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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管业务被上级主管部门全部划走的做法，反映了北京电子管厂在改革开放之前20年里的一个主要经历，即支援新厂建设、三线建设和援外工程。事实上，北京电子管厂在建成后不久的1958年前就开始了支援地方、援建新厂的工作。她曾向四川成都的773（红光电子管厂）、776新建厂输送了200多名建厂骨干。1960年，向外输送了90名车间以上干部，曾被当时领导机关评为输送人才工作的红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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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线建设大规模开始后，北京电子管厂作为“老企业”，成为上级行政部门汲取技术、人才和资源的基地。第一个重大的动作是四机部于1964年9月决定，把北京电子管厂的钨钼分厂全部搬迁到四川成都（搬迁1965年6月结束），与766厂（成都前锋无线电仪器厂）的材料分厂合并成立745厂（西南专用材料厂）。钨钼丝是制造电子管的基础材料，在北京电子管厂筹建中就设计有钨、钼材料车间，其成套设备和技术从苏联引进，试生产时的用料也是苏联提供的。在后来的10年间，北京电子管厂改进了设备，实现了材料的国产化，而这个车间也发展成为分厂，生产的各种钨钼制品及杜美丝比原设计产量平均增长4倍，除满足自用之外还供给全国的灯泡厂和电子管厂，完全扭转了中国钨钼丝材料原来靠进口的局面。1965年搬迁时，她向新厂输送职工800名，设备仪器近300台，甚至连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床、椅、桌、凳等全部搬走，耗费搬迁费60多万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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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四机部决定将北京电子管厂分为三个生产工厂：北京电子管厂（774厂）、北光电子管厂（775厂）、建中机器厂（700厂）和一个物资供应处、公用事业管理处，自同年7月1日起各单位独立核算。其中，775厂原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大型发射管分厂，四机部军管会于1970年又把775厂并回到北京电子管厂；700厂原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专用设备分厂（在厂后区新征5.4公顷土地建设的5000平方米厂房），包括了1958年成立的专用设备设计制造所，是为了解决新产品所需专用设备发展起来的(11)。这种分立与把企业当作专业化生产工厂有关，也可能与当时工业部内部的体制有关。由于工业部内部的机构设置（司、局、处等）都是按产品划分的，所以企业生产多种产品会给行政机构带来麻烦。无论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看出当时把企业当作行政机构附属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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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根据四机部指示，北京电子管厂取消产品设计所（一所）建制，该所原有业务除小陶瓷管部分之外，全部移交给在四川省广元成立的779厂（旭光电子管厂），主要领导和技术干部、技术工人也在支援之列（输送干部140人，技工244人）。留下的小陶瓷管业务成立小陶瓷管实验室。产品设计所是1958年由第一任厂长周凤鸣决定成立的，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曾研制出行波管、中小功率陶瓷管、高可靠电子管、超小型管和半导体器件等148个新产品。该所被撤销并移交给另一个工厂（还有被分立出去的设备所），说明北京电子管厂已经被迫远离那个曾经充满主动创造性的工厂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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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按四机部决定，将几种大型玻璃发射管的生产移交给777厂（辽宁锦州），将两条民用小型收讯放大管线和两条中型发射管的生产线移交给了770厂（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与产品同时移交的还有设备66台、仪器36件和人员205名（《厂史》，第308页）。1966年，773厂显像管生产任务不饱和，部里要求厂里将两条收讯放大管生产线移交该厂，还输送了成套的干部、技工及设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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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还承担了“包建”新厂的任务。1966年，四机部决定北京电子管厂包建4402厂（春光电工厂），厂里于同年5月成立包建筹备组，把本厂生产的框架栅管、高可靠管、超小型管、国防尖端配套仪器管作为4402厂主要产品，并支援了30多名技术骨干。由于“文革”的影响，4402厂到1970年才动工建设，地点设在山西晋城市沁水县端氏镇(14)。1970年，国务院决定在陕西宝鸡抢建一个大型广播发射电子管厂（4401厂），指定774、777、779厂共同包建，支援了489名生产技术骨干和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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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北京电子管厂还承担了艰巨的援外任务。从1961年到1980年的近20年内，承接了援朝援罗共三项工程。1960年10月，中国和朝鲜达成协议，为朝鲜建设一系列电子工业基础工厂。作为支援建设朝鲜熙川电子管厂（代号3874工程）的主厂，774厂不仅帮助建设了厂房，提供成套技术设备和资料以及各种生产必备的原材料，还培训了100多名朝鲜实习生。1969年3季度开工后，中方同意在熙川电子管厂内援建超小型电子管车间，即34项目。1976年3季度，774厂为罗马尼亚提供了全部生产技术资料，包括设备仪器、工装材料和散件等，前后历时5年完成两条生产线的援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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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导体技术上的努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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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部门计划体制限制企业创新精神的例子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历程。半导体晶体管在1950年代初成为电子工业的新技术领域，因小巧、省电、长寿等优点受到各国的重视，发展迅猛。1956年，周恩来总理领导制订的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把半导体列为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领域，一些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随即开设半导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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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北京电子管厂对半导体技术的自发关注还要追溯到周凤鸣在苏联实习的时候。1957年夏，他派工程师王正华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半导体物理学习班，回来后即筹建半导体实验室，开始了对锗材料和锗晶体管的研发（半导体设备全部是自己制造的）。1958年9月，工厂技术人员根据苏联提供的图纸完成了区域提纯机的制造，能将99.9％的锗锭提纯为99.9999％以上的高纯锗。1959年2月，工厂拉出了第一根锗单晶——这是中国企业拉出的第一根单晶，制定出一套利用本国提纯的锗锭和锑进行掺杂拉晶的计算方法，并制定出制造二极管、三极管的锗单晶技术要求。因此，虽然1960年苏联停止供给锗材料的情况下，也没有影响锗器件的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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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王正华接受解放军总参谋部仿制响尾蛇导弹的任务，以带回的4只半导体二极管为样品，一个月之内做出管子。同年，周凤鸣带领王正华接受北京市要求研制硅单晶的任务，按照带回的拉制炉蓝图制造炉子，开始研制硅材料和硅器件（曾试制硅合金三极管）。中国工业对硅材料和硅器件的研发是1958年由718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开始的，1959年9月9日，该厂的硅半导体车间拉出来第一根硅单晶（1964年，四机部决定把718厂的硅半导体车间划给北京电子管厂，见下）。到1959年年底，北京电子管厂从事半导体生产的职工已有200人，年产二极管近100万只，三极管3万只，锗单晶和零部件全部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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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初生的半导体车间一度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车间为了寻找半导体销路，对外派人去上海调查；对内精兵简政，转向以民品为主，着眼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工厂还组织了技术骨干于露天搭棚，研制半导体专用设备：真空合金扩散炉、氢氧烧结炉、化学清洗台、晶体管测试台等，装备了半导体车间。当时的厂领导上半导体的决心很大，林巍副厂长和总工分别从日本和法国考察回来，都认为半导体是电子技术的前沿，一定要上，而且提出要占领三个高地（台式管、平面管和集成电路）。林巍副厂长曾亲自与714厂（南京无线电厂，熊猫集团前身）签订协议，支持该厂大上半导体收音机，以促进半导体器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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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修订了科技十年发展规划，包括774厂王正华在内的专家规划小组提出，发展半导体应从民用入手，形成社会需要，跳出苏联框框，重点搞好一两个半导体厂。1963年，四机部领导也提出要扫掉部里对半导体器件的消极态度。1963年，日本首次在中国展览半导体产品，参观半导体收音机的观众在街头排起长队。1964年，北京市组织半导体收音机联合攻关，由北京电子管厂承担半导体晶体管的生产任务。这次联合攻关于1964年10月“胜利结束”，其成果是第二年开始批量生产的“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20-421页）。此时上海开始大上半导体，林巍厂长说：“不把774厂半导体搞上去，我死不瞑目。”厂里把直热式电子管厂房改成了半导体厂房，在802厂房组建了半导体实验室，并抽调了大批无线电技校毕业生到半导体车间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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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4年2月，四机部决定调整半导体厂点。6月将718厂的硅半导体车间给了北京电子管厂，组成了十分厂。由七车间负责半导体材料的生产，三车间负责硅二极管及平面管，四车间负责锗合金扩散管，十车间负责锗低频管，半导体实验室负责硅平面管和集成电路的试制。同年，组建年产300万只锗低频小功率管生产线并于1965年投产。至此，北京电子管厂从开始由一个单一的电真空厂变成了既能大量生产电子管又能大量生产半导体器件的大型电子企业。到1972年7月，半导体分厂扩大为11个车间。至此，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器件品种、质量产量发展很快居全国领先地位，成为当时研制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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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部为使全国半导体器件工业能够迅速发展，不断要求774厂向全国各地移交锗、硅器件的生产线。从1967—1968年，774厂陆续将几条锗管生产线移交给地方工厂，自己只剩下一条锗低频小功率管生产线。1967年，遵照四机部的决定，774厂将新组建的硅二极管全部内迁贵州凯里成为873厂（永光电工厂）(16)，同时输送干部67人，技工113人。1968年，四机部把银川新立织造厂改建为4430厂（宁光电工厂），生产半导体器件，774厂将从日本引进的成套设备支援了4430厂，并输送干部58人，工人85人。1971年，774厂援建贵州083基地的4433厂（风光电工厂，地点在贵州都匀，生产半导体器件），并输送30多名技术骨干。4433厂的第一任厂长就是曾任774厂副厂长和厂长的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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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外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北京电子管厂于1964年底开始筹建集成电路的研制机构，并于1965年7月1日以自制的简陋设备研发成功第一块集成电路，向党的生日献礼。1966年研制出机载小型计算机的驱动器，但成品率低。1968—1969年，工厂使用“土法”改造了2000平方米的老食堂楼，建成集成电路生产车间，随即又把原来的四车间改为线性电路车间。1969年第一季度，成立数字电路、线性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高频微波器四个“连”，同年下半年开始批量试制，产量1万块，1970年完成50万块。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共同研制了为无人驾驶飞机用的集成电路，还开发了为09工程（核潜艇工程）、705工程、702雷达计算机、北大150计算机等所用的集成电路。该厂生产的集成电路有用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广播东方红乐曲的计算机上，也有用于军用电台和民用整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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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集成电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开始重视这个新兴工业，但政府发展新工业的思路和方式不是依托现有的企业，而是新建专业化的工厂。1968年，四机部军管会决定在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毗邻774厂）的基础上，筹建北京东光电工厂（878厂）(17)。该厂是中国第一个集成电路企业，最初的技术力量来自774厂研究集成电路三室的全部人员、设备、仪器，以及北京实验科学仪器厂的部分人员和全部设备（《北京东光电工厂厂史》，第4页）。在起步阶段，878厂不仅送工人到774厂接受培训，而且当时所需要的图纸、资料、版、外延片都是从774厂带来或要来的；在试制电路时，光刻的片子参数不稳定，需要多次返修，测试时要把片子拿到774厂做对比测试（同上，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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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四机部军管会决定将北京电子管厂的集成电路业务（包括MOS电路、线性电路及数字电路）全部划给878厂，包括生产技术骨干人员107名（110名）和仪器、设备88台。这次划拨重创了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业务，致使一分厂的1至4车间下马，只留下少部分技术力量组成分厂的电路试验室，以研究半导体工艺为主继续研制集成电路。使全厂半导体器件的研制和生产跌入低谷，尽管后来还研发了应用于尖端武器、车载电台以及电视机的集成电路。从事后看，这次划拨最深远的影响是使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业务很难再列入国家投资的项目，因为已经有了专业厂。事实上，北京电子管厂直到1980年代中期都没有适应半导体生产的洁净间，只能使用老旧的厂房和设备。1984年，厂里奉命将锗器件生产线（1G2）分别移交给了江苏南通晶体管厂和山东临沂半导体二厂生产。从此结束了北京电子管厂的锗器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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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电子管厂的不完全统计，从1956到1984年的28年间，她援建部属的厂、所18个，援建地方的厂、校13个；共输送干部约2186名（其中：中层以上干部140人，工程技术人员1181人）、技工1362名（《厂史》，第165页）。在她历年开发出来的500多个产品中，有230多个被上级主管部门划拨到其他企业生产(18)。在三线建设中，援建者和被援建者都充满了牺牲精神。今天，当追寻北京电子管厂曾经支援过的那些工厂的下落时，只能得到满目苍凉，令人感慨当年为三线建设做出的牺牲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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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北京电子管厂同样陷入过混乱，老红军出身的党委书记熊杰被当作“叛徒”审查多年，甚至连周凤鸣也被拉回来游斗过，也出现过两派之间的“武斗”。1967—1973年，工厂被实行军事管制。在那些年里，后来被诟病的“铁饭碗”“大锅饭”和“企业办社会”等问题逐渐成为以国有为主的中国工业的结构性特征。被国家控制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化（十几年间只调整过一次工资），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结构也因为人员很少流动而开始复杂。北京电子管厂也同样表现出这些趋势。从1960年代初起，北京电子管厂近20年里基本没有建住房（《厂史》，第233页），在职工生活仍然依赖就业场所的条件下，还“欠账”成为企业在1980年代不得不承担的刚性任务，使这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累积下来的社会成本成为企业在改革年代的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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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是北京电子管厂的经济规模在30年里一直没有扩大。她在第一个十年（1956—1965）的平均年利润为4300万元；第二个十年（1966—1975）的平均年利润降为3700万元；第三个十年（1976—1985）的平均年利润进一步降为1800万元(19)。直接的原因很简单——在生产成本和社会负担逐渐膨胀的同时，工厂的产品领域和生产能力基本保持不变。在那个年代，四机部要求北京电子管厂成为“多品种、小批量、高精尖产品的科研、试制、生产基地”，实际上把她当作扩张电子工业的产品开发基地。作为国营企业，北京电子管厂支援中国工业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她自己在建厂初期也得到过支援。但由行政机构直接操作企业的方式，却严重限制了北京电子管厂形成规模经济能力。在近20年的时间里，她虽然一直上缴利润，但再也没有得到过足以实质性改变产品结构或实现技术升级的投资，基本上维持着原有的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从1956年建成投产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唯一的基建是1958年6月为发展大型电子管建成的802厂房(20)。工厂在1962年又搞了新的总体设计规划，获批准但并没有实施。此后，三线建设不仅挤压了对一线工厂的投资，而且北京电子管厂还要承担援建、包建新厂的任务，技术改造就更提不上日程(21)。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对工厂的军事管制长达六七年，熟悉情况的厂部领导靠边站，而军管会内部又意见分歧，工厂从来没有得到较大的改造项目（《厂史》，第283-284页）。更致命的是在四机部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惯性思维势力，始终认为电子管厂就应该发展电子管。于是，当北京电子管厂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时，她已经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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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计划体制的缺陷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但自力更生的年代并非没有宝贵的东西。当我们在2013年5月访谈一位京东方的研发负责人时，这位经历过两个时代的资深工程师（他于1985年大学毕业进厂）回忆了北京电子管厂的研发风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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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厂的时候，单晶炉什么的都还在那儿。工厂的技术虽然落后了，但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自己什么都会做。例如，现在的年轻人一搞开发就会说，没有这样的材料或设备就没法做，总认为有很多制约。但我们在电子管厂开发新产品的时候就不受这种制约，需要什么就自己做什么，包括测试的仪器、设备、工具都可以自己做，不出工厂院子就能自己做。……我在那儿受益特别大。因此，我现在做技术开发的时候就保持这么一种观念：无非是把（协作）圈子扩大，让其他人来配合你做，没有现成的材料、设备都不是障碍，障碍是没有帮手。搞技术开发不是看有没有现成的设备、材料，这些都要靠自己去找，无非过去是在工厂院里找，现在是找其他厂商配合。只要你的技术提案有价值、想法有价值，其他厂家都可以配合你。我的这种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那时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搞全新的技术，但现在回想起来，原来技术开发是可以那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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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释既说明今天的人们丢掉了什么，也说明可以继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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