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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发展的学者强调政府的作用，即发展型国家所创造的激励条件会促进这种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但问题依然存在：政府的支持与这种企业的出现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多只能是概率事件。对于上述三个不确定性来说，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降低财务风险，也可以通过保护政策降低市场风险，但政府的任何作用都不能帮助克服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企业进入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出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在竞争中成长起来。这个过程无法依靠任何外力的帮助，只能凭借企业自己的努力。因此，无论国家在环境层次上提供什么样的诱因和支持条件，进入新工业需要企业层次上的决策和行动，而只有存在市场动机和政府支持之外的激励因素，后进企业才会冒更大的风险去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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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往往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弥漫起一种与发展有关的“精神气质”。我们这里用不着去分析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复杂原因，也不去讨论它与关于发展的政治决定之间的互动，但它总是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该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特定命运，并在该国走上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显现出来。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气质”及其与政治过程的互动会塑造出“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例如“富国强兵”“产业报国”之类的说法上，能够明显地影响到政府、社会群体和企业的行为。就后进企业进入高技术工业的动力来说，当利润动机和政府支持都不足以为进入的决策提供合理性时，发展的“精神气质”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为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为长期的经济合理性提供价值观，使冒险的决策和行动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赋予企业家以使命感，并为相应的组织行动提供激励。格申克龙就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落后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时需要与先进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他所说（Gerschenkron 1962，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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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破一个落后国家的停滞，点燃人们的想象力，并把他们的精力投入经济发展，需要比更好地配置资源甚或降低面包价格更强的猛药。在这种条件下，甚至商人阶级，甚至典型的大胆和创新的企业家，也需要比高利润前景更加强大的激励。扫清因循守旧和偏见的大山所需要的是信念——用圣西门的话说，就是黄金时代不是在身后，而是在人类前方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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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展的“精神气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精神力量可以影响发展的结果。Dani Rodrik（2014）在强调理念（ideas）对于决策的作用时指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一般把利益看作是决定结果的唯一因素，但这个逻辑是有缺陷的，无法解释在真实世界发生的许多事件。他分析道，行动者基于某种社会价值观的理念会影响这种模型的三个元素，即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和行动选择：（1）理念可以影响行动者对于自己利益的定义（最大化什么？）；（2）世界观塑造他们对于社会行动后果的看法（世界如何运行？）；（3）理念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如何追求利益？）。与前述均衡框架相悖于创新的论点相一致，Rodrik同样指出，只有承认被均衡框架规定为最优或最大化的行为可以由理念来塑造，能够改变政治约束条件的政策创新才会发生作用，就像能够改变资源约束条件的技术创新可以发生一样（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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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把目光集中于企业的行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企业家的利益动机、他们对如何实现经济利益的看法以及对战略行动的选择，也是由他们的价值观所塑造、诠释和驱使的，哪怕企业行动的后果最终必须符合由市场竞争所贯彻的经济理性。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决策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他们的理念对于决策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就越是取决于理念的诠释（因为不可能对投入产出做出精确计算）。由于战略包括企业对能力发展路径或轨道的选择（Teece，Pisano and Shuen 1997，p．524），而且由于企业的“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决定组织学习的强度（Winter，2000）(15)，所以决策者在不同理念下对战略重心的不同选择（如看重长期的能力发展还是眼前的利润）会影响到企业能力的发展，从而决定企业的长期竞争绩效。不仅如此，理念或价值观对于有赖于集体性学习的企业能力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直接影响组织性动机的形成，而组织性动机对于组织效率的影响远比个人经济动机的影响更重要（Sim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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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表达上述分析的逻辑，如果企业的决策者出于某种价值观而重新定义企业的利益，并以这种动机采取超越均衡框架所规定的最优或最大化准则的战略行动，激励组织行为，就可能改变在给定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的约束，从而获得打破均衡但符合经济理性的结果。用本书的故事为例，京东方以其领导人的信念所驱使的战略行动，以其员工的使命感所激励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和以必胜为目标的高强度投资，使企业发展出足够的资源/能力，最后改变了她作为一个后—后进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因此，从这样一个理念 → 战略 → 能力发展 → 经济绩效的因果链条来看，市场机制不会消除理念的作用；相反，精神力量可以塑造市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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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时，一组韩国学者将其最终源泉归于“韩国的发展精神”（Rhyu et al．2012）。这种精神植根于对贫困和遭受殖民统治屈辱的历史记忆，它把民族主义与发展的精神气质联结起来，使改变国家命运成为企业的价值观。当1968年韩国为打下重化工业基础决定建设浦项钢铁厂时，没有人相信这个项目能够建成。但国家和企业领导人的决心使这个项目不仅成功建成，而且使其成为被世界银行后来称为的“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钢厂”。干成项目的力量源自该项目负责人朴泰俊于1970年在建设工地对员工们所表达的信念：“我们要对国家项目抱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如果以先辈的鲜血为代价的钢铁厂失败了(16)，其结局不会是我们中的一些人遭到谴责或辞职。我们将脸朝下跳到迎日湾中自杀”（同上，p．41）。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同样总是把自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毫无技术基础的条件下进入造船工业和汽车工业。郑周永经常激励工人的话是：“我们背负着我们人民生死命运的重担”（同上，p．56）。遵循同一个逻辑，当三星集团在进入半导体工业后连遭亏损后，其领导人李秉哲面对质疑的回答是：“为了韩国产业的未来，我们必须做半导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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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济行为背后的精神气质往往使企业可以采取超越常规竞争战略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会影响能力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写于日本工业崛起到巅峰状态之际的1980年代末，两位西方顶级的战略学家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Hamel and Pralahad 2005/1989）：为什么20年前相对弱小的日本企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打败原本强大得多的西方企业？他们发现一个在战略上的基本区别：西方企业是根据自己现有的资源/能力制定战略，而日本企业则是根据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要求来制定战略。通过这种方式，日本企业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创造出来一种赢得竞争的痴迷，虽然这种雄心超过了它们现有的资源/能力，却因此而支撑了10到20年对全球领先地位的追求。他们把这种对获胜的痴迷称作“战略意图”（Strategic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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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战略学家通过对日本企业成长路径的分析指出，由于战略意图抓住在全球竞争中取胜的本质要求，所以使企业的目标长期稳定，并根据长期目标定出值得各级员工付出个人努力和奉献的操作性目标。按照远大抱负来制定目标，当然会造成雄心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但这种“绷紧”会激励管理者去挑战组织的各个方面，通过系统地建设新的优势来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因此，战略意图的本质是动员组织学习和创新。他们指出，对西方企业的根本教训是，不能仅凭挑战者最初的资源禀赋来预料它们未来的市场成功，评估已知竞争者的现有战术优势无法理解他们的决心、耐力和创造性。因此，西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所必须迎接的挑战，是发展出对企业可以完成困难目标的信念，激励整个组织去达到这些目标，并集中注意力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在组织内部形成新的能力——只有这样，西方企业才能赢得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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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el和Pralahad之所以把他们发现的现象称为“战略意图”而不是“战略”，就是意识到存在比战略更高层次的因素在影响企业的行为。迈克尔·波特在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后批评说，日本企业没有战略，因为它们互相模仿，但没有追求独特的战略地位（2002，第116页）。波特是对的，因为对战胜远比自己强大对手的“痴迷”不是战略，而是受到发展阶段的精神气质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行为。这种行为显然不能解决后进者追赶到前沿时所面临的问题，但没有这种由发展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雄心，后进企业也无法发展出可以挑战领先者的能力。正是由于Hamel和Pralahad揭示出远大抱负与能力发展之间的联系，所以《哈佛商业评论》于2005年重新发表“战略意图”时，其编辑按语称：16年前的这篇文章“发出一个新的主要力量出现在管理学中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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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落后或后进的语境中，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政治上（决定了政策和制度演进的方向）坚定地走上发展的道路并在全社会形成发展的精神和意识形态，该国就不会出现创新型企业；如果不能出现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迈进超越中等收入的更高阶段。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允许产品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允许从交换中获利，允许自由地创建企业和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自主选择，所以落后国家都有加入世界市场的选择；市场经济以竞争绩效衡量结果，奖励高效、惩罚低效，迫使企业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所以市场经济为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历史同样证明的是，加入全球市场竞争所需要的能力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够产生的，市场经济也不会自动导致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无论是坚定地走上发展的道路，或发动工业化，或启动“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培刚语），还是产生出创新型企业及其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其动力来源都必须依靠经济关系和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政治的、历史的和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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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分析为本书的故事以及中国工业史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它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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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节 国有企业演进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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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今天的中国工业是从国有体制演变而来的，尤其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所以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并如何转变成为创新型企业，就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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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改革理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上，所以30多年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一直沿袭对企业的外部视角，即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激励乃至产权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等外部因素来讨论企业变化的原因(18)。这种外部或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把企业的变化看作是对政策或制度的响应，很容易滑向“静态均衡”的立场，即把企业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看作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却忽略了企业内生的力量。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外部因素决定论上，计划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理论是一对天生的同盟军。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分析的那样，在教科书经济学中，“最优”企业是一个响应市场条件的被动体。在计划经济的理论中，企业是执行国家计划的生产器官，即实现计划“均衡”的工具。例如，至今还被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拿来说事儿的“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科尔内 1986），而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计划均衡的理论。它虽然把短缺的根源追溯到国家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但并没有一个关于企业的理论，所以也无法解释企业如何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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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回答为什么国有企业能够演变为创新型企业，还是回答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是如何变化的，都需要从理论上去分析国有企业转变的内生动力以及产生这种动力的条件（路风 2000）。在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和工业史的基础上，可以从历史的视角概括出三个主题：第一，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载体；第二，国有企业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必然要求重塑企业的资源和组织条件，而这种重塑必须依靠企业内生的动力和管理领导力；第三，在重塑资源条件的过程中，那些采取了进取性战略的企业能够把这个过程延伸为创新的行动，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则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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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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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出发点是回顾产生国有企业的历史性力量。这种力量既源于中国在1949年后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源于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前者与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张培刚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出中国的工业化怎样才能被发动，但这个过程在现实中确实被发动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并以“五年计划”形式发动的工业化。从历史纵深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政治起点，但产生她的那场革命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走向现代世界的产物。因此，第一个过程是第二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所以在时间上部分重叠，但就更深远的意义而言，后者远超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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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对于极度落后的国家来说，以国家力量动员社会经济资源并发动工业化就成为历史的必要。当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力图跨过工业化门槛时，它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私人市场不具有为成功创建和管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所必要的技能和能力，而且私人投资者也不愿意为实现这样的事业而投资（Breznitz 2007，p．8）。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成为推动技能和能力发展过程的唯一行动者，动员和组织起“市场”所无法提供的资源，使本国企业进入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工业。就这种必要性而言，1950年代初的中国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没有区别，与1960年代初的韩国没有区别，与1948年建国后的以色列没有区别，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所谓“发展型国家”没有区别。虽然中国采取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引导工业化的特殊形式，但这些特殊形式的利弊无碍于以国家力量发动工业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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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工业化的突出特征是在低收入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整”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是遵循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劳动密集型工业后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顺序，而是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完整产业链的要求进行，“一举”建立起来许多高技术工业（如电子、航空、航天、核能等）和重工业。此外，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从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也因此而打下中国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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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故事中，创建北京电子管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高技术工业的最初努力。回到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状态，我们用不着幻想中国可以通过私人资本的力量建立这样的工业——旧中国唯一的电子管厂也是国民党政府建立的(19)。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证明，由国家力量建立起来的企业也可以充满创造性。那些领导和参与建设这个工厂的人逐渐掌握了“引进”的技术，还在学习苏联技术的阶段就开始开发新产品，并成功地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出客户市场和国内供应链。他们在60年前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许多人直到今天似乎还不明白的道理——“技术转移”不是买来设备就可以实现，必须依靠技术接收方的积极学习和创造性工作。甚至计划体制的建立也依赖于这样的学习型企业，否则计划者也无从获得制订计划所必要的特定工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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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也揭示出计划体制的缺陷。在宏观层次上，计划体制的主要缺陷不在于以国家的力量发动工业化并创建大型骨干企业，而在于以计划和公有制去彻底消灭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北京电子管厂为替代进口材料而建立国内供应链的早期经历说明，像这样通过引进技术建成的大型高技术工业项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条件下迅速运转，也与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相关。该厂能够迅速解决材料的国产化供应是因为依托了众多私营出身的企业（如第二章提到的上海的公私合营工厂），而且其合作是通过市场关系。但这些企业后来被全部收为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被全部纳入计划管理。当私人再不能创建企业之后，所有的企业不分行业、地区和技术性质，全部成为各级政府的下属并被计划越管越死，其结果是整个国有工业体系的效率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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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次上，计划体制逐渐窒息了企业的能动空间：（1）企业变成单纯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在投资、研发、组织设置、营销等方面的战略管理职能越来越被计划机构和上级主管机构所替代。（2）注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往往把已有企业当作汲取资源的对象，使企业越来越缺乏“内涵式”增长的条件(20)。（3）由于就业和劳动报酬都被纳入计划过程，所以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职工与国家的关系，使管理者难以控制劳动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表明，计划体制的僵化是在一个过程中发生的，它与国家动员的工业化之间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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