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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官方编写的《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是这样说的：“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国家对电子工业三线建设投资近26亿元，约占电子工业三十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第69页）；“在三线建设期间，电子工业基本上把全部财力、物力、人力用于三线山区，原有的骨干老厂未能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这种重内地、轻沿海、重外延、轻内涵的建设方针，给以后的调整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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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皇甫鲁江访谈，2013年5月30日。关于他的介绍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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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1979年到1982年，大批电子工业企业发生亏损。1981年，部属企业中，有37个亏损，占电子部直属企业的20％。1982年地方企业中有700个亏损，占地方企业的33％，有15个省、自治区全行业亏损。由于这些电子企业的“客户”大多是国家，因此需求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1979年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使得军工电子产品订货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在1980、1981两年中，四机部直属企业中有30％安排的任务达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而以军品为主的地方电子企业的任务更是严重不足。这些企业基本是按军事工业的要求建设发展起来的，长期存在军民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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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共国营北京电子管厂委员会工作报告》（1980年9月），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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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据《北京电子管厂一九八三年工作安排》（北京电子管厂档案）的数据，1983年的订货量仅为1982年的40％左右和1981年的30％，同年的实际生产数量只占工厂生产能力的10％左右。1985年的产量数字见厂长张红飚的发言《团结一致，坚持改革，艰苦奋斗，奋勇前进》，1986年2月20日，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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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京电子管厂一九八三年工作总结》，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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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80年代，彩电的产值占中国电子工业产值的比重高达56％，这种状况曾经被称为“电子工业命系彩电”（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2010年，第1页）。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名的前10名都以彩电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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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73年12月，四机部组团赴美考察彩管制造技术期间，受到美国康宁玻璃公司的邀请访问该公司。康宁公司赠予中国考察团每位成员一件玻璃蜗牛工艺品，以展示该公司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还寓意“慢慢走，一路平安”。四机部考察团回国后，有人将此事上报给江青，江青借题发挥，一口咬定蜗牛礼品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主义”，“我们决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等等。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机部因“蜗牛事件”成为被重点批判对象，使中国引进彩色显像管和彩色电视机技术的工作被迫搁置。详细过程见一位亲历者的回忆（吴祖垲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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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此6条线俗称“天南海北”，其中天津、南京、北京各1条，上海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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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引进与技术能力的发展无关。1985年11月24日，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在“在第四次全国科学与政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全国引进了112条彩电生产线，具备年产1500万台电视机的生产能力，但我们自配套能力只有100万台，只是1/15。今年生产350万台左右，其中250万台是买来的散件组装的。一条生产线近250万—300万美元，仅这一项，我们已经花了两亿多美元。而‘七五’期间，我们能不能解决1000万台彩电的生产任务呢？解决不了，因为没有买技术。咸阳的4400彩管引进线，当时很闻名，但是一张图纸没有带进来。我们现在又要建至少七个彩电晶体管生产线，是引进的，大概要40亿元左右。现在是多头对外、全套买进”（李铁映 2009，第134页，黑体字为本书作者加）。 在同一个讲话中他还说：“我们集成电路引进了38条生产线，花了3亿多元，技术却没有引进，自己不能生产。我们知道，集成电路不是靠一条生产线就能生产的，而要有版图。一个大一点的集成电路，一般三四个人画一年都搞不出来，画好之后，还要编程序，制成版后才能生产。没有这些工作，只靠机器是做不出来的。集成电路整个生产工序要有物理、机械、化学、冶金、机电等各种各样的工艺流程，是一个复杂的高技术过程，而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另外，测试技术我们也没有”（同上，第137页，黑体字为本书作者加）。 李部长在这个讲话中主要批评了只引进生产线不引进技术的倾向。但实际上，即使买来技术（如图纸），那也与具有自主技术能力相差甚远。很显然，如何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上引进技术并使之服从于自主开发，并没有在当时决策者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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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梁新清访谈，200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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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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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力主下放部属企业，只有研究所没有下放。另外5个军工部门——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船舶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部——都没有下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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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在部内讲话中提到了这些质疑：中央的改革决定没有讲企业下放；企业放下去后难以集中指挥，容易出现散、乱情况；会像过去的下放那样由条块分割变为块块分割；其他部门的企业未下放，电子部企业先放下去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三线企业过去靠部里扶持，放下去后多数难以自立和发展（见李铁映 2009，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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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即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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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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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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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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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器件公司后来演变为中国电子产业集团公司（CEC），没有下放的30多个部属研究所被组建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ETC），两个公司都是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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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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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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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在1986年8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市场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呢？用在电子表、计算器、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上的集成电路的75％以上靠进口，有的甚至100％的集成电路都是靠进口。我们的科研、教育、医疗方面的仪器基本上是进口的。1985年，我们向美国申请并由美国政府批准的计算机就引进了40亿美元，所以我们国内的计算机，包括微型机、小型机、大型机，主要是中、大型机，几乎100％的产品都是国外的。现在生产了500多万台彩电，可我们彩电设计不会做，录音机年产1000万台，但多数是低档的，而中档的刚刚开始设计，刚刚开始掌握这个设计。国内市场能否站得住，维持得住？国外电子企业用高技术低价格、性能价格比较好的产品倾销中国市场，而中国市场中的电子行业和企业没有抵抗能力。 “现在有人呼吁实行保护政策。保护什么？全面保护就是闭关锁国，又回到1978年以前了，那是保护落后！保护电子行业的落后。国民经济依赖电子技术，电子行业的落后会造成使用电子技术的落后，这是国民经济不允许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允许依靠电子行业的落后的装备。落后的技术保护不住，而且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我们也不可能提出这种全面保护电子行业的要求，因为这既违反了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也违反了电子行业发展的规律。我们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快是由于开放，一旦闭关锁国，继续保护落后，电子行业就又要出现新的落后局面。所以，还是要坚持开放，坚持改革”（见李铁映：《电子工业的发展与改革，1985—1988》，第444-445页）。 但是，在这两段逻辑并不连贯的讲话中，李铁映部长既没有解释中国电子工业为什么落后，也没有解释怎样才能从落后状态赶上先进，尤其是在市场几乎全部让给外国产品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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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张红飚：《深化改革，细化承包，完善经营机制，为实现扭亏为盈而努力奋斗——1988年1月28日在11届2次职代会上的报告》，第4页，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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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张红飚：《团结一致，坚持改革，艰苦奋斗，奋勇前进》，1986年2月20日，第10页，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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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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