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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虽然没有来自文字记录或访谈的直接证据，但不难从逻辑上看出周凤鸣的调动所反映出来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在“大跃进”高潮中（1958年）下放工业管理权限时把北京电子管厂下放到北京市，所以北京市才可能调任周凤鸣为北京市电机局局长，其目的显然是想发展地方电子工业——1950年代末开发彩色显像管的决策是来自市里而不是部里。随着中央于1961年重新集权和上收企业，周凤鸣又于1962年被调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周凤鸣任北京电子管厂厂长之前是北京市的干部，所以在北京市具有人脉关系，也对北京市有感情。他对于北京市发展电子工业的意见受到市领导的重视，而且他确实利用了中央的资源支援北京市。因此，周凤鸣又被称为“北京市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周凤鸣后来任国防部第十四研究院院长，1978年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1980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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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55年1月，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发展原子能技术和工业的援助。同年1月15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中国发展核工业的决策。1956年11月，人大常委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原子能事业部），后改为二机部（见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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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由重工业部下设的兵工总局负责。1952年8月，中央政府把重工业部划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民用机械工业）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国防工业，由赵尔陆任部长）。1956年，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1958年2月，又把一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与负责国防工业的二机部合并为一机部，同时把三机部改为二机部。1960年9月，再次把国防工业（即原二机部所属单位）从一机部划分出来，成立三机部，仍然负责国防工业建设。1963年2月，在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之后，又把原三机部按航空工业、常规兵器、造船工业分设为三个机械工业部，即三机部（航空工业部）、五机部（兵器工业部）、六机部（船舶工业部）。1964年，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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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部分内容的信息来源见《厂史》，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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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45厂于1989年更名为成都东方电子材料总厂，1994年改制为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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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00厂已经纳入今天生产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北京七星华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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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四机部于1964年4月撤销718联合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建制，将其分立为部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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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1977年10月由北京电子管厂革委会拟定的《七七四厂五年科技工作设想（讨论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认为一部分有继承性的产品可以在车间试制，但非继承性的新品在车间试制周期特长往往被生产挤掉，此外我们不从新设计新结构新工艺预先试验掌握，没有技术储备，不摸索和掌握新技术发展方向，就会跟不上形势发展，落后，必须考虑成立设计所”（北京电子管厂档案，该文件第11页）。其实这是想重新建立设计所——在几十年之后读到这些文字时，真感到“字字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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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该厂于1980年代末搬迁至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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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厂史》，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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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现在是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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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东光电工厂是由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改建，1970年验收投产。1980年建成1344平方米洁净车间，并从外国引进前部工序的关键设备组成生产线（见《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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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我厂经济情况的报告》，1989年12月19日，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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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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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57年，在周凤鸣主持下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规划，建设801、802厂房。801主要用于发展钨钼丝生产，目标是满足全国电光源生产的需要。802用于大功率发射管、充气管、超小型管、陶瓷管，并建立产品设计所。资金来源是厂长基金（57页）。802厂房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297页）。后来未全部实现，钨钼厂被迁往三线，另建超小型管厂（山西775厂），所以801厂房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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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官方编写的《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是这样说的：“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国家对电子工业三线建设投资近26亿元，约占电子工业三十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第69页）；“在三线建设期间，电子工业基本上把全部财力、物力、人力用于三线山区，原有的骨干老厂未能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这种重内地、轻沿海、重外延、轻内涵的建设方针，给以后的调整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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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皇甫鲁江访谈，2013年5月30日。关于他的介绍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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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1979年到1982年，大批电子工业企业发生亏损。1981年，部属企业中，有37个亏损，占电子部直属企业的20％。1982年地方企业中有700个亏损，占地方企业的33％，有15个省、自治区全行业亏损。由于这些电子企业的“客户”大多是国家，因此需求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1979年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使得军工电子产品订货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在1980、1981两年中，四机部直属企业中有30％安排的任务达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而以军品为主的地方电子企业的任务更是严重不足。这些企业基本是按军事工业的要求建设发展起来的，长期存在军民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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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共国营北京电子管厂委员会工作报告》（1980年9月），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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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据《北京电子管厂一九八三年工作安排》（北京电子管厂档案）的数据，1983年的订货量仅为1982年的40％左右和1981年的30％，同年的实际生产数量只占工厂生产能力的10％左右。1985年的产量数字见厂长张红飚的发言《团结一致，坚持改革，艰苦奋斗，奋勇前进》，1986年2月20日，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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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京电子管厂一九八三年工作总结》，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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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80年代，彩电的产值占中国电子工业产值的比重高达56％，这种状况曾经被称为“电子工业命系彩电”（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2010年，第1页）。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名的前10名都以彩电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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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73年12月，四机部组团赴美考察彩管制造技术期间，受到美国康宁玻璃公司的邀请访问该公司。康宁公司赠予中国考察团每位成员一件玻璃蜗牛工艺品，以展示该公司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还寓意“慢慢走，一路平安”。四机部考察团回国后，有人将此事上报给江青，江青借题发挥，一口咬定蜗牛礼品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主义”，“我们决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等等。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机部因“蜗牛事件”成为被重点批判对象，使中国引进彩色显像管和彩色电视机技术的工作被迫搁置。详细过程见一位亲历者的回忆（吴祖垲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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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此6条线俗称“天南海北”，其中天津、南京、北京各1条，上海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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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引进与技术能力的发展无关。1985年11月24日，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在“在第四次全国科学与政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全国引进了112条彩电生产线，具备年产1500万台电视机的生产能力，但我们自配套能力只有100万台，只是1/15。今年生产350万台左右，其中250万台是买来的散件组装的。一条生产线近250万—300万美元，仅这一项，我们已经花了两亿多美元。而‘七五’期间，我们能不能解决1000万台彩电的生产任务呢？解决不了，因为没有买技术。咸阳的4400彩管引进线，当时很闻名，但是一张图纸没有带进来。我们现在又要建至少七个彩电晶体管生产线，是引进的，大概要40亿元左右。现在是多头对外、全套买进”（李铁映 2009，第134页，黑体字为本书作者加）。 在同一个讲话中他还说：“我们集成电路引进了38条生产线，花了3亿多元，技术却没有引进，自己不能生产。我们知道，集成电路不是靠一条生产线就能生产的，而要有版图。一个大一点的集成电路，一般三四个人画一年都搞不出来，画好之后，还要编程序，制成版后才能生产。没有这些工作，只靠机器是做不出来的。集成电路整个生产工序要有物理、机械、化学、冶金、机电等各种各样的工艺流程，是一个复杂的高技术过程，而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另外，测试技术我们也没有”（同上，第137页，黑体字为本书作者加）。 李部长在这个讲话中主要批评了只引进生产线不引进技术的倾向。但实际上，即使买来技术（如图纸），那也与具有自主技术能力相差甚远。很显然，如何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上引进技术并使之服从于自主开发，并没有在当时决策者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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