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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企业管辖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变更影响了企业的命运。774厂和其他的下放厂是在1988年才真正办理交接手续的。张红飚记得交接会是在751厂开的。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在讲话时说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马上接了一句：“飞来飞去是一家”(48)，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北京电子管厂在其全部历史中下放给北京市3次，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2次下放后又都被收回，这是最后一次。后来机械电子工业部(49)又想把北京电子管厂等企业收回去，但因北京市不同意而作罢。在这个过程中，部里因为企业已下放而不愿再投资或给项目，而地方政府也因为担心下放企业又被收回去，也不愿再投资或给项目，于是下放的原部属企业成为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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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北京电子管厂在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24.9％的条件下实现14.3万元的盈利。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承包的激励作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仍然在于改变产品结构。正如张红飚在1989年1月23日职代会的讲话中所言：“我们这几年苦，苦就苦在没有规模产量的产品上。”为了实现产品结构调整，工厂在那些年里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向北京市、电子部、国家经委等部门上报了工厂的“七五”改造规划，即使被砍掉一多半，也还包括双栅场效应管后部引进线、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后工序生产线、彩管配套引进生产线（低熔点玻璃和支杆玻璃、工模具、电子枪零件）、微波功率管生产线、节能灯引进线和电力升压改造等项目。但由于“拨改贷”后企业筹措资金困难、项目审批过程复杂缓慢贻误了时机，这些项目的进展都比原来的计划大大推迟(50)。北京电子管厂还曾经想为北京松下合资彩管项目上配套的玻壳线，以便把玻璃分厂带起来。但电子工业部不同意这个提议，北京市也因此不同意（否则北京市就得出钱），该玻壳国产化项目给了河南安阳的一家企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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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北京电子管厂的销售收入和利润（1982—1991）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电子管厂档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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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时候，北京电子管厂的人仍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1980年代末，北京市的明星企业首钢一度想兼并774厂。那时，首钢实行承包制，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实力，但同时又受到不能扩大钢铁生产规模的限制。于是，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钢试图介入半导体集成电路进行产业转型。一次，首钢派公司电子部部长来和张红飚商谈，但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张红飚还记得那位女部长盛气凌人，上来就说要把工厂全收了，问值多少钱。张红飚回答说，固定资产值2亿多元，但不能只给这2亿多元就行——“我告诉你，五六十年代，北京市最有名的两个企业是‘东周’‘西周’，我们是‘东周’，你们是‘西周’。就是到了80年代初，你们的利润额也连我们厂的零头都不到。你们之所以能有发展，是因为得天独厚地得到国家政策，实行定额承包制，超过定额的全留给企业，所以你们才发展。我们渴望这样的政策，但没有，我们必须年年如数上交。现在你们来接管我们这个厂，我不是看不起你，你们首钢没这本事”(52)。与774厂“谈崩”后，北京市电子办就让首钢和878厂谈。1989年，北京市政府将878厂（东光电工厂）和其他几个工厂划拨给首钢公司(53)。后来首钢还是管不起来，878厂又回归电子办管(54)。1990年代初，首钢与日本NEC公司合资引进技术生产存储芯片(55)，最后以失败告终（周程 2011，第215-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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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压垮北京电子管厂这头“骆驼”的那根“稻草”是1985建成的“811”工程（耗资6000多万元）。这个工厂从1957年开始生产半导体以来的第一个洁净厂房以及一条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在军方不再大批量订货后，虽然还有军品采购，但品种多、用量小，难见效益；改做民品又需要补充投资，反而成了工厂亏损的最大来源，每年需要400多万元维持。张红飚想过很多办法(56)，最后找到的一个办法是把811生产线租赁给一家香港外商。对方到厂里考察过，愿意用这条线上自己的电路，用于玩具等产品。这个项目经过向国防科工委、电子部、北京市经委和电子办多次请示和协商后获得批准，并在一位副市长和各主管部门领导的出席下签订了合同。租赁不仅将使这条线从亏损变成盈利，而且还将采用中国第一条64K的生产线。但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香港外商说什么也不肯再来北京履行合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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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北京电子管厂又重新陷入亏损状态。那年一开年工厂就遇到资金、能源、材料的紧张，下半年的全国经济增长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下放缓速度，导致市场疲软。工厂在销售收入下降的同时，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越来越大：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当时退休干部职工已达到4100多人），负担的职工住房、医疗费用越来越重。在1984年的一份文件中，厂领导曾经引用“群众”的话说：“774厂好比是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沉不下去也跑不快，又大又笨调头慢”(57)。但5年之后，这艘航空母舰终于开始沉没——她被国防订单锐减的“鱼雷”击穿了一个洞，又被半导体替代电子管的“鱼雷”击穿了一个洞，最后被租赁“811”生产线失败这颗水雷再炸穿一个洞，同时又没有任何手段去补上这些洞，于是只能下沉——虽然不是瞬间沉没，但趋势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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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一直延续到1991年，脆弱的北京电子管厂也陷在亏损的风雨中飘摇。实际上，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原因就是在成本和负担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始终没有能够转向新产品的大批量生产。1990年在工厂举办以《真正过几年紧日子，与企业共渡难关》为主题的职工演讲会上，厂办秘书姚京平说：“我厂‘资金、原材料、能源、外汇、运输’十分紧张，尤其是资金紧缺，犹如一口即将干枯的井。现在该投的料由于没钱买而严重影响生产，各个分厂都感受深刻。也许大家有所不知，我厂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来的”(58)。从这些封存在档案中的发言稿里，可以感到工厂陷入绝境的气氛，尽管职工心中仍然怀有希望。事实上，由于长期拖欠工资，出现了职工生活困难的状况。在酒仙桥地区，已经出现774厂老职工到菜场捡白菜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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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距离北京电子管厂大约1公里的地方，北京·松下正像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吸引了领导们的目光。1989年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北京市副市长吴仪的陪同下视察了北京·松下的建筑工地；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88年12月14日和1989年10月18日两次视察了北京·松下，并在第二次视察时为之题词：“希望把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办成国际第一流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典范”；同年1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出席北京·松下的开工典礼，北京市副市长吴仪致辞；1991年4月2日和9月13日，国务委员李铁映和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也分别视察了这个合资企业(59)。显然，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的合资企业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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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被遗忘了，而且已经陷入绝境。在1992年3月19日召开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该厂总会计师王东升做了《深化改革降内耗，奋力扭亏图自救——关于财务情况的报告（提纲）》(60)。用这份在尘封档案中找到的文件的原话，可以比我们现在用任何语言都能更准确、更生动地描述出工厂当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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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全厂重要生产单位，有8个亏损，4个持平或微利，亏损户在增多；可比产品成本比90年提高了12.5％，费用增加了509万元。为了补亏和解决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各项生活费用，企业增加借款12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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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91年底，企业累计账面亏损（即明亏）达2895万元，潜亏达3563万元，两者相加达6458万元；1991年底，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和职工福利基金赤字达6191万元，企业流动资金借款、专项贷款、租赁借款、基建借款、投资借款共达30625万元。‘八五’进入还贷高峰，92年应归还中租租赁借款和工商行专项贷款就达2000余万元，企业有国家流动基金3695万元，企业流动基金624万元，借入流动资金4538万元，各项生产性、应付款3049万元，后两者相加称为流动负债共计7587万元，各项可变现的流动资产6011万元，企业流动资产抵不了流动负债；至于厂房、设备、产品、人员等“四老”状况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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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的困境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又很差。以1991年为例，全厂仅固定费用5480万，干不干一天16万。保本收入需超过1.2亿元，实际收入只达保本收入的60％。若考虑职工福利和企业维持费等因素，固定费用达到8000万元，即干不干一天23万，企业生存销售额需1.6亿元，实际只达生存线的46％。91年劳动生产率为7382元/人年，只有市电办系统的35％，全国电子器件行业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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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企业严重亏损，生产技术设施日益陈旧，人员负担越来越重，国家不管，只有靠借钱来维持，借了钱又增加亏损，给你项目投入钱又出不来效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亏损不断增加，企业陷入了经济恶性循环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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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为也，实难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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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红飚曾在大会上对职工讲过：“要丢掉幻想，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但他还是对政府抱有期待。1991年春节前，已经被连续亏损压得喘不过来气来的张红飚给国务院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北京电子管厂遇到的困难，希望国家能给予重视和支持。到了5月份，北京市电子办主任陆首群突然找张红飚谈话，问他为什么给领导写信。原来，邹家华把张红飚的信批给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陈批给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吴仪，吴批给了经委主任阎承宗，阎又批给了陆首群。结束谈话时，陆主任在报告上又添了一句话：“退还张红飚厂长。”求救信绕了一圈回到写信人自己手上的这件事，也算是表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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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在张红飚的提议下，连续三天召开厂级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北京电子管厂的出路。在这个会上，他提出要做体制性的改革，其设想是：以产品为主体，把工厂分立为若干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专业厂）；把企业改建为技、工、贸、金融、服务五位一体；实行股份制，向社会融资。这个设想引起激烈讨论，张红飚也坦言：同意他这样改革的，就一起往下走；如果不同意，他就立即辞职走人——7年了，他已经坚持不了了。最终大家基本同意他的思路，并决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设计改革方案和清理核定资产。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工厂于1991年年底召开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主席团、团委会、科技委的“五委”联席会议。张红飚在会上正式报告了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经“五委”会分别讨论同意并做出支持决议后，正式上报市经委和电子办并在来年得到批准。1992年5月18日，工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以北京电子管厂为前身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张红飚成为第一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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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事安排。1992年7月初，北京市电子办主任找张红飚研究企业领导班子（当时尚未明确除总经理之外的其他领导任职）。张提出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他在班子中，另一个是他不在。对方立刻提出，如果张不在的话，就应该找一个能够跨世纪的干部接班（意味着接班人只能是30多岁）。话谈到这里，张红飚心里已经明白(61)。1992年9月4日，市政府电子办在北京电子管厂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由北京电子管厂副厂长兼总会计师王东升担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北京公司）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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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1年后的2013年3月25日，我们在京东方总部对张红飚进行了访谈。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那些年）我做了几件事，但不是我个人做的，是全厂的领导班子一起做的。那段历史我不想再说了，一说我就非常难受。当时上下同心同德，职工都非常体谅领导，领导也非常体谅职工，这非常难得，把这些年都挺过去了。我们失掉了很多机会，那就是命运，所以我后来对（王）东升他们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张红飚已经70多岁，看上去既不像知识分子也不像当过领导的干部，更像是一名工厂的退休工人。那天，当他走进京东方总部时，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当他告别后走入酒仙桥街头的人流时，也不会有人注意这位矮小的老人……在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阶段，他与命运抗争了7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回顾历史，张红飚当时的一些做法不一定都正确，但他的抗争为京东方后来的崛起打下了第一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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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电子管厂（772厂）是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厂，始建于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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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党委书记熊杰是长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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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云龙是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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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种基金后来随计划体制的收紧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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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项工作也得到苏联大功率发射管专家瓦西里耶夫的帮助，见（《厂史》，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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