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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友达光电将同时投资第8.5代和第二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光电新闻网，2008年2月4日，http://display.ofweek.com/2008-02/ART-230002-8100-14208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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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奇美：规划八代液晶线同时再投六代线”，PCPOP.COM，2006年3月15日，http://article.lcd88.com/20063/news-2006-3-15663773655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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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奇美8代线延期 台面板商陷进退两难困境”，千龙网，2007年1月5日，http://news.sohu.com/20070105/n2474452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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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奇美停摆近9个月路竹8代厂重新启动”，中华液晶网，2009年9月18日，http://www.fpdisplay.com/news/2009-09/info-83369-0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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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奇美8.5代液晶线3月量产 具备在大陆设厂资格”，腾讯科技，2010年3月12日，http://tech.qq.com/a/20100312/0003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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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四章 孤独的液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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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京东方成功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显示器业务，随即在北京上马建设一条5代线——她以“海外收购、国内扎根”的方式正式跨入TFT-LCD工业的门槛。获得这样一个规模足够大的主营业务是王东升已经怀了10年的梦想，如果从北京电子管厂领导人企图发展出来一个新的主营业务算起，那就是一个已经怀了20年的梦想。但收购和建线只不过是实现梦想的开始，京东方人没有想到后面的路竟是那样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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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时，她的决心是发展出一个自主掌握技术的产业。但当时政府的主导政策是向外资全面开放、“与国际接轨”，而中国工业发展的流行方式是引进生产线、引进外资或甘当组装厂。在早期所有进入TFT-LCD工业的中国企业中，京东方几乎是唯一走自主发展技术能力道路的。不仅如此，这个工业也是中国缺乏经验的那种高技术产业，它与半导体集成电路工业高度相似，技术变化极快、投资强度极大，其特点对中国社会大众来说闻所未闻。从当时的政府政策、工业发展模式和社会舆论来讲，京东方选择了一条难以被理解的道路。于是，京东方注定孤独——她孤独地进入，孤独地奋斗和挣扎，孤独地度过液晶周期带来的亏损阶段——而且没有想到“黑夜”会如此漫长，最后孤独地扩张——直到她的扩张开始“惊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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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跨入TFT-LCD工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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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9年八九月间，京东方成立TFT项目组（当时由王家恒负责），不是要论证什么，而是想寻找这个工业的入口。2000年年末，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皇甫鲁江加入了项目组（当时由韩国建负责）(1)。皇甫是北京电子管厂的“老人”。他是河南人，1985年7月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半导体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子管厂，在二分厂的半导体车间工作。1992年，经工厂与西安交大的安排，他到该校读研究生，毕业回厂参与节能灯项目。在该项目失败的1997年，他又回到西安交大读博士。据皇甫鲁江的回忆，他在TFT项目组做的工作是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本企业接触，但日本生产型企业一般不愿意卷入与中国企业的商务过程，而是通过日本综合商社居中进行联系。京东方通过三井商社联系过日立、富士通和三洋等公司，最初的想法是先与对方合作生产模组，然后再伺机做液晶屏。当时刚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日本企业在财务上都有困难，采取的基本态度是想通过技术转让费拿到一笔钱，但不愿意进行长期合作(2)。由于种种原因，京东方与日本企业的商谈都没有什么结果，到2002年9月终止了与日本企业的所有接触，因为那时与韩国现代的交易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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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2000年，一家台湾企业K公司（化名）主动向京东方提出合作。K公司当时是一家生产彩膜的企业，也想进入TFT-LCD工业。但那时台湾的TFT-LCD工业已经由几家大企业主导，对既无技术又缺资金的K公司形成了巨大的壁垒，所以它的计划是联合一家中国大陆企业，从日韩引进技术，然后在大陆设厂。京东方同意了合作的提议，目的是为了降低引进的风险。2000年12月，京东方与K公司签订合作意向，准备联合引进技术在北京建生产线，双方商定K公司负责对外谈判，而京东方负责在国内建线。项目建议书于2001年1月由京东方上报北京市政府，寻求政策支持。此后，K公司曾经找过日本企业商谈引进技术，但因技术转让费太高而放弃。几乎与此同时，消息灵通的K公司获知韩国现代集团有意出售液晶业务，于是向京东方提出合作收购的建议。当时，京东方已得到消息，并组建小组进行收购企划，为避免风险，京东方同意合作收购，主要原因是现代集团的出售报价是5亿美元以上，京东方不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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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集团是韩国大型企业集团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现代集团因为过度扩张、负债太重而陷入困境，特别它所牵头的韩朝交流合作项目——朝鲜金刚山观光、开城工业园区建设，以及韩朝铁路、公路建设——都是投入大于产出的项目，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继1999年大宇集团解体后，现代集团在2000年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引起韩国股市动荡。韩国政府一方面支持5家主要债权银行对现代集团提供紧急贷款，另一方面则要求它进行结构性调整，收缩经营领域并对下属企业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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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陷入困境和分崩离析的现代集团分离出来的现代电子更名为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国内一般译成海力士，以下简称现代半导体），她旗下的HYDIS（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英文全称为Hyundai Display Technology，Inc.）是其专门从事TFT-LCD显示器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子公司。HYDIS拥有2代、3代和3.5代TFT-LCD生产线各一条，年生产能力达到300万片以上，当时在全球20余家企业中排名第9，它生产的17英寸显示屏全球排名第3；它设有独立的研发机构，研发项目覆盖材料、配套零部件、液晶器件以及设备等，正在研发4次光刻技术以及液晶滴注技术，拥有300多项专利，其中独立研发的FFS宽视角技术是全球三大主流技术之一；它还拥有完备的市场能力、遍布全球各主要地区的营销网络以及著名咨询公司的支持，等等。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本来就落后于三星和LG，到2001年时又因为集团的财务危机已无力对TFT-LCD业务继续投入，于是决定出售HYDIS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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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京东方联合K公司与现代半导体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受让HYDIS的80.1％股权，其余19.9％由现代半导体持有。但此时京东方与K公司之间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京东方是想获得最终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的主营业务，而K公司的算盘是把京东方变为受其控制的一个生产加工厂。于是，K公司在谈判过程中开始搞小动作，暗地里把京东方对它的交底（情报）交给韩方，企图与韩方单方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安排。但韩方的基本目的是想顺利卖掉液晶显示业务，而且也已经与京东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所以以非正式渠道告诉京东方，K公司在暗箱操作。王东升对这种“背信弃义”深恶痛绝，同时也下定了“必须以我为主”的决心，于是宣布放弃与K公司的合作，退出交易。不过王东升并非“负气出走”，而是认定了K公司筹不到足够的资金去完成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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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同时继续围绕着平板显示器进行产业布局。从1990年代末开始，京东方与韩国一家公司合作生产手机显示的模组，而显示屏也是从现代半导体（HYNIX）旗下的STN-LCD及OLED业务单位购进的。当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陷入困境后，HYNIX欠了京东方的钱，于是向京东方提议：干脆把我们的小屏业务买了吧。想到收购他们的小屏生产线就能同时解决手机屏的供应，京东方于2001年11月独自收购了现代半导体旗下的STN-LCD及OLED业务，并以此在韩国成立了一个独立公司——韩国现代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此后，又在北京建立了京东方现代（北京）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在河北固安成立了京东方（河北）移动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小尺寸手机屏的模组。在冷眼旁观期间，京东方在韩国成立了一个独立公司(3)，并继续与现代半导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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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也决心上背光源项目（背光源是液晶显示器的重要部件）。2002年3月，京东方与日本·茶谷以75∶25的股比合资在苏州成立了生产背光源的京东方·茶谷公司，采取合资方式是因为那时京东方的技术较差。当时台湾的背光源企业在苏州、昆山一带集聚，它们规模大，而且技术水平遥遥领先。王东升的战略目的是让京东方·茶谷以独立生存的方式挤入这个产业链，力争能够为世界领先的TFT-LCD企业配套，为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进行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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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派出以董强为负责人的13个人到苏州，但除了3000万元的投资和一块荒草地之外就再没有提供其他东西。赴苏州创业的“13太保”为未来的企业建立了一个传统：哪怕只有三五个人时，每天早晨也要在还是一片荒草的工地上围成一圈，高唱“司歌”，然后充满激情地开始一天的工作。虽然“十三太保”后来都陆陆续续离开苏州，虽然京东方·茶谷已经成为中国一家主要的背光源企业（直到2009年还是唯一的本土企业）并拥有了数千职工，但每天早晨高唱“司歌”的传统却在这个企业保持了下来——他们都是京东方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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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退出后，台湾K公司硬着头皮与现代半导体签订排他性协议，以6.5亿美元的价格单独收购，并为此交了1000万美元的定金。最后正如王东升所料，K公司无法筹足资金，无力在合同期内收购，白交了定金还被罚了1000万美元，铩羽而归。被王东升称为既不守信又无谋略的K公司董事长也被免职(5)。此后，又有几家外国和台湾企业与韩国现代半导体进入收购谈判，其中一家是郭台铭的鸿海集团。郭台铭与韩方签完收购价为6.5亿美元的意向书后，曾经找过王东升，提出一个由鸿海收购京东方、再由京东方收购HYNIX显示部门的合作方案（其原因是郭对原先的收购价反悔，想通过收购报价较低的京东方来降低收购价）。但此时王东升心里明白，从实现京东方的战略目标看，自主收购、自主经营的风险是最低的，于是婉言拒绝。过了协议规定的排他期，台湾企业被迫退出。王东升一看时机到了，迅速告诉韩方，京东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实施收购。于是，京东方“卷土重来”，于2002年年中开始作为单独收购方与韩方谈判。实际上，HYDIS只有2代、3代和3.5代线各一条，以5代线领先业内并正在筹划6代线的三星和LG不会买，已经有了4代线而且财务困难的日本企业不会买；台湾有实力参与竞购的企业只有鸿海一家，但台湾已有5家面板企业，所以鸿海对于进不进入该行业、如何进入的问题还在犹豫中。于是，现代和京东方都意识到双方之间独此一条路。假如当初鸿海下定了决心，今天全球显示产业的格局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回顾历史，那实在是太凑巧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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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收购的风险毕竟要大大超过联合收购，于是在京东方的领导班子内又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当时，摆在京东方面前的进入方式仍然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收购HYDIS，以此掌握技术和市场，再通过与HYDIS合资在国内建新线；第二种是与日本企业合资在国内建5代线；第三种是从日本企业引进生产线。相比之下，收购方式是最快的进入途径，而且未来投资成本最低，但风险也是最大的。合资建线和引进生产线的方式对于进入的风险较小，但由于包括谈判在内的因素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会导致未来的投资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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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明显地倾向于采取收购方式。在2002年9月11日的京东方执委会会议上，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基本趋于统一，大家都相信京东方具有抵御风险发展TFT-LCD产业的能力和办法，甚至提出即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京东方的现有房产就是黄金储备。尤为可贵的是大家也都同意，收购不是目的，而是凭借收购的技术资源将来在国内建5代线。最后王东升对会议做出结论：第一，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第二，通过收购进入；第三，在北京建5代线，把技术和产业的根扎在国内。他表示唯一的担心是能不能坚定信心、一条心地去努力，并告诫大家，京东方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就要有面对亏损的心理承受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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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同时还必须走完国内审批程序，因为跨国收购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王东升等人与北京市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并向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汇报。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非常支持京东方的计划，他在听取王东升汇报后说：液晶显示是国家战略产业，走出去也是国家战略，一定会有风险，但这是企业行为，你王东升想好了没有，想好了我就支持你。为了支持京东方的海外并购项目，贾庆林为此亲自开了两次专题会，参会的市领导都表示支持(7)。市领导还亲自领队向国家计委等中央部委汇报，争取支持。当然，由于当时政府官员还只习惯于把中国企业卖给外国企业，所以也曾有某中央部委领导满腹狐疑地问：既然这个项目如此好，为什么韩国企业会卖给你？这个问题也问得有道理，因为后来确实有韩国国会议员对把TFT-LCD技术卖给中国企业的交易提出质疑。不过在向国家计委汇报后离开时，姜伟新副主任走向王东升说：“东升，这个事做成了国家要记你一功，如果做不成失败了，国家也要支持你”。一句话让王东升热泪盈眶。最后中国政府批准了这宗当时最大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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