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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旦有了市场，供给会自然按照比较优势行事。这是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所有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个论点即使对于小国，甚至没有农业产业的小经济体，比如中国香港，也适用。香港起初是一个渔村，有一些小的手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地通过利用国际市场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日用消费品，先是纺织品，然后是60～70年代的玩具和70～80年代的电子产品，逐渐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为大型港口并转变为资金雄厚的亚洲金融中心。香港早期的一个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假发生产，工人们在简陋车间将一绺一绺的头发粘在一起，靠出口国外市场来赚取外汇以及购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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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就像L.A. Clarkson（1985，1996）所强调的，原始工业化取决于农村工业，而农村工业与城市手工作坊非常不同。后者只为当地生产而前者为全国或世界市场生产。在任何农业社会，像古罗马或是中世纪欧洲，城市手工业在原始工业化阶段之前早就存在。在17～18世纪，大航海时代使得商人阶层和早期资本家日益富裕，他们开始在乡村地区需求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这样急剧膨胀的国际国内市场和商业网络促成了原始工业化的出现。然而在原始工业化完成之前，市场规模仍不足以使工厂系统和规模化生产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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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举例来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大约8亿农民，其中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即便用“外科手术”把整个美国的所有制造业都移植到中国的城市地区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美国80年代的全部就业数为1亿）。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开始，像刘易斯二元产业发展模型（Lewis，1954）和Gerschenkron（1962）的跳跃式发展战略所描述的那样，而必须通过乡村原始工业化这个阶段——即重复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前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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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关于历史演化的思辨逻辑学等等。马克思《资本论》应用劳动分工原理和黑格尔的历史逻辑学，从简单商品交换开始展开，企图通过抽象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内生演化推导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宏大历史画卷，其写作的时代背景是英国19世纪基于工业“三位一体”繁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没有见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崛起，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解体，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也没有见到由萨缪尔森和阿罗-德布罗创立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综合和发展人类文明所创立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不属于那些把现存理论当教条和框框的人们，而是属于那些敢于思考、敢于批判、敢于创新，但是同时对传统理论有深厚研究的人们。对于这一点，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和国内年轻学者李晓鹏关于中国崛起的独到解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参见李晓鹏．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4年第二版）。这些研究成果都是试图从实践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模型和国外教科书出发来获得对世界的理论认知。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Ronald Coase）把未来经济学理论大推进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经济学者身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有实践知识，而不只是黑板上学到的模型和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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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业“三位一体”的具体形式随时间而变化。就能源系统而言，在19世纪是煤主导的，而20世纪和21世纪分别是石油和太阳能。就通信而言，在19世纪是电报主导的，而20世纪和21世纪分别是电话和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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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诅咒及其相关问题（例如粮价通货膨胀）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的根源。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如此，而如今世界也是这样，例如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见Jane Harrigan，2011，“Did Food prices Plant the Seeds of the Arab Spring？”以及Natali Fytrou，2014，“World food crisis and the Arab Spring”，http://www.academia.edu/5743155/World_food_crisis_and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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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经济体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靠嵌入全球产业链和逐步产业升级而实现工业化。但是也得面临如何开拓和进入全球竞争市场的艰巨任务，因此这也得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过程（比如新加坡）。即便到了产业链高端，政府也不能撒手不管（中国台湾与韩国相比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开始停滞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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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风景区，政府或当地旅游协会有严格的市场监管，不允许商家随意利用“市场规律”抬高价格来宰游客。换句话说，经营者没有按需求大小自主制定市场调节价格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在旅游区，由于消费者往往是一次性消费，不具备“回头客”的信息优势和对商品的选择机制，使得供给方具备天然的垄断力。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市场价格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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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市场创造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技术革新上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解释了为何18世纪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佛兰德斯、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和爱尔兰）的原始工业化并未能自动开启工业革命的进程。一个事实是，许多国家在17～19世纪原始工业化勃兴之后甚至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历程（见Franklin F. Mendels（1981），Sheilagh C.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1996），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未能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末期，即17～18世纪，开启工业革命。即便是今天的处于后工业化福利社会阶段的美国，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去打造工业“4.0”升级，没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协作和努力为底层人群创造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也很难摆脱目前的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分配不公的“均衡”，从而为继续引领世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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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19世纪的头30年（即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英国总共只建了不到300英里的铁路。而且当时的铁路建设主要是小范围的，多数处于煤矿和铁矿开采区，而且是靠马车或原始机械力带动的。由于棉纺织业革命所刺激起来的急剧增长的长途运输和贸易需求，英国的工业“三位一体”繁荣是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发生的。1847年铁路建设达到高潮，当时总共有6500英里的铁路处在建设中。到了1850年代末，铁路建设的高峰已经过去，那时英国的全国铁路网才真正形成。但是过去疯狂的铁路建设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尤其是炼铁产业。因此英国开始大搞产能输出，把大量的过剩铁路建设产能输向全球，支撑了许多国家的铁路繁荣（参见Phyllis Deane，1979，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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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美国铁路里程从1830年的20英里，增长到1870年的52 000英里，再到1890年的166 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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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5年之后的情况只是猜测和线性外推，因为产业升级能否继续取决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继续开创世界市场的国家能力。这些产业升级的时间表假设国家能力和政府产业政策能够长期保持定力和前瞻性，不放弃对市场创造和监管的责任，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创造和监管。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下，无论哪个反对党上台，都必须履行这个职责，而且不能因为党争而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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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国家高速公路建设为例。中国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始建于原始工业化完成期（1989年），但真正的大规模建设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1998年）。从1988年到199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从0公里变为4771公里；然而在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的10年里（1998—2008年），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从4771公里变为53 913公里，增加了近5万公里。这一长度在2015年达到11.2万公里左右。类似地，中国钢产量在1980—1990年（原始工业化）期间增加了不到3000万吨，在1990—200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增加了约6200万吨，但在2000—201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三位一体”繁荣）期间却增加了5亿吨。在接下来的4年中（2000—2014年）又增加了近4亿吨。回想“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要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中国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英国是区区2205万吨，美国是1亿吨多一点。但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毛泽东1958—1959年的“大跃进”，在中国没有实现原始工业化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强行闯关，制造了历史性灾难。然而在邓小平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下，中国在优先发展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乡村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一年的钢产量就可达到1亿吨，而且是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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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虽然中国互联网还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善之处，数字中国仍是21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可以说全球网络空间将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目前，数字世界的两极化体现在中美互联网公司之间的竞争上：谷歌、推特、YouTube、亚马逊、eBay、优步、Expedia和苹果支付，都是数字美国的标志；而百度、腾讯、优酷、京东、阿里巴巴、滴滴快的、携程以及支付宝，则是中国网络空间的象征。如今，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两大语言是英语（8.51亿用户）和中文（7.04亿用户），但随着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高（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约为50%，而美国则为87%），中文可能很快将成为互联网的第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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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但必须警惕金融泡沫化和脱离实体经济的为金融而金融的空心化。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不过是赌场，这一点凯恩斯早有定论。因此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哪些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必需的改革，哪些是为争夺所谓国际金融中心“虚名”的改革。金融业最关键的核心部门是银行业，而不是股市、汇市、期货、债券等市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赌场，是投机者的天堂。美国很多很好很优秀的中小企业并不通过股市融资，也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德国的大多数企业资金也主要是靠银行借贷，而不是靠债券市场和股市融资。发展中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前急于发展壮大股市和金融市场，恐怕会把大量急于致富的小老百姓变成赌徒，并成为金融大鳄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流动性资金，跨国投机也没那么容易，而且这些国家往往每隔3～5年就来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哪怕单个私人投资基金涌出来的流动性就足以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不到位的弱点，如海啸一般把这些国家的股市、汇市、期货、债券等市场吞没、荡涤干净。发展中国家为解决老百姓家庭储蓄与企业资金需求对接的问题，除了不断改进国有银行体系的管理和效率以外，还可以考虑鼓励成功的能够受到政府有效监管的大型本国民营企业去兴办地方性小型银行，为地方的优秀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并与国企银行进行竞争，允许在严厉监管下演变为大型民营银行。记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私人银行的监管是十分严厉和到位的，对每一笔钱的流进流出都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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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作为一个政府主导的向外国提供低息贷款来购买美国产品的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近80年的时间里共放出了5900亿美元贷款，而中国在近两年就放出了6700亿美元类似的贷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建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全球金融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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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对思考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该如何正确开启改革提供了启发。它必须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来重新通过某种形式的“胚胎发育”实现稳定转型，而不是本末颠倒地先搞什么金融改革，企图一步跨进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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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换句话说，中国虽然在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象征着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但是纺织业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仍然是继续引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旗舰产业。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因此还应该在相当长时间内牢牢守住轻纺工业，巩固重工业，同时向高端产业进军。另外中国也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产业升级机会和庞大市场规模来培育和扶持“一带一路”上的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搞活制造业，实行产能对接，而不能只把它们看成资源输出国，因为这样的关系不会长久，应该主动主导地缘经济格局，搞“雁阵模式”的国际产业分工，实现和平竞赛下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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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的目标应该主要是通过发展地方性工商业在乡镇一级人口聚集区建立低密度的小型城市。地方政府必须为这些小型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投入，使它们在交通、供电、供水、通信、医疗、教育等方面全国联网。促进农民就近就业也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抚养和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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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由于存在地区不平等，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如江苏、浙江和广东，有望以短得多的时间赶上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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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按照亚洲发展银行最新发布的消息（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5，p.15，Table 3），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国进入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后冲刺阶段。亚行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主导力量，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落后于韩国的9.4%。2014年低端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28%，而在不久前的2000年还占到41%。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低端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对中国意义重大，给中国原有重工业产业技术改造和重工业起飞进行了长期输血，才有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后的爆发。未来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低端产业恐怕不能全部放弃，应当大力实现由沿海向内陆和西部梯度转移。这样才能保证稳定的现金流和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地位。当中国能够在世界航空、汽车、半导体等高端行业站住脚跟（还有大功率燃气轮机、高级光电一体化等领域），第二次工业革命就算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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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新望（2014），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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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社会对细节的疏忽体现在生活、生产和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举个很小的例子，比如国内城市和机关单位的很多公共草坪都建得比马路的路面要高，这导致了很多坏处。因为草坪是吸收路面灰尘和泥土最好的收容器，老天下雨就是对路面最好的清洁机。可是因为草坪建得比路面高，下雨时不仅路面的灰尘和泥土无法回到草坪，而且草坪里的泥土和肥料反而因水土流失不断被冲到马路上。结果造成国内城市和机关单位的各种路面总是铺满一层厚厚的有机质泥土，太阳一出来，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就使得尘土满天飞，而且还得专门雇人来扫大街，更是弄得尘土飞扬，加重空气污染，导致空气中和所有民房建筑室内的灰尘量大大超标。而在国外草坪一般都建得比路面低，雨水就起到了很好的清洁作用，灰尘和泥土永远是从路面流向草坪，而不是相反。国内很多城市不是从这个既经济又省钱的角度去解决街道的灰尘和泥土问题，反而是花钱买很多大型街道清扫机来清理街道，既费水又费工。这种昂贵机器不仅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只能使用于大型马路，而对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路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只要让任何裸土和草坪都建得比路面稍低，那么城市和机关单位的每个角落都会显得十分干净。把草坪建得比路面高，既增加了草坪建设成本（比如需要把草坪垒高），也增加了道路建设成本（比如需要把路基挖得很低）。清华大学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小山，因为缺乏篱笆固土而且直接与路面相连，没有草坪隔离带缓冲，结果山体成为路面灰尘和泥土的最大污染源。建校一百多年来，清朝年间留下的山景越来越矮，路面灰尘越来越多，造成路边下水道常年堵塞，结果毛毛细雨都能够导致路面大量积水，而且都是污水和泥浆。但是据说清华土木工程系是全国甚至亚洲一流。这也是一个产学严重脱节的典型。为什么在类似这样的小事情上没有发挥师生和民间的智慧？恐怕因为草坪和绿化都是执行“上面”的长官意志，而“下面”做事的人员没有丝毫积极性提建议、搞细节上的“万众创新”；如果做事的目的是为了给官员看，而不是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着想，那么很多形象工程就会出现类似的“中看不中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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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发达国家的厂商都知道，“建立良好的口碑需要很长时间，破坏它只需要一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生产低质产品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中国，口碑对于企业的意义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为还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口碑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不仅需要同行企业的集体努力，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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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清王朝输掉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并不是因为武器装备落后，而是军队管理落后。国共内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赢得战争一个重要因素，并非是靠更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靠理念和卓越的军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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