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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计划体制有什么缺陷，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在“前30年”建立的工业体系构成改革开放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知识和经验基础，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也就成为中国积累工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主要载体。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经济学家指责1950年代由国家发动的工业化是一场错误（因为没有遵循自由市场机制下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他们从来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数量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贫穷的——如菲律宾那样的东南亚国家和阿根廷那样曾经富甲一方但越来越穷的拉美国家。如果承认技术、知识和经验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累积性过程（Loasby 1999），即一个经济体在上一个阶段达到的能力水平是该经济体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基础。想想如果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是1950年代初的水平，那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只有白痴才会认为自由市场可以一夜之间变出来花了30年时间才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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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民营经济发展是以前30年的工业为基础的。蔡莹莹（2012）对改革开放后浙江农村工业化的研究发现，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为早期以家庭所有为主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最初的技术和生产经验来源。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些企业蓬勃兴起时，其生产主要不是为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而是为当地之外的工业品市场进行生产，即为已经存在的工业体系进行配套。这种已有工业基础带来的市场机会，使许多企业从一开始就进入生产资料产品（电器、有色金属制品、化工等）的领域，继而使其中的一些企业后来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成长起来。因此，如果没有超越当地市场的工业需求和技术来源，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规模和成长空间都会受到很大限制，不可能有发展至今的规模与生命力（同上，第82-83页）。实际上，今天许多技术、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和地方龙头民营企业，都与国有工业体系有直接渊源，或是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或是在发展过程中获取了国有企业的资源——这种联系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从总体上说，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化基础，中国当然会有民营企业，但只能在技术低得多的水平上发展，也不会迅速发展出把低成本产品卖遍全球的工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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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基础，也不会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毛（泽东）时代的大量国家资本积累为外国投资者带来便利，它们通过与地方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多层分包关系，可以直接接入已经存在的生产网络。健康和受过教育的过剩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毛时代限制城乡移民以及对农村公共健康和教育投资的遗产——构成对全球制造业资本的重大吸引力”（Hung 2008，p.155）。这个关系其实就反映了Alice Amsden（2001）的主题：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外资只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后，才会进入以分享市场。因此，无论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作用都离不开中国已有的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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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确为前30年的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牺牲，但血汗并没有被白费，而是前辈以牺牲换来的成果泽及后代。中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出现的重大技术突破，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在前30年奠定的工业能力基础（见本章第三节）。研究企业战略的学者早就注意到，当一个新工业发展起来时，成功进入并主导该工业的企业更可能是之前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而所有企业可以以同等条件自由进入某个工业的新古典假设是站不住脚的（Kellpper and Simons 2000）。因此，对于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转变成为创新型企业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前30年工业化所奠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当然，传统国有企业不会直接变成创新型企业，两者之间的转变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体制变化和组织变化。但无论如何，离开那个中国工业奠基的英雄年代越是久远，我们越是惊异于前辈在那个年代创造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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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组织转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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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主题，无论改革的内容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一个始终一贯的政策目标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竞争性企业，即通过向竞争性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而盈利的企业。从自上而下或企业外部视角看，由政策和制度变化推动的“市场化”曾长期被认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充分条件。但实践证明，国有企业转变的过程远比“市场化”的逻辑要复杂、困难和“漫长”得多，因为实现转变需要从企业内部产生变化的动力并在管理层的领导下实现，而“市场化”（被理解为自上而下或外部因素的变化）只是必要条件。决定这个逻辑关系的原因来自国有企业在改革起点上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些被忽略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以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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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塑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的必要性。在改革初期，企业的产品构成、设备和技术、地点和供销渠道等资源条件都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而且主要是上级行政机构做决定的结果；在制度方面，由国家体制决定的劳动人事关系结构、企业办社会以及行政部门管理下的工厂制（工厂生产单一的产品，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大量产品重复的工厂），都限制了管理层的能动作用。当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过渡时，这些结构性条件使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现存的生产性资源就自动地变得有竞争力。本书对从北京电子管厂衰落到京东方重新崛起的记录说明，改变国有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国家管理体制转变所逐渐提供的必要条件，也包括企业利用改革机会对自身资源条件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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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管理领导力的不可替代性。由于企业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经济组织，所以国家实施的所有政策和制度安排（包括产权改革）都只能对国有企业的转变起间接作用。由于资源和组织的重塑都只能发生于在管理层领导下的企业层次上，所以在改革政策所提供的必要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转变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转变过程，而完成转变只能依靠由其管理层所激发和领导的内部动力并且“内在地”完成。因此，企业的变化与国家改革政策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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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指出上述两个因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国有企业的转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重塑资源和组织条件不仅需要时间和市场、制度等环境条件的变化，还需要从企业内部产生变化的动力，而且管理能力的成长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历管理者的代际变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转变不可能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教条所假设的那样，只要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瞬间”变成竞争性企业——俄罗斯激进市场改革（即休克疗法）的失败已经证伪了这种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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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经营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回顾历史，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阶段（1978—1992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其结构性条件不适于市场竞争的要求。例如，北京电子管厂在1980年代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其主要产品被替代，导致销售额的下降或停滞，所以她的根本问题不是在给定技术和市场条件下提高效率的问题——如把电子管生产得更好，而是需要改变包括产品、设备在内的整个生产结构。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现存的生产性资产就自动地变得有竞争力。不过，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以“拨改贷”的方式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经常性投资。当时的理由是不再让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而客观的原因是按照行政体系分配国家投资的方式已经变得效率太低，致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停止投资也就使企业无法重塑资源条件，早期阶段的改革政策——从企业留利、“利改税”直到承包制等——实际上只能激励或鞭策企业更有效率地利用现存的生产性资产，从这些改革政策上得到的留利只能边际性地改善企业的资源条件。无怪乎在那个阶段，只有那些因拿到符合政府政策的项目（如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而获得国家投资的企业才能一度辉煌。在本书记录的历史中，能够得到国家投资引进外国技术的企业成为明星，而在争取彩色显像管项目上落败的北京电子管厂就只能在破产边缘挣扎。虽然这阶段的改革后来被认为因未触及制度而不成功，但其重要根源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无力改变自身的资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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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的1992年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决议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政府开始推进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陈锦华 2005，第234-240页），同年实施的企业财务制度改革使国有企业第一次有了资产负债表和资本金（刘克崮，贾康 2008，第216-222页）。1993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逐步实施配套改革。虽然直接动力来自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沿着1980年代实施的“利改税”方向）彻底解开了把企业收支捆在财政上的绑带。这些改革被认为可以创造出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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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企业绩效的变化轨迹落后于改革的预期。到1990年代，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在1980年代后半期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和1992年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部分来自转制的乡镇企业），在许多工业和产品制造领域挤压甚至替代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同时，中国政府为引进外资开始大规模补贴外资，导致1990年代的外资大规模进入。在这种条件下，当国家针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1993年开始实施紧缩政策（“宏观调控”）后，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后半期从总体上陷入危机（表现为接近半数的企业大面积亏损）——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的“江湖传说”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但困境的真正根源并非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条件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使之不能适应市场竞争(21)。因此，虽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从理论上为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打开了大门，但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产生实际效果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有赖于企业自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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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制度改革而言，从1980年后期推行“政企分开”到19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在改革思路中一直存在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分离的设想，以使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兼容。这个思路来自西方大型股份公司模式的启发。在这种模式下，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向现代公司投资的财产所有者拥有对公司的可交易股权，但他们并不拥有这些真实资产本身，公司的控制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所有权（Berle and Means 1932/1997）。这种“两权分离”的模式曾经给了中国改革者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在国家是企业唯一所有者的条件下，这个概念在制度上的含义只能是国家对企业的权利让渡和界定。在现实中，这种本质上是行政分权的方式并不能保证政府能够自我约束其武断行为(22)。因此，在国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思路既没有在实践中走通，也在理论上受到产权决定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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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困境引发了对产权改革的强调。199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对中国的改革政策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将企业定义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合约，把股东看作是主人，而经理是代理人；认为公司经理由于不受市场机制的约束，所以倾向于为自己谋取私利，至少是违反主人的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这种也被表述为“委托代理”的理论力图证明股东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所以拥有“剩余索取权”（Fama and Jensen 1983）。随着这种理论传入，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形成了一种“产权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其内容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产权是决定企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第二，产权的本质是个人对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第三，只有在对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统一时，产权才是有效的。根据这种理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因此，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只有完全私有化才应该是国有企业的最终形态。虽然这种主张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但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年的国企改制至少在理论上深受产权决定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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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决定论的主要理由有二：激励和控制权，但后者比前者更深刻。相比之下，实际激励因素远比产权的解释更复杂，但控制权却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概念——“企业经营自主权”。产权决定论的贡献在于揭示出产权是企业“自主权”的制度保证，但它过于强调私人产权，而且否认在现代公司的法人体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可以分离(23)，所以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主张无法在“休克疗法”之外找到国有企业转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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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转变的动态过程来看，国有企业到1990年代初的真正问题是在国家停止投资的条件下，普遍缺乏重塑资源条件所需的投资来源（虽然也与内生转变动力尚未普遍形成有关）。无论从主管部门决策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企业的角度看，国家从1992年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就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在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之外的投资来源问题(24)。这项改革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私有化”（陈锦华 2005，第236-237页），但后来那些在其管理者领导下能够逐渐重塑资源条件的国有企业，却因为利用了多元化的投资来源而逐渐改变了产权结构。历史证明，如果转变中的国有企业能够在增强竞争力的条件下形成新的产权基础，那么就只能依靠企业的内生变化动力和由管理者领导的转变过程，任何外科手术式的产权改革都必将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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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视角看，19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仍然是起因于结构性问题。由于国家政策的问题和企业自身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这种结构性问题在那个阶段不得不以“惨烈”的破产重组和下岗方式予以化解，并在“三年脱困”过程中从制度上予以解决（如“债转股”）。在1990年末期“抓大放小”的重组过程中，中央部属企业大部分被编入企业集团(26)，而大批规模较小的地方国有企业以转制的方式实行了“民营化”。即使如此，结构性问题也不是资产的国有性质所决定的，只是因为国有资产曾经与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高度融合在一起，而且因国家投资的中断使其得不到更新，所以不得不以部分改变所有制的方式来解决被长期拖延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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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上述被无数书籍、文章和报告所描述和分析的过程背后，发生了迄今一直受到忽略的事件：国有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逐渐从内部产生转变的动力（没有产生这种动力的企业一般都解体了），表现在三个方面：（1）普遍形成了认同企业独立经济利益的管理层（往往伴随着管理者的代际更替，即从企业内部提拔起来的专业干部替代了过去的“国家干部”）；（2）企业把自己的前途更多地押在市场竞争上；（3）企业利用国家改革政策和制度变化所提供的机会，不断地重塑资源条件并改变组织机制，逐渐但最终明显地改变了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内部社会关系结构。这些在最困难阶段发生的“静悄悄”变化，使国有企业从总体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具有竞争性企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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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似乎不再是主要的话题，但它们却出现了令许多人“意外”的效率改进过程，于是产生一个“困惑”：当国家在1980—1990年代对企业改革做出连续努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渐陷入困境；而当国有企业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不再受到那么大的重视时，它们却出现“复兴”。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从2012年开始鼓噪国有企业改革时，连他们自己也暗示那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差，而是因为它们变得太强大，以至于造成“国进民退”的“改革倒退”。尽管他们把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的原因归结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垄断和政府的偏袒，但这些理由经不起推敲——如果只是因为垄断和偏好政策就能使国有企业壮大，那为什么当国有企业享受“垄断”和偏好政策的程度更高的1980—1990年代却没有壮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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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绩效改善可以有很多解释。第一，中国加入WTO打开了出口的通道，使苦于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得到产能释放（虽然代价是国内许多高端或利润丰厚的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占据）。第二，经历过1990年代末的重组后，国有企业的范围明显收缩了，而且恰恰是收缩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使其可以发挥在技术积累、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第三，民营经济的兴起实际上增加了国有企业在劳动用工和供应链方面的灵活性——令人不禁推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际上存在着共生的关系。但这些变化仍然属于外部条件的改善，所以解开“困惑”的钥匙还是在于理解国有企业转变的内生动力和管理领导力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些变量的独立作用，所以企业的演进有着不同于国家政策的变化轨迹。这种演进过程带来的更大“意外”，就是在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出现了创新型企业，而且它们也更深刻地改变了国有企业的产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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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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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工业出现了创新型企业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27)。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在后发展的语境中，创新型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坚持以自主开发为标志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因而能够不断提供本国原来无法生产（即使还不是世界领先的）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可能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甚至在更高的发展阶段里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企业的出现对于当时强调技术引进的政策而言是一个“意外”。另一个“意外”是创新型企业与所有制性质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即按照传统口径仍然计入国有但其资产结构实际上已发生明显改变的企业），虽然它们在各自的群体中都是少数。这些事实促使我们把目光转向企业的组织特征，以讨论为什么从原来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可以出现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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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特征上看，创新型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它们一定采取进取性战略，即它们对于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的反应是识别出新的机会并选择新的进攻方向，甘冒风险对技术突破进行投资，并对自己的资产和能力进行重组和升级(28)。如果这些战略行动获得成功，其结果必然是以新的产品或在新的工业领域明显改变市场竞争的格局。与之相对应的是适应性战略，其基本特征是不改变或很少改变企业原有的生产领域，在企业已经积累的资产和能力基础上进行边际性改善，但回避进行突破性的升级和重组，最多是向原有的生产过程追加投入，通过削减成本和降低生产要素的回报来适应竞争压力。因此，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实际上落入“最优”企业的范畴，尽管这些特征不妨碍它们仍然属于“竞争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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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取战略的性质是创新型企业与其他企业产生分野的关键。采取进取性战略一定驱使企业追求自主掌握技术，这是创新型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关键特征之一。它们虽然有时不得不从学习或引进外国技术开始，但“引进”不过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只有自主掌握技术才可能最终实现它们的抱负和目标。尤为重要的是，自主掌握技术的行动不会是“引进、消化、吸收”的自然结果，一定来自有意识的战略及其坚定性(29)。相比之下，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倾向于利用现有生产要素的组合从经济变化（如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和新需求出现）带来的商业机会中盈利，但不会在技术上做出重大努力：国有企业往往在政策导向下形成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只要这种依赖状态可以带来利润），并因为这种依赖而放弃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会求助行政垄断来抵制市场竞争对它们眼前利润的威胁；民营企业往往满足于技术和产品的模仿，主要依靠压低成本和价格来竞争。陷入这种状态的原因很清楚，无论是自主掌握技术还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新，企业都必须经历一个充满风险的“跳跃”，只有进取性战略才能使企业敢于完成这个“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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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性战略和对自主掌握技术的追求决定了创新型企业在财务政策上的特征，即敢于进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的投资，不会去迎合资本市场的要求，也不会通过非相关多元化进行资本投机，其逻辑是战略主导财务。相反，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更注重眼前利润，哪怕留恋这种眼前的财务地位会逐渐瓦解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其逻辑是财务主导战略。这些特征其实更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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