之，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

1703988746

1703988747 尽管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崛起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但英国工业革命200多年后的非洲——这个人类的共同诞生地不断用它丰厚的资源哺育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仍深陷在马尔萨斯和粮食安全的陷阱中。老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及二战后由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和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并没有为非洲逃离贫困陷阱指明出路。

1703988748

1703988749 而中国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尽管其实质是基于工业革命的“旧”的铁律和“秘密”。工业化的实质是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是用可再生性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不仅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要靠政府和国家意志去创造；生产运输工具（资本）本身也需要实现规模化生产，而且这个重工业产业升级更需要政府去扶持。在中国，就连乡镇一级政府官员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搭台（创造市场），企业唱戏（生产与交换）；“要想富，先修路”。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呢？民主选举制度本身不可能带来“工业革命”，私有产权本身也不可能自动创造出规范有序的规模化“市场”。反过来，是规范有序的大市场支撑了现代私有产权并使其发挥作用，也是工业革命本身成就了“民主、民有、民享”制度。连老百姓都知道，做生意、搞买卖就是靠发掘、发现和利用市场；小市场做小本生意，大市场做大本生意，没有市场就没有生意。国家工业化是个巨大的生意，因此需要创造巨大的统一的国家市场和全球市场才能盈利和积累。琳琅满目的超市、繁忙拥挤的交通、流光溢彩的音像制品、24小时的新闻联播、频繁的信息交流、柳暗花明的江边大道、众多的娱乐设施和职业选择和由此形成的商业社会“和谐”与讲究质量和信誉的伦理道德，不过是工业化的副产品而已。这种物质文明，起源于欧洲人早期的全球市场开拓、武装贸易、殖民统治和奴隶贩卖，尤其是英国对世界棉纺织品贸易的垄断；而不是路德的宗教改革[65]，也不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法律体制，更不是美国宪法“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而支撑欧洲人从事世界探索和冒险的力量，是欧洲城邦和国家间血腥的国际竞争和资源争夺。这一竞争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商业立国战略的形成，抛弃了重农主义的闭关自守的古老农业智慧，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因此让住在山洞里的欧洲野蛮人（马克思语）变成了现代文明人。而后发的落后农业国如想要复制欧洲的工业革命，要想成为现代文明人，也必须首先“弃戎从商”、以倾国之力去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

[ 上一页 ]  [ :1.70398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