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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每年有个京蒙对接的合作框架，于是京东方就把这个项目报进去。汇报后，主管市长说10亿吨的煤必须放在北京市（北京缺煤），由京煤集团承接。这样对京东方来说，反倒好协商了。2011年10—11月，京东方以36亿元出让了先期获批的2亿吨探矿权（内蒙古方面为防止京东方拿了煤不干项目，先期只给部分探矿权），使当年主营业务亏损的京东方盈利，避免了被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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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项目的总指挥是陈曦(100)。他于1980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在那里从本科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底，刚刚毕业的陈曦加入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一直工作到2009年该公司终结，经历了彩管工业在中国最辉煌的阶段以及穷途末日。其实王东升在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前后，就已经看中了几个北京·松下的优秀干部，刘晓东和陈曦都在其中。陈曦在北京·松下彩管关闭后，到松下（中国）工作了一年就加入京东方。2011年4月，陈曦陪同王东升到鄂尔多斯考察项目，同时接任负责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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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的工业经验是在CRT彩色显像管领域，没有经历过液晶阶段，那能领导建设属于前沿技术的AM-OLED生产线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其实干这样的工厂，京东方不止一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都是从一片荒野开始。京东方后面的团队确实很厉害，有建设的、采购设备的，只要董事长和总裁说要搞这个项目，各个专业部门很快就把人给我配齐了，并不是靠我一个人去凑齐。”陈曦表示对他来说，B6是“SOPIC变革”的最受益的项目，他不用单独去请人，不管在哪个组织工作的人都可以来这里，专业组织在做各种技术评估时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线是依靠京东方整体的力量，按照节点和计划来推，每个节点董事长王东升都要来验收——他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总命令。总指挥是起牵头的作用，各职能领域的工作通过专业分工进行，这样陈曦反倒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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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是属于技术前沿的生产线，其实决定上马这条线时，京东方也是刚刚开始研发AM-OLED显示屏。因此，B6生产线的工艺设计不是依据已经掌握的产品和工艺技术，而是依据来自产业链的信息和自己的摸索，在成都4.5代线的LTPS中试线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很重要。B6投产后需要克服的问题是，要针对CTO组织开发出来的产品在实际运转中把配套工艺做出来并逐渐完善。B6设有产品开发部，但在SOPIC框架下，它隶属于小尺寸产品开发中心的副中心长，而为B6安排的产品也是从市场端开始设计。这同样显示了京东方的整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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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生产的TFT背板将全部采用LTPS，第一期的30K产能是生产LTPS TFT驱动的LCD，其中加入了4K的OLED的中试线，作为第二期生产LTPS TFT驱动的OLED的基础。制造LTPS最关键的技术是在普通的a-Si表面进行激光退火，使电子迁移率提高100倍，于是就可以把同样的线宽做得非常窄，大大提高电路的集成度，也就大大提高了显示器的分辨率。但因为制造LTPS的设备更精密更复杂，所以供应商的范围非常局限，如准分子激光退火设备、集成化的设备和离子注入设备几乎都是全球只有一家厂商供应，曝光机供应商仍然是尼康和佳能，但做到500ppi的分辨率及其像差矫正的只有尼康，所以采购设备的价格谈判很困难。令陈曦得意的是，他在2012年完成了设备采购谈判，而且买的全是最好的设备，后来的日元贬值又使实际成本下降——“如果我将来不在B6了，至少人家不会骂你陈曦买的什么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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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B6访谈了一位台湾籍的阵列（Array）高级工程师(101)。他出身老奇美，后来在富士康集团的深超光电工作了几年，于2012年年末加入京东方。他说2010年就通过一位加入京东方CTO组织的前同事向京东方投了简历。调动的原因第一是奇美所有权变动后的人事矛盾，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他和以前的台湾同事都一直说，TFT是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所以大者一定恒大。介绍他到京东方的那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大陆企业的发展，让他相信到大陆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他本来也是把简历投到CTO组织，但京东方认为B6更需要他这样的人，就派他到鄂尔多斯。这位台湾籍工程师在介绍生产线时说，对于B6生产的LTPS TFT，目前全世界各个厂都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制程是最完美的，大家都处于改进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企业有钱买设备就做得出来，许多工艺的程序、要求和搭配都是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例如，在B6产线上有一站是镀层，本来是做完这一站就到下一站了，可是刚镀完后其实稳定性不好，启动的电压会漂移，所以必须在特定区域放一段时间。这个做法效果很好，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凭借的是做半导体的经验。其他公司不可能知道这些know-how（诀窍）——“就算你拿到其他公司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多这样的站点。”他解释说，产线与CTO组织是合作的关系，CTO主导制程的advance的部分和新技术的开发，负责研究怎么搭配工艺链，怎么提高制程良率，怎么降低成本，然后再把技术导入到各分公司来做。B6有机台，可以和CTO互相搭配来做（CTO组织受到实验线机台的局限），两边可以沟通合作，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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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线的技术问题，让陈曦挠头的还有早期阶段的工业环境问题。虽然在鄂尔多斯建线没有拆迁问题，但土地出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当地建设太快，有很多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土地管理上也出现一些混乱，致使京东方很长时间没有拿到土地证，而没有土地证就会影响京东方的融资。陈曦说土地证问题把他折腾惨了，搞了一年多才弄完。北京总部也急了，专门派人来这里帮他，还问是不是当地政府故意为难。实际上当地政府是支持的，但对发展工业没什么经验。陈曦说：“他们对于电子厂怎么建不知道，说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伺候你。”比如说，投产前要接污水管道，当地政府部门说你就直接排吧。京东方的领导说那不行，生产线一天要排12000吨污水，把对方吓了一跳；又说给建个污水池子，京东方的人说那干两天就满了怎么办呢？最后索性“勒令”他们在7月份必须把污水管接上。还有稳定供电的问题。内蒙古不缺电，但当地的电网和国家电网不并网。由于农业用电非常多，电压极其不稳定，京东方要求确保稳定。北京的电网如果电压波动0.1秒时间以上就要跳闸。生产线上搬运玻璃是靠电把玻璃吸在机器上，一旦跳闸玻璃就会掉下来摔碎，再清扫全部的机器设备需要两个多小时，而鄂尔多斯的人觉得跳闸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为了让当地政府部门知道电压稳定性有什么重要性，京东方的人“一遍遍拉着他们看，让他们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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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讲，当地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也对京东方存在怀疑的心理，因为他们被“骗”了很多次——在以煤换来的众多工业项目中，真正踏实干成的只有几项，剩下的大多是以工业投资为幌子来获取探矿权的。有探矿权就能挖矿，在前几年煤价高达七八百元一吨的时候，煤老板每天睡一觉醒来就是几百万。虽然京东方多次表示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上市公司绝不会骗人，但最后只能靠实干赢得信任。到2013年夏天，京东方的作风和B6的进展已经让当地政府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了敬佩。经过自治区经信委组织的3次审计，京东方的投资进展被确认符合要求，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开会批准向京东方兑现全部10亿吨的探矿权。此后，自治区党委书记来看了这个项目，区里还组织各盟市旗的领导100多人来参观，而且要进B6的洁净车间，让京东方的高管纠结了一番（为防止带入灰尘，洁净车间一般不欢迎外人参观，但领导们兴致勃勃要看高技术生产线，只能让京东方冒一次良率下降的风险）。不过政府一信任，支持起来也是实打实的——看到B6绿化区草坪的草长得不好，政府专门派了绿化队全部重新栽种整理。后来陈炎顺对这个项目很得意，虽然融资方式很特别（以前都是通过股市增发），效果却很好，而且项目还没建成就为集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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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京东方第5.5代AM-OLED生产线（B6）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点亮投产，并于2014年4月实现量产，投产的头两款产品都是5英寸的手机屏。我们在2013年8月访谈陈曦结束时问他：“这条线还有什么故事？”他的回答是：“故事还没开始。我认为真正出彩的地方还没有开始，现在受再多的苦，如果没有出东西来，都是瞎扯，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去弄。”如果B6能够按照预期实现大批量生产LTPS的TFT以及由LTPS驱动的OLED显示屏，京东方就在技术追赶的路上迈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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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8.5代线（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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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1日，京东方宣布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双方确定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园投资建设“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投资总额328亿元。根据框架协议，该项目包括9万片/月玻璃基板投片量基于氧化物技术的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3万片/月玻璃基板投片量的内置触摸屏生产线(102)，以及建设液晶电视机生产线（设计产能为200万台/年），并设立重庆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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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京东方来说，重庆8.5代线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项目，它的促成特别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2011年，三星要在中国投资建闪存芯片厂，把北京、西安、重庆作为备选厂址，并派了100多人的考察团到处看。重庆当时在三星的评估中得分最高（其次是西安，最后是北京），于是重庆市马上平出一块地，准备接受三星的闪存生产线项目。2012年3月，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腐败案事发，三星为避免政治风险就决定把项目地址改到西安。此后富士康与重庆市接触，表示愿意在重庆建8.5代TFT-LCD生产线。重庆方面对此很高兴，准备把原计划用于三星闪存项目的厂址拿出来，并将项目申请报送国家发改委。但在同年8月底的项目审查答辩会上，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都建议重庆市与国内企业合作（纷纷表示“京东方也不错啊”“与其让富士康做，还不如让京东方做”），并建议重庆市与京东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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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5日，王东升接到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电话，邀请京东方派人到重庆会商。9月19日，京东方派出陈炎顺一行到重庆考察，与市政府、经信委、两江新区就设立产线的各种需求初步交换意见。重庆方面在会谈中发现富士康的要价其实是很高的：第一，富士康提出的8.5代线（90K产能）投资预算是300多亿元，同样要求重庆方面投资，而且是直接投资，没有退出机制（具有财政补贴的性质）；第二，富士康的项目让地方政府的负担很大，它只提出需要工人的人数，然后由地方政府负责招工；它只管自己的厂区，连职工宿舍都是由政府来管，由政府承担这部分费用和管理；第三，富士康的地价收入和高管人员的收入都要免个人所得税。总之，从融资、土地、税收、投资总额和投资方式等各方面来说，富士康的要求都很苛刻。相比之下，京东方提出的8.5代线（90K产能）投资预算是245亿元，外加上30K产能的触摸屏生产线才达到328亿元的总投资额(103)。重庆方面立刻觉得京东方的要求比富士康低多了。因此，重庆市方面对会谈结果表示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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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中旬，王东升率陈炎顺、刘晓东等一行10人去重庆谈相关事宜，双方基本谈定。2012年12月21日，重庆市与京东方举行签约仪式。重庆8.5代线的厂址在北碚区的水土园区，是两江新区的一部分，上风上水，离嘉陵江也就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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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公司正式注册。同年7月17日，开工仪式。重庆市长黄奇帆亲自参加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透露：京东方项目投资300多亿，包括1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190多亿元的资本金。在190多亿元的资本金中，重庆国资委和两江新区通过金融企业股权出让和土地出让共筹集100亿，京东方通过股市面向重庆企业定向增发筹集90亿(104)。这个项目计划于2015年5月建成投产。关于这条线的建设情况，我们在第七章还会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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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从2009年开始的扩张伴随着媒体的质疑和社会争议（本书在下一章将集中讨论这些争议），原因是京东方的主营业务在2008—2011年期间是亏损的。在亏损的条件下持续对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确是一种挑战“常识”的行为，但它不仅与产业性质有关，而且恰恰反映出京东方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对于工业投资来说，真正的风险不是外行所关注的投资规模，而是这种大规模投资能不能转化成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生产能力（即赢利的前提条件）。京东方做到了。到2012年7月，京东方的B1、B2、B3和B4四条生产线全部实现满产满销，并在该年第三季度实现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第一次季度盈利。2012年，京东方实现净利润2.58亿元，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盈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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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新一轮盈利是结构性的：第一，盈利是在生产规模以几何级数扩大的基础上实现的；第二，在销售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销售的增长和价格不再是被动地依靠周期波动的市场，而是依靠不断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去赢得需求。因此，京东方能够在2013年实现23.5亿元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增长800％）并非意外。从生产规模上讲，京东方已经在2012年结束时跻身全球前五。从技术上讲，京东方已经逼近前沿，用京东方高管自己的话说，“不再是只能看见领先者的背影，而是已经看到了对方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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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就在2009年京东方起飞之际，当年的明星企业北京·松下彩管公司关闭了。陈炎顺是北京·松下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负责处理关厂后事，而他当年到北京·松下要分红的财务处处长王大姐（见第五章第三节）是最后一任中方副总经理。当王大姐于2013年退休时，陈炎顺为她摆了一桌席，还送了她一幅字“人正、品真”，表示对她工作生涯的敬意。席间，陈炎顺提起往事说：“王大姐，你当年死看不上我们、看不上京东方，我们找你要点分红钱多艰难啊。你还记得我们在仙鼎饭店，你让我们喝一杯酒给20万吗？”王大姐的回答是：“哎呀，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105)。确实是太快了——在短短5年间，京东方发动了一场海啸般的扩张，从一个边缘企业一跃成为全球TFT-LCD工业中的主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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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附录：华星光电的工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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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深圳华星光电的8.5代线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第二条自主建设的8.5代线，为中国TFT-LCD工业的崛起增添了动力。华星光电自主建线的时机与京东方大规模扩张的时机一致，说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反而为中国发展液晶显示器工业带来了机会。但华星光电敢于自主建线也同时说明，只有勇者才能抓住机会，而那些把机会转化为成功的勇者就成为英雄。因此，了解华星光电自主建线的来龙去脉，可以帮助从工业层次上理解战略行动的重要性。为了不影响本书的行文，这里以第五章附录的形式单独介绍华星光电自主建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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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早在2005年底就制定了平面显示产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促成了本书第五章提到的聚龙计划。在那个计划被瓦解后，深圳方面与夏普、LG、三星以及友达等面板巨头都进行过谈判，但在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的引进上却一直没有进展。据参与了前期引资谈判全过程的一位官员透露，“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面板企业都将面板技术作为严格封锁的核心技术，导致最初几年的谈判一直不顺利。”当时深圳市主管领导甚至找到了日本通产省沟通引进面板生产线，但日本方面一直没有松口。在谈判中，外资面板巨头漫天要价，有的企业甚至要求深圳市政府除了出资30多亿美元并且交纳3.6亿美元的入门费外，而且还要得到技术引进费并且每年享受分成，最后仍然久拖不成(106)。当京东方于2008年9月改为在合肥建设6代线后，深圳方面继续与夏普谈判引进6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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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准备签约的夏普突然决定改为与南京合作，致使深圳的计划一下子走入死胡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向深圳市领导提出了组建团队自主建线的建议（TCL是原定承担与夏普合作建线任务的中方企业）。深圳新任代市长王荣（后任市委书记）立刻支持这个想法。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如果项目能干成当然是大好事，但如果失败，决策者的政治前途也许就断送了。风险如此之大的原因是：第一，该项目投资巨大（后来的预算是总投资245亿元），是深圳市有史以来的最大工业项目；第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建线的团队，只是存在招人的可能性。因此，当时市委常委开会讨论时，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这种决策的困难反映出中国工业发展两条道路的矛盾：引进生产线的风险小，因为可以“傍上”大哥跟着赚点小钱；自主建线的风险极大，因为充满不确定性。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真的引进了夏普的6代线，那么深圳发展液晶面板工业的道路将会充满泥泞和沮丧（至少是因为大哥自己也走上了穷途末路），而自主建设8.5代线却使深圳的工业抱负和TCL的转型迎来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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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进入液晶显示器工业的想法由来已久，也是聚龙计划的主要发起方。那个计划流产后，TCL一直寻求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引进技术进入这个工业的途径，但困难重重。2007年，TCL与三星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包括由三星提供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共4条生产线）。TCL液晶模组项目的负责人是来自南京LG液晶显示公司（模组厂）的贺成明，项目的20余名核心技术人员也都是贺成明在南京的老部下。项目于2008年4月打桩，9月厂房封顶，11月搬入设备安装，到2009年2月量产，并在投产的当年实现了盈利。TCL的液晶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的，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生成了自主的能力。在这个项目的4条生产线中，只有第一条线是由三星派来几个人提供的帮助，其他三条线的设备采购则都是由TCL自主招标、采购设备并组织建设的（采用的大多是三星供应商的设备）。TCL通过这个项目集聚了一些人才，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并在业内建立起人脉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收购法国汤姆逊CRT彩电业务导致TCL连续数年的巨亏后，液晶模组项目的成功让TCL的决策者重拾信心，也成为TCL转向自主建线的一块踏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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