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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如果想掌握某个工业领域的技术，就必须先把这个工业建立起来，因为技术进步要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换句话说，有用技术知识的扩展和进步，离不开产品的开发、制造和营销。对自然现象产生新发现的科学理论和以新的原则利用自然现象的基础知识（工业实践），对于孕育新技术是绝对重要的，但这些知识并不能直接变成有用的技术知识——即产品技术。即使是高技术工业，其创新内容也往往不是发明，而是力图在一定的成本约束下设计出可以达到一组性能要求的产品或工艺，而这种工程设计能力是非常复杂而昂贵的工作（Nelson and Rosenberg 1993）。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开发出来的产品不能被以市场接受的成本和质量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围绕着产品的技术就是无用的。因此，技术进步依赖于产品开发、制造和营销的工业能力，而这些能力就成为参与新技术演进和创新的“学习基础”（learning base）（Chandler 2001）。从企业层次上讲，一个企业如果想参与某个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就必须进入这个工业，发展和建立起相应的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营销能力。在现实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工业过程去掌握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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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只有一条5代线时，王东升再重视技术也是“有心无力”——当时京东方不仅需要通过5代线的实践来掌握技术，而且其产业规模根本无法支撑较大规模的研发。当京东方开始拥有多条生产线之后，研发的多样性和规模大大增加。在10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产线的产品开发和CTO组织的研发结合起来，使京东方的技术进步迸发出空前的能量。京东方于2012年11月16—21日举行的深圳高交会（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展出了110英寸4K超高清ADS显示屏（3840mm×2160mm）——三星在2013年1月第46届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CES 2013）上展出的110英寸超高清电视就是采用由京东方供货的这款显示屏（三星当时还不能生产这样的屏）(42)。2013年9月，继夏普开发出84英寸8K显示屏之后，京东方开发出98英寸8K液晶显示屏。这两款大尺寸电视屏都是在北京8.5代线开发出来的，而500ppi的高性能手机屏则是依托4.5代线和5代线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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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技术进步的加速尤其受到其竞争战略的驱动。第一个驱动力是把“产品的全球首发率”作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首要指标。本书第六章介绍了这个目标背后的理论逻辑（即王东升的“生存定律”），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激励了企业组织内部各个层次和各个职能部门围绕新产品的开发、制造和营销进行合作和创新，即使不是首发的产品技术进步也得到这个过程的推动。2013年，京东方的全球首发产品比例达到35％，这个水平在全球业内位居第一。连续性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能力的累积性增长最后导致革命性的技术成果——京东方能够在开发超过500ppi的手机屏和4K、8K大尺寸电视屏等产品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第二个驱动力是京东方在新技术方面的布局。CTO组织的成立就体现了这个战略，使京东方从2010年就开始正式研发OLED显示、低温多晶硅和氧化物半导体的TFT等技术。京东方研发这些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以合格的良率和工业规模制造出产品来，所以完成这些研发同样需要依托实际的生产线。鄂尔多斯AM-OLED生产线的投产，合肥8.5代线中氧化物TFT生产线和大尺寸OLED实验线的试产，号称全部使用氧化物TFT的重庆8.5代线的建设，与CTO组织已经开发出来的众多样机一样，标志着京东方在新显示技术上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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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发生于中国企业采取一系列战略行动的过程。在起点上，这个过程的未来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因为影响结果的多种因素（包括国际竞争对手的行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等）都在发生随机变化。但由于中国企业尤其是京东方的战略行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在一个看上去并非那么有利的环境和阶段中却轰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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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动的战略性角度讨论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同时就提供了分析在位者战略失误的视角。在京东方“坚决扩张”和华星光电坚决自主建线的同时，国际主导厂商却表现出犹疑和患得患失。回到2009年秋季的“液晶热”阶段（见第五章第一节），由于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的欢迎态度，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面临着在中国大陆大举建线的良机。如果它们果真那样做了，或即使只有被中国政府批准的韩国双雄那样做了，也必定会对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形成巨大的压力。国际主导厂商在华建线不仅会限制京东方和华星光电新建高世代线的运营效率，而且甚至令人怀疑京东方是否能够继续建设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AM-OLED线和重庆8.5代线，至少京东方后续建线的数量也会因建线空间被挤占而减少。换句话说，如果国际主导厂商在华积极建线，将大大减轻中国工业崛起的冲击力。但就是在中国企业坚决扩张和国际主导厂商对在华建线发生犹疑之际，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像一场海啸般崛起。如果用战略性语言来形容当时的场景，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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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双雄对在中国大陆建线的犹疑受当时液晶面板价格下跌的影响，但更大的影响可能来自它们发动新一轮技术竞争的决定，因为后者不仅针对中国大陆企业，也针对中国台湾和日本企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韩国双雄显然在对技术和产业趋势的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从表面上看，错误是技术性的——以为通过加强研发就可以使AM-OLED迅速替代TFT-LCD。其实对具体技术的前景产生误判是工业界经常发生的事，也不一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韩国双雄对OLED技术前景的误判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源自“直线式思维”的战略性误判。所谓“直线式思维”在这里的表现是，韩国双雄以为可以在保持既有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保持韩国双雄既有的优势地位的条件下，能够迅速以性能更优越的新技术替代老技术，从而拉开与赶超者的差距。但实践证明，第一，三星因为一度中止在液晶显示领域的投资，导致它在液晶面板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变化上落后，让京东方从三星移动的液晶屏手机中得到非常大的份额，直接帮助京东方成为全球手机屏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商。到2013年，三星在液晶面板市场的占有率明显下降，只好在OLED技术成熟比预期缓慢的情况下又重新启动对液晶的投资，企图亡羊补牢。第二，正如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新一轮技术竞争的态势正在展示的那样，即使当AM-OLED或其他什么新技术替代TFT-LCD的阶段真的到来时，也不可能出现只有韩国双雄掌握着AM-OLED或其他新技术的局面，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其他技术跟随者不仅同样能够掌握新技术，而且可能比韩国双雄处于更有利的颠覆者位置，因为这些挑战者没有“既得利益”去阻碍它们战略上的灵活性。于是韩国双雄在后来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一系列的被动——它们在4K液晶电视市场上成了后进者；它们在华建线不仅被推迟到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的新建线显示出良好收益之后，而且产能也比最初的规划缩小了(43)，至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大陆企业的生产线率先占有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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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式思维”也典型地体现于台湾当局的“N-1政策”，即规定台湾企业在大陆建的生产线必须比它们已经在台湾拥有的生产线低一个世代。这个政策的初衷是通过保持两岸生产线的世代差来保持台湾对大陆的技术优势，但结果却反而成为愚不可及的作茧自缚。第一，出乎台湾决策者的意料，不许台湾企业到大陆建高世代线并没有妨碍京东方和华星光电迅速建成8.5代线（甚至加速了华星光电的项目(44)），而且这两条8.5代线的产能还比台湾的8.5代线大得多（华星光电一条8.5代线的产能就几乎相当于奇美和友达所有的三条8.5代线）。第二，当智能移动终端的应用成为半导体显示工业一个新的竞争焦点之后，显示屏尺寸的重要性下降，而技术性能的重要性上升，于是以世代线衡量技术先进程度的政策失去了适用性。友达在昆山的项目最初是7.5代线（以满足N-1的条件），后来改为8.5代线，最后改为6代线（用于生产高性能的小尺寸产品）(45)——其一波三折就是“N-1政策”的笑柄。事实上，“N-1政策”的唯一效果是延误了台湾企业到大陆建线。这种延误的真正“恶果”并非像台湾媒体所抱怨的那样是拱手让韩国双雄在大陆抢先建线，而是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在这个“空挡”期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再也不把台湾工业放在眼里了，随之消失的是中国政府对台湾企业在大陆建线的优惠待遇。当重庆市打算引进富士康建设8.5代线时，国家发改委专家组给重庆的建议是：与京东方合作。没有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钱包拮据的台湾企业已经很难在大陆积极建线。在京东方、华星光电以及中电熊猫的高世代线投产后，中国政府从2012年4月1日起，对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进口液晶面板恢复执行5％的最惠国进口关税（此前的税率是3％），进一步抵消了台湾工业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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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企业自身出现的问题也加重了这个延误。除了到2013年才走出亏损的财务状况，奇美的重组（由群创兼并老奇美）经历了包括人事动荡在内的“阵痛”，直到2014年才稳定下来；友达则因遭美国反垄断重罚和两名高管被迫到美国坐牢，使高层在战略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与日、韩工业相比，台湾液晶面板工业最大的结构性特征是台湾缺少足够规模的下游工业，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市场。虽然台湾企业曾经轻视大陆企业，但受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冲击最大的恰恰是台湾工业。2014年6月16日，台湾当局的经济主管部门发布产业新闻称，台湾液晶面板在大陆及香港进口市场占有率持续下滑，从2010年的32.1％降至2013年的27.4％。此外，近3年面板出口总值亦持续衰退，出口成长率平均为负3.9％。2014年7月3日，中华液晶网刊登了一篇题为“尹启铭：谁在谋杀台湾面板产业？”的报道称，台湾“经建会”前主任委员尹启铭称，1999年大陆及香港占台湾面板出口的19％，2000—2007年升至80％，2008—2013年更增至92％。大陆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台湾地区面板出口。但是，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当地产业的崛起、韩国业者的策略等所肇致的危机，包括台当局、“在野党”、独派媒体却都似麻木不仁(46)。加上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太阳花”运动影响，台湾工业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颓势不可阻挡。这真是应了2014年在中国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不作死，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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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企业战略行动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过程能够改变全球工业的竞争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后进国家如果成功发展起来一个工业，往往会改变这个工业的成本结构。但对这个一般性现象的解释却存在分歧。经济学家喜欢用“比较优势论”来解释，会说改变工业的成本结构是因为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劳动成本较低。但这种解释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因为全球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而且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某些工业上没有竞争力的原因。就中国发展液晶显示工业的经验来说，中国的确具有劳动力成本较低（虽然劳动成本在这个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成本中比例很小）、庞大下游工业的市场等条件，但所有这些从静态视角看的“资源禀赋”条件都不足以让中国发展出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半导体显示工业，因为发展出这样一个工业需要中国企业发展出足够的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半导体显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其成本结构并非能够在给定技术条件下长期稳定，而是随着高速技术变化而变化，所以改变产业成本结构本身就是指这些企业的成长改变了竞争条件。与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论”不同，产业成本结构不是完全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而同时由能力因素所决定——工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越高，能力因素对成本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就越大。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所以中国的高技术工业具有更低成本的潜力，但这种潜力能否被实现，则完全取决于中国企业是否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因此，尽管面板行业因为全球竞争激烈而整体净资产利润率不高，但2013年京东方净资产利润率还是超过LG成为业内第一（见图7.8和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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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2009—2013年核心面板厂商盈利力Ⅰ——毛利率数据来源：根据各公司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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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2009—2013年核心面板厂商盈利力Ⅱ——净资产利润数据来源：根据各公司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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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对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在2011年发生“转折”的原因给出正式解释。2010—2011年的价格下跌起始于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需求不振，但这个最初是周期性的价格下跌过程受到中国数条高世代线相继投产的冲击，导致价格继续下跌，从而演变成为一轮时间超长的价格下跌。在那个关头，京东方在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在加强产品开发和实施相应组织变革的基础上向移动类产品转型，不仅使自己适应了新的价格水平，而且以创新发展出更高的盈利能力；华星光电则通过建设8.5代线而获得的自主性，以低成本制造能力和抵近用户市场的优势抓住了仍在成长的中国液晶电视市场，并在价格走低时以专注电视面板生产的规模经济实现盈利。无论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各自采取的战略是什么，也无论结构性条件带给它们的机会是什么，问题的实质都是：当中国企业有能力在新的、较低的价格水平上盈利时，全球显示工业的价格基准就必然在这个价格水平上稳定下来（即发生“位移”），因为如果诸如限产引起的价格上涨能够使国际主导厂商在原有的成本结构上盈利，那就意味着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将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使它们具有充裕的财力继续扩张——这是一个将会改变市场份额比例的前景，对任何现有厂商都具有莫大的威胁。因此，市场“均衡”力量留给国际厂商的选择只有三个：或适应新的成本结构，或通过技术开发获得新的优势，或两个选择的某种结合。因此，就中国企业而言，给定本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成本结构变化的唯一因素是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京东方和华星光电能够改变产业的成本结构而其他中国企业不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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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京东方和华星光电能够发展出足够的能力而其他中国企业没有？这个问题再次把我们带回到本书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对于企业的能力成长，走自主创新道路（体现在自主建线上）还是走技术依赖道路（体现在引进生产线和合资模式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可以使企业的能力逐渐成长起来，而后者则相反。两条道路的不同意义被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工业史所证明。正如本书在追溯中国电子工业史时所展示的那样，自主创新和依赖引进之间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需要学习外国技术以及是否需要“引进”技术，因为对于后进者来说，学习外国技术是绕不过去的门槛，但两条道路在能否以及如何掌握外来技术上却存在本质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和舆论界似乎总是扯不清楚，但一旦把它置于中国工业的历史经验之中，两条道路的区别就立刻变得清晰可辨。例如，中国彩色显像管工业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替代，因为替代掉CRT显像管工业的液晶显示器工业就主要是由日本CRT显像管企业所创造的，而且曾经也是CRT显像管生产商的三星和LG甚至转变成为液晶显示器的全球最大生产商。因此，液晶显示器替代CRT显像管的技术变化对于中日韩三国的企业来说只是一个常量。那么，导致三国显像管企业不同命运的变量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彩管工业的企业在技术替代过程中被一扫而空而没有一家能生存下来？很清楚，原因就在于引进生产线模式和合资模式使中国彩管企业从来没有发展出可以参与技术变化的能力，所以一旦技术真的发生变化，它们只能以死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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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道路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液晶时代。在2009年之前的早期阶段进入TFT-LCD工业的中国企业中，上广电失败了，昆山龙腾没有成长起来，而走自主道路的京东方却崛起成为全球工业中的一个主要企业。天马也是走自主道路，虽然没有选择在主流市场竞争，但也一直在发展。2008年5月，当上广电筹建6代线时，一篇媒体报道援引该公司“有关人士”的话说，“最大问题在于技术来源”(47)。对于一个已经拥有5代线的企业，在筹建6代线时仍然苦于缺乏“技术来源”，还有什么证据比这个苦恼更能证明依赖引进道路的无效呢？在2009年之后中国工业的扩张阶段，选择了自主道路的华星光电迅速站稳脚跟，并开始成长。作为一个鲜明对比，买了夏普6代线的中电熊猫（购买这条旧线是夏普继续“转让”8代线的前提条件）一直在亏损——这条6代线在全行业一片繁荣的2013年是全球唯一亏损的TFT-LCD生产线，说明它只能复制夏普的成本结构，甚至更糟。从CRT彩电阶段到液晶电视阶段，再到目前的新技术竞争阶段，自主道路之优与依赖引进道路之劣已经被历史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造成“优劣”之分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的获取——走自主道路就会成长起能力，而依赖引进者则相反；后进者企业如果发展起能力，就能够改变成本结构，而能力不足的企业则因为无法改变最初不利的成本结构却容易被“市场竞争”所扼杀。更重要的是，从掌握现有技术的过程中生成的技术能力，就是未来进行技术创新的学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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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次上讲，自主创新企业的出现和成长使中国在半导体显示领域形成了参与未来技术变化的产业基础。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一直存在着对于技术进步的“直线式”思维，即把技术进步的路径看成是以“科学 → 技术 → 产品”为顺序的一条直线。这种思维不仅抹杀了科学或基础研究与工业研发之间的界限，而且曲解了科学与技术之间、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于是许多人声称只有先掌握先进技术才有生产，却理解不了决定技术水平的技术能力是在研发与生产和营销互动的过程中才能成长的。更糟的是围绕着直线式思维形成的体制：在由专家决定项目的中国科技体制中，大量的工业技术项目的研发费用投给了科研院所和大学，最后产生出来的往往是号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永远没有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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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种科技体制的缺陷，引用一位工业背景的美国作者的话说：“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开发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会失去创新能力”（埃尔克斯2008年，第4页）。仅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在“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工业的体系，而“将技术开发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是工业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在相关领域仅有科研活动而不具备产业基础，就无法获得技术能力，也无法保持技术进步。中国“聪明人”的愚蠢之处，就是喜欢脱离产业基础而奢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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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发展高技术工业方面的致命弱点，始终是缺乏有生命力的产业基础，而这种缺乏的原因是多年来在工业发展上不愿或不敢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拥有产业基础的标志，就是在该领域存在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并按照有市场竞争力的性能和成本生产出产品的本国企业——它们集体的能力构成这个国家在该领域的产业能力。一个国家可以向某个领域的科研投入资源，甚至可以扶植对新技术进行产业化的创业企业，但只要不具有以自主开发能力向竞争性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而盈利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不会在这个领域具有在“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与“将技术开发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因此，走自主道路才能使中国企业发展出创新能力并参与未来的技术变化，也才能使中国在相应的技术领域具有产业基础。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的新一轮技术竞争正在继续证明这个“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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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事后说清楚上述理论逻辑，我们仍然会惊异于京东方这个“奇葩”企业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并不具备发展半导体显示工业的结构性条件时，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引进外资生产线才能发展这个工业时，在京东方还处于边缘地位的时候，她却以自己的信念和战略选择了这个“命运”。京东方经历的“孤独”和“苦难”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但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京东方“强行”建立起一个学习基础并成为一个创新型企业。更“奇葩”的是，在从2008—2009年开始扩张后，京东方竟然连续建了6条生产线，而几乎每一条线的投资额都打破了当时中国财经媒体的心理承受极限。2011年的全行业亏损和韩国双雄发动新一轮技术竞争给了中国财经媒体再一次贬低京东方的机会，称她的高世代线“生不逢时”，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让中国的“聪明人”可以胡言乱语。时间过去越久，人们就越能体会，京东方在那个历史关头的战略行动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是自从1950年代的半导体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发展半导体类工业中获得的成功，而京东方的崛起也标志着在半导体革命以后的电子核心元器件工业中，中国第一次出现能够影响全球市场格局的企业。人们可以就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发展的各种条件和机会争论不休，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没有京东方的奋斗，就没有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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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京东方集团显示业务的销售额和净利润（2003—2015年上半年）数据来源：京东方历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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