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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最近由名不见经传的河北科技大学的生物学副教授韩春雨领衔的科研团队在NgAgo-gDNA基因编辑技术上做出世界超一流的顶级成果就是最好证明。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条件不好、经费缺乏、科研人员很少，但却做出了世界超一流水平的胜过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同行的学术成就。该校1996年才建校，由河北轻化工学院、河北机电学院和河北省纺织职工大学合并而成。该校没有博士授予点，全校文理工商专业加起来才有48个教授，而且韩春雨没有受到过任何海外培训。（见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6_05_10_3596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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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但是美国的研究生培养和教育体系值得中国学习，它目前是全世界最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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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事实上，美国今天的绝大多数名牌高校都是从19世纪末期创立的专科学校进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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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医疗事故在中国频发，这除了与医院领导层忽视管理有关以外，也和卫生部门与地方政府对医疗事故医院的惩罚力度不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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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即一方面完整保留原有公共轨，但同时用试点方式逐步放开民营企业进入，并对之抽以重税来补贴公共轨。政府同时也可利用这个实验阶段来学习如何建立规章制度以规范调节这些市场失灵严重领域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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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的更多分析。另外，连中学生都懂得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目的是利润，而绝不是社会责任、生产安全或者产品质量。相比之下，社会责任、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都是第二位的，要服从利润。当利润与社会责任、生产安全或产品质量发生冲突时，企业经营者必然会为利润去牺牲社会责任、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除非政府能够通过立法来对这类行为实行严厉制裁，提高企业为了利润而牺牲其他的行为的成本。这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政府为了能够降低这类“损人利己”的市场行为所发生的概率，通常会给出非常严酷的罚单。而中国目前恰好由于对各种违规行为的惩罚太轻，反而起到了变相鼓励人们违法乱纪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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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当然由于信息不对称，欺诈现象（即江湖骗子）一定会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庭也会诉诸私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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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管理也自然包含对所有现存管理方式不断创新并对所有过时的不合理规章制度进行不断革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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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注意，在美国虽然医院和学校可以是私立的，但是为这些医院和学校工作的医生和教师并不拥有或持有这些私立医院与学校的股票。因此，对医生和教师的激励机制与医院和学校的所有制形式并无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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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比如美国在1815年至186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用来修筑运河的总经费为1.88亿美元，其中73%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售公债筹集的资金所提供的。（参见Alfred Chandler，2013，中文版，p.101）另外也别忘记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强行从墨西哥手中拿下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并通过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避免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棉花的产地（美国南部）从美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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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强调维护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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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当然，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可能使得世俗化的政府更容易接受和采纳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值得做单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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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MXl89Lu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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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利用跨国数据和文献中广泛利用的工具变量，Luo and Wen（2015）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Institutions Do Not Rule：Reassess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发现制度或制度质量（例如产权、法律规则、没收风险的保护）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相反，制度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释。这与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以及他们其他的实证分析结果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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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政府公共职位被执政党用于奖励为它拉选票的团体，也称为政党分肥制，自从在1828年杰克逊总统选举中形成两党制体系以来，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这种情况更加恶化。整个19世纪，美国社会对遏制公共行政部门腐败的呼声日渐高涨，希望建立一个职业化的非党派官僚体系。但直到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之前情况并没有什么进展。”（Ha-Joon Chang，2003，pp.78-79）当时美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研究表明19世纪70年代早期，即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久的时候，美国的腐败水平是中国1996年（即在人均收入方面达到相似发展水平的时候）水平的7倍到9倍。到了1928年（与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的时候），美国将要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人均收入为7500美元），其腐败水平才开始降至了与2014年的中国相似的水平（参见Carlos Ramirez，2014）。也是从2014年开始，中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来保证在21世纪中叶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但西方媒体却简单地认为这是共产党内部既得利益团体之间新的一轮政治争斗。当然，如果西方只能透过制度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话，它还能是别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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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目前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展开的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是对这一黑格尔历史逻辑判断的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一运动是中国在工业化阶梯上成功上行的标志。大多数西方媒体仅仅将其描绘成中国政府既得利益团体之间的内部权力争斗。这一狭隘观点再次表明了在制度学派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和低估。事实的真相是，在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之后，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政治诉求和金融资源、管理资本和信息技术来支撑更为彻底的行政制度改革和法律强化。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十分强调反腐，但是不可能做到，就像美国历史上无法做到一样。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即将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因此已经到了通过完成制度建设来保护第二次工业革命果实的临界点，到了制度改革的收益超过成本的临界点。这是一个中国崛起的纪元，是一个需要并造就伟大政治家的时代，一个有强大领导力、激情和个性，有远见、战略、抱负和视野的政治家来引领21世纪的超级经济体的时代。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学者一样，他们把投身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使命，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和历史遗产，而不是生存线之上的个人消费水平。制度经济学家们如果不懂这一点，那就不配称为有洞见的学者，至多是为了“铜板和饭碗”工作的撰稿人和“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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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美国在1776年建国时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长期没有兑现，以至于接近200年后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还在为黑人的基本人权奔走呼号，是对这一论点很好的证明。因此促成美国人今天具有的人权平等水平（虽仍然不完美）的，不是白种人或资本家良心的突然发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方式所带来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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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但如何使这两个巨型国家和平相处，实现非零和互动，仍然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不希望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肯定要参与这一事业。问题在于，中国如果想要超越美国，那就要比美国更加具备国际主义的胸襟和战略眼光。要想美国想不到的高度，做美国做不到的事情。而这就需要中国在完成自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利用进入福利社会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不仅进行文化和管理体制上的创新，而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把经济繁荣带给整个欧亚大陆，包括中东地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要算大账，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就是体现了这一长远战略眼光。世界共同市场的基石是和平互利，是国家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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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千潮逆西”包含全球21世纪对欧洲18～19世纪开启的东西方“大分流”的一次巨大逆转的意思，也意味着无数落后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工业化浪潮在整个20～21世纪的方兴未艾。“凌绝顶”采自杜甫《望岳》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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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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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东西能够在一个穷国引爆工业革命，使经济腾飞？可惜，工业化的秘诀，至今无人知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说清楚，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没道明白，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经济学更是误读历史、因果颠倒。难怪，工业化的浪潮，尽管在无数落后国家不断掀起，但除少数波峰能翻越贫穷的鸿沟，幸运到达高收入的彼岸，多数是无声退去，留下一片狼藉。“进口替代战略”令人沮丧，“华盛顿共识”治国无方，“休克疗法”误人子弟，“茉莉花革命”更是病急乱投医，致国家病入膏肓。在世界70亿人口中消灭贫穷，仍然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可望而不可即的攻坚目标。但是，自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后异军突起的中国，正在以惊人的细节再次向世人展示着工业革命的秘密，尽管有些眼花缭乱。破译这个秘密并让所有穷国实现工业革命，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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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理解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而不倦探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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