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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回北京的问题,龙海涛表示服从公司的安排,安排在哪儿就在哪儿干,而且在哪儿都要把事情干好。他回忆2002—2009年在北京工作时,那里生产低温封接玻璃粉,主要是含铅的东西,非常重,生产条件、作业环境都比合肥产线要艰苦很多。当时车间里的老师傅最年轻的都42岁了,55岁的老师傅拿个单件就要50公斤,照样去干。龙海涛觉得来京东方工作的最初动机是谋生,但是越做越觉得要把这事做好,对公司的感情在过程中就会培养出来。他认同京东方的文化,觉得它的底蕴深刻,也很开放,是很多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京东方吸引的人才越来越多,不管从哪里来的,都能很快融入企业,做事也越来越顺。他说董事长是个爱才如命的人,看到能干的人,董事长就喜欢,就要委以重任。他以自己为例,虽然他原来从事的那块业务不行了,但当领导看到他有一定的潜质时,就给了他学习的机会,让他转行——“我要好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伴随着企业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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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坡是龙海涛属下的检测科科长,河北保定人,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位于石家庄)读的大专(计算机与信息管理专业),2004年毕业时加入京东方(47)。张清坡记得那时京东方的招聘还是挺严格的,专业基本功的要求很高,甚至还有视力身高的要求。他说现在的作业员不好招,标准也就降低了。入职后,张清坡接受了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师是一些韩国人。培训一结束他就去擦地板,为设备搬入做准备。当时在张清坡他们之前加入京东方的人里,还有一批去韩国研修的,回来后都成为他们的班长,令他们都很羡慕。张清坡在阵列制造科当作业员,他还记得B1出来的第一块玻璃基板是他协助刘锋(刘后来相继担任B3、B5的总经理,见第五章和第七章)一起拿进去的。张清坡在当作业员的时候就想法比较多,看到工程师在做什么,他都会去问并主动帮忙,而对方看他挺热情时就会说来吧。其实当时张清坡很崇拜那些工程师,他本来就是个喜欢动手的人,比如喜欢组装个小风扇、小电动汽车什么的,所以很喜欢跟着资深工程师们学习掌握设备,逐渐发现很多东西的原理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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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坡干了两年多后,于2007年离开了处于盈利状态的京东方。他觉得自己学历太低,在京东方有些梦想没有实现,也想到外面补充一下,于是“一时冲动就跑了”。此后,张清坡在一家台资销售公司工作了两年,基本上代理的都是日本电子产品。他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那家公司,因为他特别喜欢液晶显示行业,而且从京东方学了许多东西(特别是设备),所以他觉得不能扔掉,于是就再学元器件,如传感器、伺服电机、触摸屏,等等。他出去后仍然经常和京东方的人来往,也一直很关注京东方。即使是离开了京东方,他仍然记得王东升的话:“董事长说的‘干事业、练胸怀、长本领、交朋友’,每个字都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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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京东方因上马合肥6代线(B3)而特别需要人,于是张清坡利用与京东方保持的良好关系,抓住机会又重新加入了京东方。令张清坡感到特别幸运的是,他进入B3后被派去韩国研修半年彩膜技术。当时中方研修人员进入他们的产线时不让带手机,不让拍照,所以他们都拿个小本,有什么东西都记上。基于对设备的经验,张清坡发挥了自己的“小聪明”。他发现韩方在机器旁边都贴了韩语说明,于是就把所有的韩语都抄下来了。他问韩国人这是什么,回答说是出现不良时怎么处理的指示;又问为什么要贴这些指示,回答说作业员会看到这些指示,如果有什么不良的话,会对照指示进行处理。张清坡就把每条生产线的指示都抄了一遍,让翻译翻了一遍讲给大家听。他还故意问大家“觉得有用吗”?其实张清坡心里清楚,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处理方式是很难得到的。设备哪儿都有,但对不良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中国人看不懂那些指示,对方也不会告诉你。张清坡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制造,所以要准备对策。他说:“我一直都这样,想得比自己所在的位置要远。”现在,京东方各生产线的彩膜厂里都会有简单的提醒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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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研修回来后,张清坡于2010年2月结婚。他的妻子也是在B1,两人因京东方而结缘。他婚后就来了合肥,好不容易找到连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的那个厂区工地,发现一片荒芜,被当作宿舍的技工学校里空无一人,但当张清坡看到早上的一抹阳光时,真是觉得充满了希望。合肥的冬天比较冷,也没有暖气,宿舍走廊的窗户都是开着的,风呼呼的。刚来的人进出被窝都不太适应,他就和宿舍的人买了吹风机,在睡前先把被窝给吹暖了。到的人一多,附近的电热毯也脱销了。培训了几天,张清坡就和另外几个人先进了工地,负责安全。当时大家一片激情,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当厂房建得差不多时,路还是土路,厂房也还在施工,产线里都是空的,高压地板也刚铺上,有些地方需要安装防震台也空着,感觉挺危险的。张清坡因为经历过B1,所以对B3不陌生,给大家讲了很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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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坡再一次感到很荣幸的是,他不久被任命为班长。他记得第一天给大家开早会之前很紧张,不断问自己要说什么,不过那天还是说得头头是道。过了一个月,关切自己形象的他还问那些组长自己在第一次早会上说得怎么样,大家都说挺好的。在彩膜厂,班长下面有四五十人,科长下面有4个班,部长下面满编是200多人(他说模组厂那边人很多,一个班长下面有好几百人,一个部长有好几千人,相当于团长级呢)。毕竟是新建的产线,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作业员、组长、班长,遇到的事情特别多。2010年有一个月出了4个操作失误,当时张清坡的一个组长都快要哭了,但他说出了问题不怕,关键能否解决问题,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要出类似的事情。当时彩膜分厂的工厂长还特地点出来是哪个班出的问题,对他的压力特别大。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压力传给下面的组长或作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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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坡认为他们作为一线的管理者,需要不断地学习。新员工多的时候确实比较麻烦,他们这些班组长都不断强调,作业员只要看到不良,不管懂不懂,都必须先叫他们,他们就在第一时间进线(48)。当时从韩国东友来支援的人也都在,双方关系比较好,确实教了京东方人不少东西。张清坡从B1开始,自认为学得比较好,而且认为只有学得多,处理问题才能比较多,对公司的帮助也多。他觉得现在的作业员对技术的掌握和认识还不够深刻,好多人就是只满足于做一件事。他认为,既然公司提供了这个平台,就要好好抓住机会——“说句不好听的,即使从这儿走了去其他公司,也是带着技术走的,而不是空手而去。”当然,如果在京东方学好了,可能会有一个很高的提升,不管是从职级上还是职务上都有提升。最开始时会有困难的过程,但只要咬牙挺住就会有好的提升。他认为京东方对普通工人的发展规划还是不错的,有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初级技师、中级技师、高级技师,按照这样一个个台阶,顶住压力就能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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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张清坡被调到合肥8.5代线(B5),负责检讨设备。当时B5的制造方面需要检讨一些制具及其人员,B3的领导就把他推荐过来。张清坡解释说,“技术部负责购买设备,我们负责车台、柜架等生产辅助设备,包括更衣室怎么布置,要什么样的规格。检讨的时候经常讨论这个合适不合适、合理不合理。”2013年4月,张清坡和另外十几个人到B4实习一个月。他这样描述了京东方内部的实习情况:“现在京东方各个工厂的实习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办法和传统——建B3时派人到B2实习,B4成立的时候派人到B3实习,B6也到B3实习,而B5也到B4实习,现在是B8的人到B5实习。无论在哪里实习,各个工厂都认真传授自己最核心的东西。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说明我们公司至少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平台。以前去国外学习不仅成本高,而且学到的东西可能还不一样,语言还不通,看到设备还不让拍照片。现在在自己的工厂里,如果确实需要拍照片,有个审批就让拍,可以带走。”这段朴实的话可以清楚地让外人理解,京东方的力量源泉是什么。2012年年底,作业员出身的张清坡评上了工程师,2014年初又通过竞聘被提拔为检测科的科长。他觉得有这样的机会,责任感更大了。他对自己经历的总结就一句话:“有激情,多一点坚持,多一份责任,就会干得比别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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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峰是吉林松原人,1981年出生(49)。他是2005年10月通过社会招聘加入京东方的,在B1的阵列分厂做干刻工程师。加入京东方之前,他在另一家单位工作了一年,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的结构设计,跳槽的原因是那家单位经常拖欠员工工资。刘华峰一直是生产现场工程师,多年来他都是从早上9点多进线,一直跟踪到设备PM什么时候完,最后一个出来的。他之所以能评上资深高级工程师,是因为他一手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某设备的一个元件总是造成产品被污染,当时的解决办法是换元件——“价值几十万元的元件就直接扔了换个新的。”他后来想,为什么不尝试换一种方法改进?结果他一试就把问题解决了。他的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似乎与他的失败经验更有关系。刘华峰还记得在B1时,一批产品的一个参数被一位工程师改错了,结果出了废品。当时需要用一台设备把每4张玻璃分组处理,选出做错的玻璃进行报废。刘华峰跟着一个同事把报废的玻璃一张一张地砸,砸了一下午(共砸了280张玻璃),到后来他站得腿都软了。一张玻璃如果做成成品的话,当时能卖1万多元人民币,而生产出残次品就是因为某工程师把一个“0”和一个“1”改颠倒了,这件事让他刻骨铭心。他提到以前的一位领导说过的话:“咱们都是砸了很多钱,犯了很多错误,才培养出一个好的工程师。”他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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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时候,有一次刘华峰倒班时在办公室玩游戏(那时因产量不高而压力较低),被一位领导抓到了,说玩游戏要被开除。但另一位领导说,刘华峰平时工作都挺努力的,把他留下来吧。虽然没被开除,但刘华峰心里还是有个坎,情绪很低落。把他留下来的那位领导跟他谈心,对他说:“你在这里工作,努力不努力都是工作,学习不学习也都是工作。我认为你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应该努力地学习。”这次谈话对刘华峰的触动特别大,他说:“我为什么来B6,也是因为他来的(当年把刘华峰留下来的领导成为B6的一个部长)。我不是出于感恩,而是他当年对我的帮助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机会。出于对他的认同感,我按照他说的来做,随着我这么做下去,突然觉得学到很多东西,突然觉得自己变成科室里最重要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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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刘华峰主动申请来鄂尔多斯的5.5代生产线(B6),但领导不让他走,要求他必须好好培养B1的干刻工程师。他又做了一年后再次申请并得到批准,于2013年3月调入B6。刘华峰要求到B6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B1已经是成熟的产线,在技术上突破有难度了。B6的LTPS(低温多晶硅)技术非常新,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于我们搞TFT的人来说,LTPS和OLED的技术就相当于殿堂级的。”此外,调动后他成为管理岗,直接从资深高级工程师成为负责干刻工艺的科长,可以拓展自己的能力。他的科室有2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从韩国公司挖过来的资深高级工程师,还有一个是在天马工作过两年的人,其余的22人都是2012年和2013年的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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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B6之后,刘华峰只要有时间就会进生产现场,但更多地转向寻求方法,学习怎么去管理,怎么让业务流程更规范。在2012年和2013年,他都做了生产管理标准化,为整个阵列分厂写了范本,其他的科室都是按照他的范本做。刘华峰觉得他到B6之后的最大收获是和人的交往。他刚来B6时认识的人很少,遇到事情时都不知道各部门的领导是谁。现在他都基本熟悉了,既包括阵列、成盒、模组等,也包括动力、技术安全、采购、物流等方面的人员,更容易进行工作协调。通过建立起工作伙伴关系,他现在感觉沟通很顺利,遇到困难时可以商量大家怎么去做,如何一起克服,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同时刘华峰也逐渐学会怎么去领导他的科室。当他手下的20多名工程师还在各个工厂实习时,他就给他所认识的领导或工程师打电话,询问每个实习者的性格,以便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和设备安装调试阶段的需要,先行做工作分配。他解释说:“这个工作分配很重要,因为前期不能让所有人趴着没事干,要让个别人先担当起来,树立榜样的力量。但这样做的话也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有的人当了设备担当,有的人没有,就会产生情绪。那么就让他做其他附属设备的担当,或当主设备的副担当。”他也学会了怎么批评手下:“有时候我在宿舍和同事们一起喝喝酒,有些不适合在工作场合说的话就在那时说。如果在工作时候说一个人的缺点,打击会蛮大的,但在大家喝酒聊天的时候说,我感觉大家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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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峰顾不上考虑以后再回北京的事,他说:“公司没有说过什么时候让我回北京。我怎么也得等到B6很成功、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再想别的事情。我现在没时间去想别的,我连着上了12天班,连着好几天加班到晚上8点多,还有一天加班到11点。周日休息了一天,这周又是连续6天的班。”在设备安装阶段,需要对设备安装的问题进行统计,所以报告特别多。刘华峰和同事们经常吃完晚饭才回到宿舍,“抽根烟喝杯水,然后写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再睡觉。”在访谈他时,他的工作已经转向工艺调试——“现在是必须盯着去做工艺,盯着跑rope run(工艺联调)。一点一点投入物料,看工艺流程能不能一点一点跑开,看设备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就是看玻璃基板从投入到产出能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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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峰已婚,孩子都4岁了,妻儿都在北京。他说一个人做出任何决定都有一定的成本,他来这里是为了来学习并寻求自己的发展——“说心里话,对于项目建设来说,我来或者别人来可能都有帮助,但对于他自身来说,来鄂尔多斯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人生期望值。”他问家人:“我是在B1继续做我的资深高级工程师,还是来B6在新的领域和岗位上学习,来拓展我的新能力?”他认为作为1981年出生的人,正是需要有冲劲的时候,所以他对家人说,他要过来尝试一下,学习一下。他说他爱人对他过来没有什么意见,他到鄂尔多斯的外派津贴也挺高的,如果时间允许,也能承担一个月飞一两次回北京看家人,所以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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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京东方的前景,刘华峰说了一段朴实但深刻的话:“我在B1亲身经历过公司只有一条产线的阶段。亏损时我也感觉到心灰意冷,后来一点点现金流为正了,一点点盈利了。原来只做一个产品,不管亏损、盈利都得做,现在则可以去转型,关键是我们的转型还能成功。在市场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挺着,当市场好的时候,我们也能赢利。再回过头来看,我对B6也有前所未有的信心。我感觉每一条产线都应该这样,从最开始的建设到一点点地夯实自己的技术能力,有自己的长短板,取长补短就有希望。市场是我们预期不了,但竞争力是我们自身的。竞争力高了,盈利就有希望。”公司的进步及其带来的个人进步会导致认同感,所以他也讲了自己的感受:“前几天我们开中秋晚会。最后唱司歌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发现主席台上的人在唱,下面的人也在唱,我当时看着挺激动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员工对公司的认可,就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在唱国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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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是“85后”,山西人,2009年7月从北京化工大学本科毕业时加入京东方,成为B1阵列分厂的湿刻工程师(50)。他以前并不了解京东方,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听老师讲京东方在北京市的“背景”比较大,发展前景大。刘国梁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他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掌握现有技术,然后开始自己去想一些东西并付诸实践。2011—2012年期间,他在湿刻设备方面提交过4个专利和五六个改善提案,包括机械手结构的改善;在湿法刻蚀设备上做了个设计(增加恒温的装置),通过更好地控制药液的温度而提高了工艺设备的效果;唯一的发明专利是设计了一个新的拱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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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也是自己主动要求调到鄂尔多斯5.5代OLED生产线(B6)的。他觉得B1比较成熟,工程师只能局限在很固定的套路里,能体现自己想法的空间和个人上升的空间都较小。如果要继续“往上走”,就得自己出来负责一个“摊子”,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于2012年6月调到B6项目组,当时在研发中心(CTO组织)办公,主要工作是做设备结构——根据京东方对生产线的设计,对供应商的设备设计提出要求和修改。那段工作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刘国梁最累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对TFT技术的理解真正产生升华的阶段。他说,以前对设备结构的理解是很粗糙的,但这次的工作是要了解供应商的设备,所以自己肩负的责任就不一样了。B6采用的技术和生产的产品都是京东方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设备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方式和布局,都需要京东方的工程师在理解设备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设计和要求。刘国梁说,这段工作相当于他把所有的东西又彻底地重新学了一遍,很累但也很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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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刘国梁进驻B6。由于B6的湿刻部分缺人,刘国梁来到鄂尔多斯后就被任命为副科长,而科长是一位社会招聘来的韩国人。他的科室现在有22个人,除他和科长之外,其中有工作经验的只有1个从深圳招聘来的,其余的全部是2012年的应届毕业生(以本科毕业生为主),都在各个分厂(B1—B4)实习了10个月。刘国梁觉得他们的成长速度还是有点慢,所以他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机会,把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室有专长的人拉过来给他们做讲座,差不多每两周就会搞一次——“对他们这拨人,我们是按照绝对主力来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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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在鄂尔多斯进入了他为自己定义的“实践期”——即公司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做事的理念特别是自己对技术的理解应用于实践。他根据在B1的经验,有针对性地要求供应商对设备做出修改,其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措施是在湿刻工序中专门增加了几个等待单元。这项改进是根据他在B1有过的玻璃报废经历。在湿刻工序,如果设备在报警时停下来,玻璃就会一直泡在药液里面,时间一长玻璃就废掉了。为避免这种情况,刘国梁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制程中增加了几个缓冲环节:一旦设备有报警的话,玻璃会继续往前走,但经过缓冲区时会停在出口处,这样经过湿刻的玻璃会全部都走出去,停在等待单元,就不会使加工过的玻璃报废。访谈他时,这个改进正在等待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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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国梁也有过失败经历,特别是在与技术工作非常不同的建厂过程中,其中给他留下最大教训的经历是他负责的化学品供液(turn on)。在工厂准备刻蚀前(试生产),他以为只要几个部门协调好、管道接好,阀门一开化学品就供液了,但在要做刻蚀供液时他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供液准备被检查安全不达标。原因是他们前期对化学品的安全管控工作没有准备好,包括要准备一些安全物品、安全备件,还要有产线里的应急措施和应急方案,也要有冲身洗眼器等应急工具(一旦化学品溅到身上可以去洗)。刘国梁原以为是动力来负责安装这些器具,但没想到需要他推动动力去做。他说自己当时就懵了,带了两个工程师和动力、技安环保还有安全的部长就连轴转,找人安装洗眼器、领取安全防护用品,做审批、签文件,一天一夜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但还是使供液推迟了一天。刘国梁得到的教训是:第一,很多事情不能只凭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要多听他人的意见。他以为自己确认到的东西就没有问题了,但还是存在他没有考虑到的方面。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主动去提前找问题。平时利用与其他部门人员在吸烟室抽烟的时候就多和他们聊,他们说的很多东西确实都是自己没想到的。第二,准备的时间不能仓促,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会给自己多留1—2天时间,然后再提前1—2天去做,这样一旦遇到事情都能及时去对应。第三,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积极努力、正确面对、不要抱怨,一直推着往前走,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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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的快乐是看到他负责的设备一点点安装起来,包括前期准备的工作如地板确认和钢梁结构确认。新来的工程师在实习的分厂没有经历过设备安装过程,他带着大家在产线里面一点点地搞出来。当他看到设备一排排地放在车间里面时,心里充满成就感。至于来京东方后的最大收获,他觉得是在管理和处理事情方面的个人能力成长。他在技术部门工作,做好技术是基础,但技术出身的人经常容易更偏向于去做事。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的部长就会提醒,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不应该光想着自己去做事,更应该想着怎么带领大家去做,怎么向领导去展示。他喜欢京东方的地方正是这种文化,领导会关心个人的能力成长,“在你走偏方向的时候会来纠正你”。刘国梁说,B6是一个成长比较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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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对于回北京的事是这样说的:“就京东方这种发展速度,我觉得回北京的可能性很小了。”就目前趋势看,不管是LTPS、Oxide,还是OLED,在北京建厂的可能性都不大。在鄂尔多斯,LTPS刚刚起步,技术稳定后做AM-OLED,全都稳定后就过去五六年了,而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了,所以回北京的可能性很小。他的想法是在鄂尔多斯留下来,或者是调到其他地方去建新厂。他还有两个妹妹,小妹也在外面工作,而大妹则留在山西老家陪着父母,他们都生活得很好。刘国梁是2012年年初结婚的,妻子也是京东方的员工。他说妻子本来不喜欢鄂尔多斯,但他告诉她说,如果不经历B6这样的历练,在北京一直待下去就废了——“她是被我揪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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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面介绍的4位工程师不同,刘国梁没有经历过京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他入职时正值京东方开始大举扩张,于是成长就是他最直观的感受。他说自己的成长与公司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公司的成长,也谈不上个人的成长——“我从现行的中国教育体系出来后,能够作为一个有本事和社会打交道的人,还是京东方教我的。”他也对自己的公司充满自信:“在国内液晶行业,京东方的技术首屈一指,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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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是一位业内少见的女工程师,时任合肥8.5代线阵列分厂的工厂长助理总监(51)。她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1999年从齐齐哈尔大学工业学院毕业后到山东工作了两年,又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物理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学得就是TFT薄膜)。陈健在2004年硕士毕业时,正赶上京东方招人。她参加了笔试,觉得自己成绩不错,但是没有人通知结果。她认为又遇到性别歧视,一气之下,就按照从同学处得到的办公室电话号码,选了“吉日”给总经理刘晓东打了一个电话。刘晓东一接电话,陈健就“慷慨激昂地”做了自我介绍,要求给一次面试的机会。刘晓东当时就让她把简历传真过去,第二天她就被通知去面试。面试是刘晓东亲自做的,他一进屋就说“你就是陈健啊”。当刘晓东问她要做生产技术还是做开发时,陈健表示愿意到生产部门。她说凭读研究生时做的一些课题是可以进研发部门的,但她当时觉得定位低一点可能会给领导的印象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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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陈健到京东方光电报到,进了薄膜工种(阵列段)。因为比别人晚入职一个月,没去成韩国。当时建线已经开始,于是她一边接受培训,一边进产线清扫地板。培训结束后,部长开会让新员工选择科室,坐在前排的陈健也没多想,第一个蹦起来举手说:Sputter!其实她那时还没见过Sputter的设备,也不了解其工作性质是什么,只是读研时知道它的原理。和她一起入职的一个女同学听她这么一说也报名要去,结果两个女生很不幸地被分到这个不适合女生的工序。阵列段有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CVD(化学气相沉积),另一个是Sputter(磁控溅射)(52)。CVD是做维护,不需要太多的体力活,但做Sputter要拿30斤重的东西,每天一次装上去、卸下来,还要爬高。后来那个部长对陈健说,他当时其实想让她去CVD,因为她是难得学了薄膜专业的硕士,而且半导体行业以CVD为主——“你怎么选择Sputter啊,我看你站在设备旁边那么瘦小,感觉很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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