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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1 [29]　美国铁路里程从1830年的20英里，增长到1870年的52 000英里，再到1890年的166 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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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3 [30]　2015年之后的情况只是猜测和线性外推，因为产业升级能否继续取决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继续开创世界市场的国家能力。这些产业升级的时间表假设国家能力和政府产业政策能够长期保持定力和前瞻性，不放弃对市场创造和监管的责任，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创造和监管。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下，无论哪个反对党上台，都必须履行这个职责，而且不能因为党争而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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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5 [31]　以国家高速公路建设为例。中国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始建于原始工业化完成期（1989年），但真正的大规模建设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1998年）。从1988年到199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从0公里变为4771公里；然而在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的10年里（1998—2008年），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从4771公里变为53 913公里，增加了近5万公里。这一长度在2015年达到11.2万公里左右。类似地，中国钢产量在1980—1990年（原始工业化）期间增加了不到3000万吨，在1990—200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增加了约6200万吨，但在2000—201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三位一体”繁荣）期间却增加了5亿吨。在接下来的4年中（2000—2014年）又增加了近4亿吨。回想“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要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中国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英国是区区2205万吨，美国是1亿吨多一点。但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毛泽东1958—1959年的“大跃进”，在中国没有实现原始工业化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强行闯关，制造了历史性灾难。然而在邓小平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下，中国在优先发展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乡村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一年的钢产量就可达到1亿吨，而且是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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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7 [32]　虽然中国互联网还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善之处，数字中国仍是21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可以说全球网络空间将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目前，数字世界的两极化体现在中美互联网公司之间的竞争上：谷歌、推特、YouTube、亚马逊、eBay、优步、Expedia和苹果支付，都是数字美国的标志；而百度、腾讯、优酷、京东、阿里巴巴、滴滴快的、携程以及支付宝，则是中国网络空间的象征。如今，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两大语言是英语（8.51亿用户）和中文（7.04亿用户），但随着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高（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约为50%，而美国则为87%），中文可能很快将成为互联网的第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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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39 [33]　但必须警惕金融泡沫化和脱离实体经济的为金融而金融的空心化。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不过是赌场，这一点凯恩斯早有定论。因此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哪些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必需的改革，哪些是为争夺所谓国际金融中心“虚名”的改革。金融业最关键的核心部门是银行业，而不是股市、汇市、期货、债券等市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赌场，是投机者的天堂。美国很多很好很优秀的中小企业并不通过股市融资，也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德国的大多数企业资金也主要是靠银行借贷，而不是靠债券市场和股市融资。发展中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前急于发展壮大股市和金融市场，恐怕会把大量急于致富的小老百姓变成赌徒，并成为金融大鳄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流动性资金，跨国投机也没那么容易，而且这些国家往往每隔3～5年就来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哪怕单个私人投资基金涌出来的流动性就足以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不到位的弱点，如海啸一般把这些国家的股市、汇市、期货、债券等市场吞没、荡涤干净。发展中国家为解决老百姓家庭储蓄与企业资金需求对接的问题，除了不断改进国有银行体系的管理和效率以外，还可以考虑鼓励成功的能够受到政府有效监管的大型本国民营企业去兴办地方性小型银行，为地方的优秀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并与国企银行进行竞争，允许在严厉监管下演变为大型民营银行。记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私人银行的监管是十分严厉和到位的，对每一笔钱的流进流出都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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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41 [34]　作为一个政府主导的向外国提供低息贷款来购买美国产品的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近80年的时间里共放出了5900亿美元贷款，而中国在近两年就放出了6700亿美元类似的贷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建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全球金融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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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43 [35]　这对思考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该如何正确开启改革提供了启发。它必须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来重新通过某种形式的“胚胎发育”实现稳定转型，而不是本末颠倒地先搞什么金融改革，企图一步跨进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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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45 [36]　换句话说，中国虽然在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象征着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但是纺织业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仍然是继续引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旗舰产业。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因此还应该在相当长时间内牢牢守住轻纺工业，巩固重工业，同时向高端产业进军。另外中国也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产业升级机会和庞大市场规模来培育和扶持“一带一路”上的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搞活制造业，实行产能对接，而不能只把它们看成资源输出国，因为这样的关系不会长久，应该主动主导地缘经济格局，搞“雁阵模式”的国际产业分工，实现和平竞赛下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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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47 [37]　中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的目标应该主要是通过发展地方性工商业在乡镇一级人口聚集区建立低密度的小型城市。地方政府必须为这些小型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投入，使它们在交通、供电、供水、通信、医疗、教育等方面全国联网。促进农民就近就业也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抚养和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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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49 [38]　由于存在地区不平等，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如江苏、浙江和广东，有望以短得多的时间赶上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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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51 [39]　按照亚洲发展银行最新发布的消息（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5，p.15，Table 3），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国进入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后冲刺阶段。亚行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主导力量，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落后于韩国的9.4%。2014年低端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28%，而在不久前的2000年还占到41%。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低端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对中国意义重大，给中国原有重工业产业技术改造和重工业起飞进行了长期输血，才有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后的爆发。未来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低端产业恐怕不能全部放弃，应当大力实现由沿海向内陆和西部梯度转移。这样才能保证稳定的现金流和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地位。当中国能够在世界航空、汽车、半导体等高端行业站住脚跟（还有大功率燃气轮机、高级光电一体化等领域），第二次工业革命就算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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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53 [40]　新望（2014），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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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55 [41]　中国社会对细节的疏忽体现在生活、生产和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举个很小的例子，比如国内城市和机关单位的很多公共草坪都建得比马路的路面要高，这导致了很多坏处。因为草坪是吸收路面灰尘和泥土最好的收容器，老天下雨就是对路面最好的清洁机。可是因为草坪建得比路面高，下雨时不仅路面的灰尘和泥土无法回到草坪，而且草坪里的泥土和肥料反而因水土流失不断被冲到马路上。结果造成国内城市和机关单位的各种路面总是铺满一层厚厚的有机质泥土，太阳一出来，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就使得尘土满天飞，而且还得专门雇人来扫大街，更是弄得尘土飞扬，加重空气污染，导致空气中和所有民房建筑室内的灰尘量大大超标。而在国外草坪一般都建得比路面低，雨水就起到了很好的清洁作用，灰尘和泥土永远是从路面流向草坪，而不是相反。国内很多城市不是从这个既经济又省钱的角度去解决街道的灰尘和泥土问题，反而是花钱买很多大型街道清扫机来清理街道，既费水又费工。这种昂贵机器不仅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只能使用于大型马路，而对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路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只要让任何裸土和草坪都建得比路面稍低，那么城市和机关单位的每个角落都会显得十分干净。把草坪建得比路面高，既增加了草坪建设成本（比如需要把草坪垒高），也增加了道路建设成本（比如需要把路基挖得很低）。清华大学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小山，因为缺乏篱笆固土而且直接与路面相连，没有草坪隔离带缓冲，结果山体成为路面灰尘和泥土的最大污染源。建校一百多年来，清朝年间留下的山景越来越矮，路面灰尘越来越多，造成路边下水道常年堵塞，结果毛毛细雨都能够导致路面大量积水，而且都是污水和泥浆。但是据说清华土木工程系是全国甚至亚洲一流。这也是一个产学严重脱节的典型。为什么在类似这样的小事情上没有发挥师生和民间的智慧？恐怕因为草坪和绿化都是执行“上面”的长官意志，而“下面”做事的人员没有丝毫积极性提建议、搞细节上的“万众创新”；如果做事的目的是为了给官员看，而不是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着想，那么很多形象工程就会出现类似的“中看不中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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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57 [42]　在发达国家的厂商都知道，“建立良好的口碑需要很长时间，破坏它只需要一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生产低质产品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中国，口碑对于企业的意义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为还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口碑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不仅需要同行企业的集体努力，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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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59 [43]　大清王朝输掉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并不是因为武器装备落后，而是军队管理落后。国共内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赢得战争一个重要因素，并非是靠更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靠理念和卓越的军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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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1 [4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认为每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破坏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团体协作精神。在他看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经济学家，恰好在于当时的年轻教授们具有团体协作研究精神，而不是追求个人名誉。如果连经济学这门理论学科都如此，更不要说那些靠实验和大型协作才能完成的技术创新和科研项目了。如果在这些靠分工协作才能出成果的领域里不恰当地引进那种强调“个人名誉”的所谓市场竞争机制，就会毁掉整个事业。而正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这种集体性和团队效应，才能解释为什么即便在计划经济年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也曾能够出现爆发式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成果。这对那些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盲目引进和大搞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竞争机制和私有产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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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3 [45]　在科举制度下，个人升迁靠的是善于考试，而不是善于基层管理。在金字塔社会里，获得官位的官员是靠绝对权力管理下属，而不是靠组织制度创新、人际沟通和交往技巧。中国的中小学应试教育和高考升学体制又更加强化了这种对管理才能的践踏和不重视。高昂的团队精神和有效管理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前面提到的，它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都曾出现过，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意识形态破坏了许多，随后又进一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的人人自危的市场经济中被忽略了。但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和企业的不断壮大以及社会反馈网络的不断形成，建立在高尚文化、团队协作和社区精神基础上的精细管理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软实力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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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5 [46]　世界银行有一项统计，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商品市场价格的10%左右，而在中国是20%左右，为发达国家的两倍。比如，像国内制药厂这样的企业，销售人员的工资成本就要占公司市场总销售额的50%左右。再加上额外零售市场的层层加码，好多普通药品出厂价是几毛钱，到了消费者和患者手里成了几块钱甚至几十元钱。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极大推高了商场和店铺的租金，加上销售网络和信息网络还比较原始，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因此形成层层扒皮的流通损耗和价格上涨。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市场深化，也是导致中国电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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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7 [47]　中国目前高校的教育和工业（社会）实践仍然脱节，产学不统一，因此才有管理学院不懂管理（即自身的行政管理就很差）却居然能够收取高昂学费为企业培养管理人才（MBA、EMBA）的奇怪现象。比如国内好多一流大学或商学院开设的EMBA班的学费是每人好几百万元，但是这些学院自身内部的行政和资源管理就十分落后，根本无法为整个学校管理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更别提为所在城市或全国企业的管理提供实用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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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69 [48]　“供给侧”的政府号召很容易被误解为或做成“全民炼钢”一样的“大跃进”运动，或为所有企业减税这样的一刀切政策，忽略了市场需求，尤其是对市场本身的创造。注意，工业革命的“秘密”是创造市场，然后让市场需求创造供给，而不是用供给去创造需求（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就是企图让供给创造需求）。在应付经济危机上也是同样道理：萧条时，市场力量不愿意搞长期性投资和技术升级，政府可以利用这个资金成本低廉的机会大力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市场创造（比如前沿科技领域的试点投资），为下一轮复苏打好基础。复苏时，政府退出，把资金和技术让给市场，政府起监管和裁判作用。因此，所谓“供给侧”改革应该被理解为改掉那些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瓶颈结构，或为这种需求松绑，或为它制定“安全”规则。同理，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理解为：（1）让政府去积极创造和开辟市场，搭建更多更大的交易平台，释放出更多的对制造业升级拉动大的有技术含量的“建设性”需求（而不是技术含量低的容易造成资产泡沫的需求）；（2）通过管理和立法去进一步降低市场运作成本，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更深入地引入各个领域，而不是简单地仅仅让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尤其是不可再生性资本的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投机性价格）；（3）转变政府职能，从已经成熟的生产和商业活动领域退出，由直接参与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从发号施令者转变为服务于市场的公共仆人；（4）加强政府对各种市场的监管力度，完善规则制度和法律体系，尤其是注重建立对监管者本身实行监管的良性反馈体制。另外，金融产业的所谓“市场化”一定要慎重又慎重，不能放弃步步为营的改革策略，要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永久性指南，并争取长期维持制造业在GDP里面的高比重，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谓“现代化就是让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这一缺乏任何理论基础的说法引入歧途。对引进金融期货尤其要慎重。为什么？因为金融产品像一个流动性几乎无限大的“池水”，靠几乎无限小的水平面落差就能套取巨大收益，所以随着市场的开放和深化，投机性力量就会在里面主导市场力量；一有风吹草动，投机套利集团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澜，引起不必要的金融震荡，让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因此，凯恩斯把金融市场视为赌场，而不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工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大鳄巴不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越开放越好，监管越不到位越好，从而他们可以进来大捞一把。所以，金融产业的市场化不在于是否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利率或金融资产价格），而在于银行业能否通过建设性竞争来满足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对贷款和金融中介服务的需求。金融产品的所谓市场价格并无多大意义，因为里面短期的投机因素很强，所以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常常对这一“价格”实行干预（比如利用货币政策和银行贷款条例）。金融业的核心在银行，不在股市、期货和其他投机性强的领域，而银行的核心功能在配置储蓄资源，把信贷导向到需要发展壮大的产业，而不是去支撑泡沫和投机。比如鼓励民间资本对日常发明创造和新兴企业（而不是房地产和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进行风险投资并为此设立规则制度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比单纯号召银行系统共参与“全民创新”或“全民创业”要好。另外让企业用其创新产品或管理改革来获得减税优惠就比单纯一刀切地对企业减税要好。一刀切的政策（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金融）永远是下下策，简单、灵活但又量身定做的政策才是上上策。比如在发达国家的银行贷款，很少有简单抽象的一般性贷款，多数都是极其具有针对性的“专项”贷款计划，比如购房贷款、教育贷款、企业基建投资贷款、小企业贷款，等等。这类高度专业化的贷款可以更好地按具体情况制定贷款利率、贷款量和期限，做到量身裁衣，更好地防范风险，并针对特定市场需求；银行内部和职员也可以由此变得更加专业化。德国银行的很多职员和贷款项目都是长期跟踪和针对一些固定企业客户，和他们一起研究投资方案和特定产品市场，而不是盲目地面向一般市场和按照所谓一般性市场利率提供贷款。因此，把中国的金融改革重点仅仅放在所谓让市场机制决定银行的一般存款和贷款利率，是无的放矢和“教科书”式的改革。换句话说，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利率是否市场化（发达国家政府操纵市场利率的做法有的是），好像利率市场化了，金融资源就自动实现优化分配了（错，这其实是借机想把银行的责任推掉）；而是在于如何更好地让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制造业发展融资，为科技创新筹款，为出口赚外汇，为企业走出去出力，为商品流通降低资金成本，为经济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要做到这些，真正需要的是改善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银行和其分支机构或贷款人员有积极性和竞争压力去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和创新，成为富有职业精神和知识的专职人员；而不是一味搞什么金融创新，盲目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从广义上讲，中国或任何发展中国家政府所真正需要的经济“智囊”，不应该是那些名校毕业会写论文的博士，或拿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而应该是那些具有实践经验和管理经验的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营销商，等等。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面，而经验和实践才是最好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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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1 [49]　工业化社会，所有产品、中间品和原材料都要标准化，专业类技工型劳动力也不例外。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工业化社会劳动力与小作坊时代工匠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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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3 [50]　在中国的大学，校长的办公楼往往是“紫禁城”，校长不深入学生和老师，商谈对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意见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没有体现毛泽东当年治军时提倡的“官兵”关系和“军民鱼水情”的关系，也没有体现毛泽东当年建党、建军和治国时强调的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管理思想。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种毛泽东精神在今天中国的地方党政干部身上和国企领导身上是很少看到了，反而在完成管理革命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见到。因此，管教育的官员必须每年有相当时间在基层学校考察实习，为教育学和教育改革方面的学术杂志撰文（以此作为对自身的考核），而不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制订攸关国计民生的、百年树人大计的21世纪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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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5 [51]　医疗系统也可以采纳类似的巡回医疗和交换计划，以加强基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农民进城看病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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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7 [52]　比如，好多曾经赫赫有名的学院改成了不同名字的大学，后来又被毫无关系的其他综合性大学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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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8879 [53]　这与鼓励地方官员大胆改革、实践和建立“容错”机制不矛盾。关键是“容错”的背后必须要有“纠错”机制来兜底和保障。如果在没有想好纠错机制的前提下就搞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旦出了问题就很难纠正和挽回损失。经济与社会改革应当和科学研究一样先搞实验和试点，不能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一刀切式地全国推开。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建立官员的提拔、退出和淘汰机制，即一种随时随地都“能上能下”的机制。因怕犯错误而不作为的官员应当让位给敢于担当敢于创新的人，但是出于良好动机犯了错误的人应当辞职，但保留重新“出山”的机会。毛泽东“大跃进”运动的最大错误不在于想法有多大胆和奇妙，而在于：（1）没有在各级政府建立“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在缺乏试验的情况下就将人民公社一刀切式地全国推广，出现问题时没人愿意讲真话；（2）把对经济政策的不同意见或争论错误地上升成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意识形态”至上的错误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和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止。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无可厚非，但是把它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从而不允许受到挑战，那就非常危险了，与今天的美国将“自由”和“民主”意识形态化一样得荒谬。一旦一种实践或理论被意识形态化，就是它僵化、衰亡和没落的征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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