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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中国的市场多系美国电子管，所以国内市场对苏式管子不熟悉。电子管厂派了大量人员走遍全国各大城市，宣传自己生产的产品。利用电台、广告、出版《电子管手册》等手段，于铁路沿线、海关重镇广泛宣传“北京牌电子管”。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就参加广交会，经与外贸部商量，在广交会中央大厅争得一块橱窗，展出了当时工厂生产的18种产品。会后首次与外商达成销售8000只直热管的交易。经过艰难的宣传，开拓了市场，使产品每年大量出口（《厂史》，第182页）。只是这些市场营销手段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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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北京电子管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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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周凤鸣与北京电子管厂》，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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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开工初期，北京电子管厂按照苏联企业的工厂模式实行厂—车间—工段的三级管理体制。从1957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以自己的传统改造苏联模式。那一年，中央决定把部属企业下放地方，774厂下放到北京市后也根据当时的政治要求进行精简机构。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工厂改为总厂—分厂—车间—班组的四级管理体制，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推行干部参加劳动和个人参加管理，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和群众管理。在那个年代和那种体制下，周凤鸣难免也会头脑发热，他提出“一厂变三厂”的想法。1958年从6月到11月，工厂连续七次招收徒工6300多名，使全厂职工总数年底就达到13078人。工厂从当年10月起也“大炼钢铁”，炼出121吨不能用的炒钢，还开展过“十无管理”（无人发工资、无人考勤、无人售饭票等）的共产主义车间试点（《周凤鸣》，第296-297页）。除去追求高指标的“过热”行为，群众动员方式有其优点，如工厂官方记载所言：“……充分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能洋则洋，能土则土，使车间生产自始至终都保持一派热气腾腾，很少有停工现象的发生”（《厂史》，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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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周凤鸣代表北京电子管厂以先进集体单位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同年12月，工厂被上级部门授予“跃进红旗匾”，从此被称为“红旗厂”。1960年，北京电子管厂上缴利润达到1.1856亿元（厂固定资产为1亿元）（同上，第280页）。到那时，北京电子管厂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管生产工厂，而且也是中国第一个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企业。于是，北京流传开一个“东周西周”的说法：“西周”指的是周冠五，即位于北京西部的首都钢铁公司领导人，“东周”就是周凤鸣。这个说法反映出北京电子管厂的地位（与首钢并列为北京最大的两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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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周凤鸣调任北京市电机局局长。此前一年他就已经兼任北京市电子口的无线电专业组组长，开始领导北京市率先发展彩色电视工业的规划。彩色显像管的试制由北京电子管厂承担，为此工厂成立了106实验室，开始试制三枪三束的彩管。周凤鸣到市里后，组建了一个由十几个企业组成的协作网以解决复杂的零部件和材料问题。后来开发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随着周凤鸣又被调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北京市发展彩电的工作停顿下来，工厂的彩管开发也不了了之（尹仪芝 2010，第188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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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年代的北京电子管厂是一个高度创新的企业。如果以国家计划对她的原设计任务为基准，她在基本建设、生产制造、产品和设备开发、材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所有的基本环节都进行了创新。在从筹建就算起的10年时间里，她迅速掌握了引进的技术，在生产出来仿制产品后就立刻主动开发新产品，甚至主动进入与设定产品领域不同的新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她通过与合作企业的一系列产品创新而创造性地建立起供应链（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产品创新的实例），而且居然还充满竞争意识地进行了市场营销。这段创业史不仅告诉我们当年中国的工业化是怎样进行的，而且还帮助我们理解计划体制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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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的创建过程还说明，即使是计划体制和公有制也无法否定企业的作用。从该厂的早期创业史看，计划部门（从工厂的上级部门直到国家计委）既不掌握需求的信息和知识（想想当初国家给该厂下达的计划只占其生产能力的不到10％），也不掌握材料供应的信息和知识（想想该厂用的无缝镍管和云母片是怎么来的），更不掌握技术变化的信息和知识（想想该厂开发大型发射管的过程，特别是进入半导体技术领域），所有这些为一个工业经济的运行所必需的信息和知识都是企业创造出来的。但是，计划体制不允许企业的交易和经济活动发生在“体制”之外，所以北京电子管厂每次在创造出来这些经济活动及其背后的知识之后，都要帮助把这些活动纳入国家计划才能使其获得“合法性”。在计划体制比较“谦虚”的阶段，企业的首创精神因为可以帮助计划体制的形成而被允许甚至鼓励，但当计划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并进入“傲慢”阶段之后，它就成为窒息企业创造性的“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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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170398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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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节 困于计划体制的工厂：走向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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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辉煌的过程中，使她后来走向衰落的“病根”也逐渐形成——困于计划体制。“一五”时期是中国在模仿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创建计划经济的阶段，而中国领导人在对苏联模式产生不满后，又采取了群众动员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群众动员方式为发自基层的创造性提供了空间，但在领导人过度追求产量高指标的“大跃进”中，又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混乱。在1960—1963年的调整时期，国家为渡过经济困难而强化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导致计划体制对企业管理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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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顿“大跃进”带来的管理混乱时，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制定并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虽然这个条例是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但它从国家角度对企业管理做出的规定，实际上成为计划经济年代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原则，特别体现在这个条例关于“五定”“五保”的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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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国家对企业规定的生产要求和提供的生产条件）：（1）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2）定人员和机构；（3）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4）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5）定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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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企业对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1）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2）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3）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4）保证完成上缴利润；（5）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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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反映出“国营企业”的第一个特征：企业只是一个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而有关投资、研发、组织设置、营销、企业之间的协调等战略管理职能是由上级主管行政部门承担的。这样的体制不但会压缩企业发展生产性资源的职能，而且也会要求增强行政机构配置资源的职能。在整个1950年代，除了1955年在特定情况下成立了一个负责发展核能的机械工业部之外(7)，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由一个工业部负责国防工业的格局。但在1963—1964年，中央政府把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增加到六个——第二机械工业部（核能）、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和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8)。工业行政部门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这些部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有利于通过政府力量推动国防工业的发展，但也同时强化了行政机构对企业的操作。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像“总公司”那样把行业的投资、产品、研发、人力资源配置等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企业越来越向单纯生产工厂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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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调整之后，中国在与美、苏发生战争冲突的威胁下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分投向“三线”，事实上挤压了对一线企业的投资。这个过程反映出“国营企业”的第二个特征：在计划经济注重扩大工业规模（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同时，企业缺乏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来发展（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从理论上讲，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是“统收统支”——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然后国家根据企业的需要提供投资。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个看上去是双向的关系往往变成单向的。由于国家的决策过程是政治性的，所以一旦国家在财政上遇到困难，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财政决策就不会考虑企业的需要，受政治目标驱动并由行政机构实施的外延式工业扩张往往把老企业当作汲取资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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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还有第三个特征：由于就业和劳动报酬都被纳入计划过程，所以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职工与国家的关系（干部是国家干部，职工也是国家职工）。在对经济的计划和行政控制不断加强的同时，“阶级斗争”的政治空气从1962年以后也越来越浓，一直发展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些条件下，工业劳动关系逐渐走向“铁饭碗”和“大锅饭”体制。北京电子管厂后来的经历与这些趋势息息相关。如果理解这几个特征，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经那么辉煌的北京电子管厂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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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新厂及内地建设和援外工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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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196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20年里，中国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而北京电子管厂也在这个阶段保持着技术进步。她在电真空技术领域的产品开发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技术和产品开发越来越多地以西方国家的产品作为跟进目标。第二，开发决策越来越多来自上级行政部门，新产品的开发以满足军用和政治任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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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讯放大管领域，直热式管和旁热式小型管是工厂原设计的产品系列，从工厂开工之初到1970年代末，这两个系列的品种分别从4个和7个发展到16个和73个。锁式管、超小型管和宽频带高跨导框架栅管3个系列都是工厂在开工后主动开发出来的，其中后两者是国内独家产品。1963年，工厂为满足军方仿制美国响尾蛇导弹的需要，以美国超小型管为目标开发出低噪声超小型管，到1966年就生产出来6个品种，截止到1970年代末共研制生产了48个品种的超小型管。宽频带高跨导框架栅管（能使微弱电视信号达到长距离传输）于1958年开始研制，1961年开始小批量生产，1965年开始大批量生产，品种不断增加，到1982年共销售344万多只，而且出口很多。高可靠管和长寿命管则是在进入1960年代后开发出来的新系列。高可靠管是在极恶劣环境、高加速剧烈运动及大冲击等条件下仍能够稳定工作的管子，主要是军用和科研用，工厂从1962年开发出第一批高可靠管，到1980年代初已有30多个品种。长寿命管是适应通信和海底电缆的需要，寿命越长越好，工厂开发的长寿命管普遍达到5000小时以上，最高达到过60000小时，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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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八大管型”之后，北京电子管厂开发大功率发射管的技术目标转向西方国家。196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是美国的金属陶瓷四极管，用于发射机时功率高、能源省。四机部多次研究，都觉得应研制这种管型，但苦于技术难度大，缺乏经验。1963年，正值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发表高氧化铝瓷与金属封结工艺的研究成果（包括陶瓷生产），774厂总工感到陶瓷管的关键工艺和材料都已有初步保证，于是决定仿制美国的金属陶瓷四极管。1965年，在北京广播器材厂研制中国第一台500千瓦短波广播机的迫切需要和支持下，774厂联合清华大学研制出中国第一只金属陶瓷发射管FU-104Z，从此大大提高了中国广播机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又自行设计试制了多种管型。1968年9月，774厂又研制出特大功率的陶瓷四极管FU-106Z（“6895”工程），经过几年的改进于1974年定型投产。此外，工厂又在1970年代末形成脉冲调制管系列（用于雷达）和1980年代初形成工业加热管系列，使该厂的大型电子管广泛地用于广播、电视、通讯、雷达、工业加热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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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功率发射管从1956年开工时的5个品种发展到30多个品种，在1960年代中期开发出来的5种特军管被用于导弹工程和歼击机通讯。1963年开始研制中小功率陶瓷管和脉冲陶瓷管，多用于机载仪器、导弹、卫星。1960年开始研制行波管。1965年，四机部要求774厂为中国电子对抗的需要研制行波管，以被击落的美制U-2和P2V飞机残骸上的电子管为样管进行仿制。到1966年，工厂研制成功7种行波管，装备了中国第一代电子对抗机（《厂史》，第47-48页）。1973年6月四机部在西苑饭店召开了“736会议”，为发展电子对抗规划了各电子管厂的新产品开发任务。北京电子管厂到1970年代中期就研制出13个品种的行波管（到1980年代中期共40多个品种，居全国首位），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电子对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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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在建厂时就有一个很小规模的充气管车间，生产一个品种。1964—1965年，根据四机部的决定，将全部充汞闸流管移交沈阳灯泡厂，结束了充汞电子器件在774的生产历史。1974—1975年，根据四机部的决定，将全部充气闸流管、稳压管和冷阴极触发管移交给宜昌电子管厂，一部分技术干部和工人随之支援该厂。至此，在产品移交前，充气管车间已具有生产各种型号闸流管和稳压管33万只的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