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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抓改革，增信心，战困难，为实现1200万利润而拼搏！——张红飚厂长在厂两级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5月，第5页，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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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张仲文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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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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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988年，中央政府决定电子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1993年再次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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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关于我厂大包干情况的汇报》，1989年5月30日，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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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阳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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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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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根据官方记载，“1989年3月4日，经市政府批准，原北京市国营东光电工厂、北京半导体器件二厂、燕东微电子公司、市半导体器件研究所等4家电子企业正式划拨首钢。双方的优势相结合，将进一步壮大首钢发展电子工业的实力”（北京市经委 1992，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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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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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990年9月20日，首钢与日本NEC电气株式会社合营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出席（北京市经委 1992，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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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张红飚甚至曾经想把811送给878厂，然后用811厂房生产微波大功率晶体管服务军工，但878厂那时也已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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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改革中探索搞活大企业的出路》（参加电子工业部经济责任制座谈会材料），1984年12月，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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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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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领导人视察信息见《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社志，1987.9—2000.12》 历年大事记，李鹏总理题词见该书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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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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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更换张红飚厂长职务的想法缘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1988年机械电子工业部成立后，又酝酿把原来电子工业部下放的企业“收回去”。1991年下半年，该部一位副部长找张红飚谈话，让他联系原来从电子工业部下放北京市的12个厂的厂长，表示愿意回去的都收，但让张别声张。12个厂长中的11个都愿意，只有1个（北京市的干部）不同意。张红飚猜测是“他把我给卖了”。后来市经委领导找张红飚谈话，说你要回去，就第一个把774厂放回去。张红飚则说，如果回去就要把北京·松下的股份带走，这是企业行为。双方“就吵起来了”——“他们说这是陈希同市长办公会的决议，上面写着774厂的股份留在北京市。我说要抄录一下，好向一万多职工交代。他们不让，说我搞非组织活动，我只能一笑”（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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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章 毁灭中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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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是以股份制改革的1993年作为自己的“元年”的，但“京东方”的名称却是到了2001年才正式启用，在此之前的企业名称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1992—2001年）。这些名称的变化其实具有实质意义。正如“京东方”的名字不是从北京电子管厂直接改过来的那样，从计划体制下的老国企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学习和结构重组过程。从历史的观点看，“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名称存在的10年是从北京电子管厂转变为京东方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新领导把“活下去”的压力和意愿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并在国家政策、制度、经济环境和社会意识变化的条件下，打破了企业在计划经济和电子管技术时代形成的组织和社会关系结构，使企业经过一个新成分成长和旧成分衰亡的过程而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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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国企“市场化”的成功却伴随着往往被人忽略的另一面：中国工业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技术降级”或“去技术化”的过程。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也没有能够逃脱与大多数国有企业相同的这种命运。与众不同的是，东方电子集团在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没有在各种“诱惑”下放弃高技术产业，而是在21世纪之初做出了进入液晶平板显示工业的决策。这个决策标志着她自主选择了“再技术化”的道路——这个转折点不仅开启了从北京电子管厂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也诞生了象征着一种道路的京东方。后来的历史证明，京东方选择的道路不仅充满风险和艰辛，而且失败的可能性远超过成功，但也正是这个选择使京东方在后来的10年里脱颖而出，成为向竞争性企业和高技术领先企业双重转变的先驱者。因此，追溯这个进取性战略的形成过程是理解京东方后来崛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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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为了“活下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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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在1992年秋天接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时，只有35岁。如果是以社会“属性”而不是简单地以时间来划分，他应该属于企业的第三代领导人。第一代领导是北京电子管厂前二十多年的几任厂长和党委书记，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第二代领导人是从1980年代前半期走上领导岗位的技术干部（如张仲文和张红飚），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上大学，在工厂从基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王东升属于第三代领导——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大学，在改革开放年代入厂工作。当他们从上一代领导手中接过企业领导职务时，其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年轻，王东升的接班其实从年龄上跨过了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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