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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1 [4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认为每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破坏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团体协作精神。在他看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经济学家，恰好在于当时的年轻教授们具有团体协作研究精神，而不是追求个人名誉。如果连经济学这门理论学科都如此，更不要说那些靠实验和大型协作才能完成的技术创新和科研项目了。如果在这些靠分工协作才能出成果的领域里不恰当地引进那种强调“个人名誉”的所谓市场竞争机制，就会毁掉整个事业。而正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这种集体性和团队效应，才能解释为什么即便在计划经济年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也曾能够出现爆发式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成果。这对那些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盲目引进和大搞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竞争机制和私有产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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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3 [45]　在科举制度下，个人升迁靠的是善于考试，而不是善于基层管理。在金字塔社会里，获得官位的官员是靠绝对权力管理下属，而不是靠组织制度创新、人际沟通和交往技巧。中国的中小学应试教育和高考升学体制又更加强化了这种对管理才能的践踏和不重视。高昂的团队精神和有效管理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前面提到的，它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都曾出现过，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意识形态破坏了许多，随后又进一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的人人自危的市场经济中被忽略了。但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和企业的不断壮大以及社会反馈网络的不断形成，建立在高尚文化、团队协作和社区精神基础上的精细管理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软实力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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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5 [46]　世界银行有一项统计，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商品市场价格的10%左右，而在中国是20%左右，为发达国家的两倍。比如，像国内制药厂这样的企业，销售人员的工资成本就要占公司市场总销售额的50%左右。再加上额外零售市场的层层加码，好多普通药品出厂价是几毛钱，到了消费者和患者手里成了几块钱甚至几十元钱。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极大推高了商场和店铺的租金，加上销售网络和信息网络还比较原始，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因此形成层层扒皮的流通损耗和价格上涨。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市场深化，也是导致中国电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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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7 [47]　中国目前高校的教育和工业（社会）实践仍然脱节，产学不统一，因此才有管理学院不懂管理（即自身的行政管理就很差）却居然能够收取高昂学费为企业培养管理人才（MBA、EMBA）的奇怪现象。比如国内好多一流大学或商学院开设的EMBA班的学费是每人好几百万元，但是这些学院自身内部的行政和资源管理就十分落后，根本无法为整个学校管理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更别提为所在城市或全国企业的管理提供实用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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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9 [48]　“供给侧”的政府号召很容易被误解为或做成“全民炼钢”一样的“大跃进”运动，或为所有企业减税这样的一刀切政策，忽略了市场需求，尤其是对市场本身的创造。注意，工业革命的“秘密”是创造市场，然后让市场需求创造供给，而不是用供给去创造需求（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就是企图让供给创造需求）。在应付经济危机上也是同样道理：萧条时，市场力量不愿意搞长期性投资和技术升级，政府可以利用这个资金成本低廉的机会大力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市场创造（比如前沿科技领域的试点投资），为下一轮复苏打好基础。复苏时，政府退出，把资金和技术让给市场，政府起监管和裁判作用。因此，所谓“供给侧”改革应该被理解为改掉那些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瓶颈结构，或为这种需求松绑，或为它制定“安全”规则。同理，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理解为：（1）让政府去积极创造和开辟市场，搭建更多更大的交易平台，释放出更多的对制造业升级拉动大的有技术含量的“建设性”需求（而不是技术含量低的容易造成资产泡沫的需求）；（2）通过管理和立法去进一步降低市场运作成本，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更深入地引入各个领域，而不是简单地仅仅让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尤其是不可再生性资本的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投机性价格）；（3）转变政府职能，从已经成熟的生产和商业活动领域退出，由直接参与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从发号施令者转变为服务于市场的公共仆人；（4）加强政府对各种市场的监管力度，完善规则制度和法律体系，尤其是注重建立对监管者本身实行监管的良性反馈体制。另外，金融产业的所谓“市场化”一定要慎重又慎重，不能放弃步步为营的改革策略，要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永久性指南，并争取长期维持制造业在GDP里面的高比重，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谓“现代化就是让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这一缺乏任何理论基础的说法引入歧途。对引进金融期货尤其要慎重。为什么？因为金融产品像一个流动性几乎无限大的“池水”，靠几乎无限小的水平面落差就能套取巨大收益，所以随着市场的开放和深化，投机性力量就会在里面主导市场力量；一有风吹草动，投机套利集团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澜，引起不必要的金融震荡，让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因此，凯恩斯把金融市场视为赌场，而不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工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大鳄巴不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越开放越好，监管越不到位越好，从而他们可以进来大捞一把。所以，金融产业的市场化不在于是否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利率或金融资产价格），而在于银行业能否通过建设性竞争来满足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对贷款和金融中介服务的需求。金融产品的所谓市场价格并无多大意义，因为里面短期的投机因素很强，所以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常常对这一“价格”实行干预（比如利用货币政策和银行贷款条例）。金融业的核心在银行，不在股市、期货和其他投机性强的领域，而银行的核心功能在配置储蓄资源，把信贷导向到需要发展壮大的产业，而不是去支撑泡沫和投机。比如鼓励民间资本对日常发明创造和新兴企业（而不是房地产和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进行风险投资并为此设立规则制度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比单纯号召银行系统共参与“全民创新”或“全民创业”要好。另外让企业用其创新产品或管理改革来获得减税优惠就比单纯一刀切地对企业减税要好。一刀切的政策（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金融）永远是下下策，简单、灵活但又量身定做的政策才是上上策。比如在发达国家的银行贷款，很少有简单抽象的一般性贷款，多数都是极其具有针对性的“专项”贷款计划，比如购房贷款、教育贷款、企业基建投资贷款、小企业贷款，等等。这类高度专业化的贷款可以更好地按具体情况制定贷款利率、贷款量和期限，做到量身裁衣，更好地防范风险，并针对特定市场需求；银行内部和职员也可以由此变得更加专业化。德国银行的很多职员和贷款项目都是长期跟踪和针对一些固定企业客户，和他们一起研究投资方案和特定产品市场，而不是盲目地面向一般市场和按照所谓一般性市场利率提供贷款。因此，把中国的金融改革重点仅仅放在所谓让市场机制决定银行的一般存款和贷款利率，是无的放矢和“教科书”式的改革。换句话说，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利率是否市场化（发达国家政府操纵市场利率的做法有的是），好像利率市场化了，金融资源就自动实现优化分配了（错，这其实是借机想把银行的责任推掉）；而是在于如何更好地让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制造业发展融资，为科技创新筹款，为出口赚外汇，为企业走出去出力，为商品流通降低资金成本，为经济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要做到这些，真正需要的是改善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银行和其分支机构或贷款人员有积极性和竞争压力去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和创新，成为富有职业精神和知识的专职人员；而不是一味搞什么金融创新，盲目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从广义上讲，中国或任何发展中国家政府所真正需要的经济“智囊”，不应该是那些名校毕业会写论文的博士，或拿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而应该是那些具有实践经验和管理经验的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营销商，等等。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面，而经验和实践才是最好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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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1 [49]　工业化社会，所有产品、中间品和原材料都要标准化，专业类技工型劳动力也不例外。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工业化社会劳动力与小作坊时代工匠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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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3 [50]　在中国的大学，校长的办公楼往往是“紫禁城”，校长不深入学生和老师，商谈对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意见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没有体现毛泽东当年治军时提倡的“官兵”关系和“军民鱼水情”的关系，也没有体现毛泽东当年建党、建军和治国时强调的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管理思想。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种毛泽东精神在今天中国的地方党政干部身上和国企领导身上是很少看到了，反而在完成管理革命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见到。因此，管教育的官员必须每年有相当时间在基层学校考察实习，为教育学和教育改革方面的学术杂志撰文（以此作为对自身的考核），而不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制订攸关国计民生的、百年树人大计的21世纪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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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5 [51]　医疗系统也可以采纳类似的巡回医疗和交换计划，以加强基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农民进城看病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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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7 [52]　比如，好多曾经赫赫有名的学院改成了不同名字的大学，后来又被毫无关系的其他综合性大学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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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9 [53]　这与鼓励地方官员大胆改革、实践和建立“容错”机制不矛盾。关键是“容错”的背后必须要有“纠错”机制来兜底和保障。如果在没有想好纠错机制的前提下就搞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旦出了问题就很难纠正和挽回损失。经济与社会改革应当和科学研究一样先搞实验和试点，不能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一刀切式地全国推开。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建立官员的提拔、退出和淘汰机制，即一种随时随地都“能上能下”的机制。因怕犯错误而不作为的官员应当让位给敢于担当敢于创新的人，但是出于良好动机犯了错误的人应当辞职，但保留重新“出山”的机会。毛泽东“大跃进”运动的最大错误不在于想法有多大胆和奇妙，而在于：（1）没有在各级政府建立“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在缺乏试验的情况下就将人民公社一刀切式地全国推广，出现问题时没人愿意讲真话；（2）把对经济政策的不同意见或争论错误地上升成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意识形态”至上的错误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和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止。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无可厚非，但是把它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从而不允许受到挑战，那就非常危险了，与今天的美国将“自由”和“民主”意识形态化一样得荒谬。一旦一种实践或理论被意识形态化，就是它僵化、衰亡和没落的征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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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81 [54]　最近由名不见经传的河北科技大学的生物学副教授韩春雨领衔的科研团队在NgAgo-gDNA基因编辑技术上做出世界超一流的顶级成果就是最好证明。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条件不好、经费缺乏、科研人员很少，但却做出了世界超一流水平的胜过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同行的学术成就。该校1996年才建校，由河北轻化工学院、河北机电学院和河北省纺织职工大学合并而成。该校没有博士授予点，全校文理工商专业加起来才有48个教授，而且韩春雨没有受到过任何海外培训。（见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6_05_10_3596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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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83 [55]　但是美国的研究生培养和教育体系值得中国学习，它目前是全世界最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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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85 [56]　事实上，美国今天的绝大多数名牌高校都是从19世纪末期创立的专科学校进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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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87 [57]　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医疗事故在中国频发，这除了与医院领导层忽视管理有关以外，也和卫生部门与地方政府对医疗事故医院的惩罚力度不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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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89 [58]　即一方面完整保留原有公共轨，但同时用试点方式逐步放开民营企业进入，并对之抽以重税来补贴公共轨。政府同时也可利用这个实验阶段来学习如何建立规章制度以规范调节这些市场失灵严重领域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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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91 [59]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的更多分析。另外，连中学生都懂得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目的是利润，而绝不是社会责任、生产安全或者产品质量。相比之下，社会责任、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都是第二位的，要服从利润。当利润与社会责任、生产安全或产品质量发生冲突时，企业经营者必然会为利润去牺牲社会责任、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除非政府能够通过立法来对这类行为实行严厉制裁，提高企业为了利润而牺牲其他的行为的成本。这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政府为了能够降低这类“损人利己”的市场行为所发生的概率，通常会给出非常严酷的罚单。而中国目前恰好由于对各种违规行为的惩罚太轻，反而起到了变相鼓励人们违法乱纪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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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93 [60]　当然由于信息不对称，欺诈现象（即江湖骗子）一定会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庭也会诉诸私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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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95 [61]　管理也自然包含对所有现存管理方式不断创新并对所有过时的不合理规章制度进行不断革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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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97 [62]　注意，在美国虽然医院和学校可以是私立的，但是为这些医院和学校工作的医生和教师并不拥有或持有这些私立医院与学校的股票。因此，对医生和教师的激励机制与医院和学校的所有制形式并无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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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99 [63]　比如美国在1815年至186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用来修筑运河的总经费为1.88亿美元，其中73%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售公债筹集的资金所提供的。（参见Alfred Chandler，2013，中文版，p.101）另外也别忘记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强行从墨西哥手中拿下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并通过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避免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棉花的产地（美国南部）从美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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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901 [64]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强调维护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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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903 [65]　当然，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可能使得世俗化的政府更容易接受和采纳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值得做单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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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905 [66]　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MXl89Lu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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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907 [67]　利用跨国数据和文献中广泛利用的工具变量，Luo and Wen（2015）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Institutions Do Not Rule：Reassess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发现制度或制度质量（例如产权、法律规则、没收风险的保护）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相反，制度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释。这与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以及他们其他的实证分析结果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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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909 [68]　“政府公共职位被执政党用于奖励为它拉选票的团体，也称为政党分肥制，自从在1828年杰克逊总统选举中形成两党制体系以来，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这种情况更加恶化。整个19世纪，美国社会对遏制公共行政部门腐败的呼声日渐高涨，希望建立一个职业化的非党派官僚体系。但直到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之前情况并没有什么进展。”（Ha-Joon Chang，2003，pp.78-79）当时美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研究表明19世纪70年代早期，即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久的时候，美国的腐败水平是中国1996年（即在人均收入方面达到相似发展水平的时候）水平的7倍到9倍。到了1928年（与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的时候），美国将要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人均收入为7500美元），其腐败水平才开始降至了与2014年的中国相似的水平（参见Carlos Ramirez，2014）。也是从2014年开始，中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来保证在21世纪中叶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但西方媒体却简单地认为这是共产党内部既得利益团体之间新的一轮政治争斗。当然，如果西方只能透过制度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话，它还能是别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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