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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于1997年8月份正式决定关闭东方特种电器厂（二分厂），撤销建制，并对职工进行分流。在此之前，二分厂给一大批职工办理了退休。那时的二分厂有独立的人事科，去医院办各种鉴定，一些没到年龄的也病退了。那时退休不像现在审得那么紧，也没进入社保，还是由企业发退休工资，但凡能走的都走了。一位当时在二分厂人事科工作的干部回忆道：“人员分流确实是太难了，矛盾太大。整天有人来骂骂咧咧，或者整天泡在办公室，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17)。到1998年年底，清盘工作基本完成。即使在这种令人伤感的结局中，仍然有人在默默地以自我牺牲来奉献。在二分厂的领导中，人事厂长商亚清（女）和207车间的书记兼人事主任张荣婉（女）留守到最后，她们两人在处理完最后一名下岗工人后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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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年的调整确实力度比较大。一位当时在某分厂党委工作过的干部回忆说：“我们那个工厂成立东方赛格半导体后人员富余，包括党委副书记、老厂长等都下岗。我把下岗的40多名员工送到总厂的人才交流中心，他们有意见，许多人对退休也有意见，但为了企业的生存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处理了很多复杂的矛盾，如动力分厂有个员工，对缩编不理解，激烈的时候拿着酒精去动力车间，要拼个你死我活……后来我们也逐步帮着解决了一些问题”(18)。由于东方电子集团的改革比大多数国有企业早了几年，所以那几年下岗的职工多数还是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工作，有人去做使馆和饭店的服务人员、商场的售货员，也有人自己出去创业。到1990年代后期大批国企裁员的时候，下岗职工再找工作就难了。所以等到后来下岗员工也说，“当时想不明白，别人都好好待着，怎么就我们没岗位了，后来发现让我们先走了更容易找到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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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务状况尚未好转，企业对下岗和退休职工的待遇不如人意，出现过拖欠医药费报销等情况。经常有人因工作和待遇等问题到股份公司来上访，甚至发生过静坐示威，公司领导们不得不经常接待上访职工。1996年8月底，正当东方电子集团上市前夕，王东升被700多名退休的职工围住，起因就是拖欠医药费报销。有人向市政府写了多封人民来信，信中甚至罗列了王东升有关政治、经营、住房、生活作风等方面的22条“罪状”。上级经过调查，发现这些“罪状”并不属实，王东升的住房都未达到规定的标准（调查后上级部门还给他增加了一间住房）。多少年后，我们问王东升当时的感受，他自己坦诚说，当时确实感到很委屈，想不通，想辞职不干了。但公司正处于B股上市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一机会，就是不干了也要等公司上市以后。在这个过程中，领导班子自然而然地形成两套人马，由党委书记江玉崑率领一些较年长的干部，成立退休办、人才中心，重点帮助解决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稳定工程”），包括子女、父母、医疗报销、福利、工资、住房，等等；王东升负责全面工作，但重点是带领较年轻干部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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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6年，企业正式员工已经缩编到4000人，退休人员已经增加到7000人(20)。但同时，公司又不得不为留住那些更年轻、更有专业技能的员工而费尽心力。如公司的一份报告所言：“（公司）人才流失严重。由于企业发展速度跟不上社会环境的变化”，1995年“调走各类专业干部87人，这必须要引起我们各级干部的重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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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7年东方电子集团在B股上市时（见下一节），原来的领导班子按照东方电子集团及其“母体”北京电子管厂的两块牌子分开，同时正式实施新的用工制度：凡股份公司成立后进来的新员工一律按“市场化”原则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取消国企身份；凡股份公司成立前进入北京电子管厂的老职工可以自愿选择“市场化”和“逐步市场化”。这种“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模式，一方面吸引了大学生；另一方面稳定了老员工。1999年，东方电子集团与母体（更名为东方投资）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彻底分开经营，从此成为一个在市场上独立运营的公司。这时的一个痛苦决定是管理团队必须分成两个班子，王东升负责集团全面工作，同时，率领一个团队重点经营管理上市公司，江玉崑负责稳定工作，率领另一个团队管理“母体”，而后者需要付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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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东方电子集团（京东方）依然以利润分红等形式保证母体职工的工资、退休金和医疗报销等开支。1999年1月，王东升在集团工作会上说，北京电子管厂（母体）在以后若干年的主要任务有四个方面：（1）人员分流与再就业工程；（2）危改工程。继平房二区危房改造项目启动后，争取早日启动4街坊、11街坊的危改工程。（3）送温暖工程。重点抓好下岗与离退休职工中的特困户，访贫问苦，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4）服务工程。不断地改善和提高房管、供暖、卫生、保育、人才中心、老年职工服务中心、离休办等服务的质量与水平。“通过危改，改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的住房条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历史责任。不管工作如何困难，一定要坚定这一信念。”他说：这些“实际上是企业办社会的工作，但在政府的社保体系未健全之前，各项社会配套改革工程未到位之前，这是电子管厂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政府的社保体系健全后，配套改革工作逐步到位后，上述工作仍将不同程度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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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改革距今已有20多年，大规模下岗的“惨烈”仍然被北京电子管厂的老人们记忆犹新。当我们请亲历过的老人评价那场改革时，他们往往说出两个评论：第一个是“王东升够狠”，“打破大板块”和数千人的下岗分流说干就干了。如果这个评价中包含着对王东升的怨言，那么第二个则包含着谅解——“但也确实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如果企业死了，那些下岗的人连退休金也拿不到”。国有企业在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僵化”结构，不仅包括产品和组织上的，也包括社会关系上的（典型地体现在“铁饭碗、大锅饭”上）。这些结构使北京电子管厂在整个1980年代都无法摆脱沉重的“包袱”，只能一直期待政府出手援助。但那时国家已经改变了政策轨道，不会再出资去彻底调整国有企业的产品结构和设备，而且国家投资本身也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于是，解开这个死结的代价只能由企业自己去承担。如果不经历那些年的“结构调整”，脱胎于北京电子管厂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不可能生存下来；但是，那些“结构”又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由国家政策和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当结构调整的代价不得不由每一个职工来承担时，“牺牲”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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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负责“母体”稳定工程的江玉崑在2003年写道：“今天……再去谈论当初如何打破企业内部大板块，再去回忆几千员工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时的情景，会别有一番感触。当然，这些事已经无关紧要了，人们会慢慢地忘记这些，年轻人也不会对此感兴趣。但是，在京东方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功不可没的贡献者，他们是用牺牲做贡献的，牺牲时间和年华，牺牲利益和机会……虽然我们正在设法报答他们，可是有许多牺牲的东西定是不可再来，不要忘记这些用特殊形式贡献的人，这不仅是报恩，更是因为将来还会有牺牲”（京东方2003，第190页）。是的，在这个国家，谁都不应该忘记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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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节 为了“活下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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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为此需要调整产品结构，而调整的关键是发展新产品和新产业——这也是王东升主要负责的工作重点。不过，从1992年到1997年（公司在B股上市）的5年时间里，东方电子集团基本上没有新的资金注入，一直处于窘迫状态，没有能力做出像样的投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新业务主要是通过以现有的资产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方式，用王东升的原话说是“以存量的集约化调整和嫁接为主”。王东升在总部成立了一个组，就是专门寻找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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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多人的企业是个庞然大物，王东升本事再大，也没有能力在总厂层次上解决企业的整体发展问题。于是，他在自己努力的同时，也放开让各个下属单位去自行找项目。其实这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不允许各单位这样做，那么总厂就很难在一个单位亏损时解散它，因为有人会为此闹事；如果一个单位能够找到项目自己养活自己，总厂就支持；如果一个单位因为自己不找或没有找到成功项目而继续亏损，那么解散它也就顺理成章了。但王东升为了避免各行其是带来的混乱和风险，又必须控制这个过程，于是就规定了一个申报项目的程序：寻找潜在的可能项目（根据设备、厂房的情况，通过项目找伙伴）—提出项目建议书—确定合作对象—签订意向性协议—提交可行性报告—签订合同。项目在这个流程的每个阶段都要受到审核或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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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国家层次上确认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上掀起经商热。为了“活下去”，东方电子集团的各级领导几乎是“饥不择食”地在寻找能够迅速盈利的项目。但实际上，企业在1992—1994年那个阶段尝试过的大多数项目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在京东方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些当年项目的记录（见各项的脚注），择要列举如下（因为档案不完整，所以并非全貌），以表示在1992—1994年期间，这家曾经的中国电子工业第一厂为了生存都尝试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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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健营养茶。集团下属的北京半导体器件厂与四川一家企业合资成立“北京东方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想开发多种保健茶营养饮品，其中的拳头产品是带有传感器的“东方壶”(22)。这个中心还曾经与深圳一家企业合作搞船务项目。但在运营期间，因四川那家企业单方面抽回资金，致使该中心无法经营下去，清盘了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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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爽口液。集团与北京东亚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共同投资50万元兴建“怡鸿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开发“绿波”系列新型产品(24)。产品的样品都做出来了，但因市场等问题没有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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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佳木斯市申办边境易货贸易公司，同时经营“北京烤鸭店”以吸引顾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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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全国建立商贸网点，包括南京、上海、武汉、合肥、成都、乌鲁木齐等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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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台湾一家公司和美国一个大学的科技开发中心合资建立北京电子城高科技产品展销中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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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香港一家贸易公司合资成立电器维修中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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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还有一些二级单位办的服务业，因为小而庞杂已经无法说清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车队还以富余出来的能力与别人合办过出租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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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制冷设备。集团所属的北京东方模具厂拟与北京一家制冷设备经销公司和一家台湾企业合资成立和经营北京吉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这类产品主要应用于食品工业、医药卫生、电子工业、航空工业、船舶舰艇、商业、交通运输业、宾馆、饭店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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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灯具。决定组建东方电子灯饰公司(30)，拟以此为基础吸引外资并引进技术和设备。目标是在三年后建成一个中型的、独具特点的灯饰企业，实现年产灯具30万套，并承接灯饰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相应的综合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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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射灯及装潢钉。集团所属的北京东方电子零件厂拟与台湾帝潮事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和经营北京东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31)，开发生产经营射灯及装潢钉等产品，合资公司的产品100％外销，由台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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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生产原来分散在一分厂、二分厂的208车间、三分厂的308车间和811车间，公司在1993年的结构调整中把这四个半导体生产单位合而为一，成立北京东方半导体器件厂，以期保存实力。在此阶段曾经与东莞赛格花园工业区股份公司等单位合资，成立了三个合作项目——北京微电子制造公司、北京东方赛格半导体有限公司、东莞赛格半导体有限公司。但这些项目都由于后续投资问题而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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