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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特征看，国有资产本身并不构成对创新行为的障碍。国有企业在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中本来就必须经历重塑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的过程，如果采取进取性战略，企业在产品结构、工业领域、资产和能力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本来就可以是重塑资源条件过程的继续，中间并不存在特定于国有企业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国有企业转变的逻辑——必须依靠企业内生的变化动力和管理领导力——就是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能够成长为创新型企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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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采取进取性战略？从现象上看，走上高强度技术学习和创新的企业都产生了具有远大抱负的领导人，并在其领导下形成较高的企业抱负水平。虽然涉及个人品质，但产生这种领导人的因素并非完全是不确定的和偶然性的，至少存在概率性。就国有企业来说，具有伟大抱负的领导人一般是从企业内部产生的，而且是从在其能力得到证实之后能长期任职的人中产生。在改革实践中，企业领导人能够长期任职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会定期更换，但继任者仍然从同一个企业内部产生，并像遵循一种“组织文化”般地继续执行其前任的方向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管机关经常会不得不尊重事实上的企业领导人“再生产”机制，虽然没有制度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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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激励这些企业领导人追求伟大抱负的因素？主流经济学理论把对管理者个人的经济激励看作是决定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从这个逻辑上很容易得出国有企业不可能创新的结论。但实际上，由于企业的创新过程是累积性的和集体性的（Lazonick 2005）(30)，所以对于企业创新行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组织动机（Simon 1991）。无论是重塑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还是激励组织成员去扩展新的工业版图，能够带领企业经历结构性改革痛苦和蜕变风险的领导人都必须具有与企业生死与共的精神和对于自己企业的足够经验。具有远大抱负的领导人之所以更可能从企业内部产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领导人更可能发展出对组织的承诺。当个人的成功取决于组织的成功时，对管理者个人的激励就会产生。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民营创新企业，就会发现它们在从参与决策到分享成果方面普遍具有更强的集体性，而那些追逐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老板企业其实更缺乏创新动力。对于那些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的企业来说，即使从逻辑上也可以看出，与委托代理（即“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预期相反，一个以完成外部控制者/资产所有者——无论是私人投资者还是国资委——的激励指标为己任的企业领导人，一定会更倾向于采取适应性战略或“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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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推论出，国有企业在转变中的实际治理条件是产生创新型企业的一个重要条件。从现象上看，企业领导人的产生越是遵循企业内部“能人选能人”的再生产机制，而且其能力得到证明的领导人的任职越稳定，企业就越可能产生进取性的管理层；相反，企业领导人的选择和任职受企业外部力量的干预越多（这种干预甚至可以是正式制度规定的，如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期制），企业就越可能采取适应性战略。此外，企业在产品领域、融资渠道、用人等方面的自由选择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企业走上创新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框架下，这些实际治理条件并不是由正式制度提供的，往往是因为企业曾经遇到过巨大困难而获得政府“放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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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治理条件可以解释为什么具有远大抱负的企业领导人或管理层能够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存在着对实现远大抱负的激励因素，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企业领导人或管理层会产生伟大的抱负。在这方面，虽然个人品质肯定起作用，但正如本书在追溯京东方战略行动的历史轨迹时所发现的，个人品质不仅只有在组织的语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品质本身也会受到组织和社会因素的塑造。因此，除了治理条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成为创新型企业还需要“意识形态”的条件，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影响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的社会价值观。这个问题是本章第三节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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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实际治理条件反映出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因为当国有出身的企业进一步成长为创新型企业时，它们与国有资产的社会关系也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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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企业组织能力与国有资产管理职权之间发生了分离。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一套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管理层的计划和行政体系，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直接操作企业的运营。在这种条件下，国有资产的管理与企业的组织能力之间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国有企业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分化。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到1990年代初就已基本停止，原来管理企业的部门行政机构被撤销，而企业则被要求自负盈亏。在这些条件下，一些转变成为竞争性的企业以“内生”的力量重塑了资源条件、组织机制并改变了业务构成，其结果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出明显超过原来国家投资所决定的组织能力。更进一步地讲，当其中一些企业发动了重大技术/产品创新或进入新的工业领域时，随之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已经与原来国家投资所决定的资源条件基本脱离了关系，也与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职能活动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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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有资产乃至企业全部资产的赢利性越来越取决于企业的组织能力。工业资产不是土财主家里的不动产，其赢利性（“保值增值”）取决于使用这些资产的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不断变化中的竞争绩效，取决于企业对生产性资产的有效使用，取决于企业的组织能力。当现存国有资产已经不能决定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时，这些资产的赢利性却越来越取决于企业通过自己的战略、结构和过程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从传统国有企业转变为竞争性企业，再进一步成长为创新型企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必然发生明显变化——来自资本市场和其他投资的资产比例上升，而这些来自“市场化”渠道的投资则更加证明组织能力决定资产赢利性的逻辑：只有看到组织能力所决定的企业赢利前景时，投资者才会投资。这种变化也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实际职能更趋近于股权投资者，而不是企业资产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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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企业的战略和能力决定利用社会性生产要素的范围和效率。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存在着企业资产所有者没有直接支付成本的社会性生产要素。例如，企业使用的技术有一部分是由国家资助开发的（更何况工业技术的基础知识）；劳动者所受的教育也是由社会承担成本的，而且中国劳动者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由公共资源承担的成本就越大。如果通过投资形成的物质资本能够形成生产力，就必须与这些生产要素结合，而这种结合只有通过具有持续性的企业组织（如公司）才能实现。当一个企业成熟起来，其融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就不再是投资人，而是内部积累、资本市场融资和贷款(31)；还会产生组织性的资产——最典型的就是专利、商业秘密、品牌等无形资产。在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条件下，企业的组织能力越强，越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利用社会性的生产要素，越是会使自己的资产来源多元化，也越会形成更多的组织性资产。因此，从传统国有企业向竞争性/创新型企业转变的过程，也是企业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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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变化，我们猛然发现，对于那些出身国有企业的竞争性/创新型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既不反映它们的现状，更不反映它们未来的特征。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而是在存在其他资产所有者的条件下，成为“拥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但是，由于资产来源的多元化，而且也是由于企业组织的社会性，所以没有任何资产的所有者可以声称拥有整个企业。因此，产权多元化的意义在于保证管理层对于企业的合法控制权，从而解决“自主权”长期得不到落实的问题。如果非要以一个概念来称呼这样的企业，那么它们更应该被称为社会化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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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变化凸显出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实行的国资委体制(32)，对规范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并稳定其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和保护垄断的缺陷(33)。在国有企业演进的语境中，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出资人身份对企业管理行使的行政权力超出了“国有产权”赋予的权限，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实际上变成直接管理企业内部资产的行政权力（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企业用人权、投资权、激励权的审批）。事实上，这种体制是阻碍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以财务指标实施的业绩考核会迫使企业采取适应性战略，重视“榨取”现有资产的效率而不敢实施进取性的投资战略，最终阻碍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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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已经证明，对国有资产实行外科手术式的私有化会造成严重恶果，不仅是财富分配不均，而且会摧毁中国工业的基础；而国资委化的后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政企不分。面对这些问题，在国有企业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创新型企业为改革指出了方向，即在保留国有资产的同时，让企业逐渐成为独立于任何资产所有人的竞争主体，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但没有可以处处干预企业行动的行政上级。因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应该向适应社会化企业的方向演进：当名义上的国有企业正在或已经形成社会化产权基础的条件下，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只应该从股东的权利角度介入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和任免过程，而且要遵循制度化的方式，并尊重产生企业领导人的企业内部“再生产”机制。在企业的运营上，管理层受到党的领导(34)、国家法律和政策以及市场竞争等力量的约束，但以合法的独立形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向战略性资产管理，即从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对赢利增长和需要技术突破的部门和企业进行投资，缩减甚至撤出对衰落部门和企业的投资(35)。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国有资产甚至可以进入民营企业，以帮助发动重大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渡过瓶颈期。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相信出身不同所有制的创新型企业——国有的和民营的——最终会走向趋同，共同变成社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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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以历史的视角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正式的体制，形成于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在从中央计划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经历了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从这个转变中产生的动力催生了少数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发展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它们也不是私人企业，而是成为社会的企业(36)。但这个生命周期不是中国工业化基础的终点，在英雄年代奠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会因为这样的组织转变而得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壮大。因此，从国有出身并继续含有国有资产的社会化企业，仍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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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三节 中国工业精神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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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在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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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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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她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为行文简单化，我们这里把前一个目标称为“富民”，而把后一个目标称为“强国”（请读者记住被简化的两个概念指的都是目标，而不是实际状态）。从表面字义上看，“强国”与“富民”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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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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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Riskin 1987，pp.19-20）。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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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Mastanduno 2009，pp.121-122）。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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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如果把那个过程置于历史的脉络，不可理喻的人并非是当年的工业化决策者和建设者，而是今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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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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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不是依据当时中国具备的资源/能力（实际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足以开发“两弹一星”的资源/能力），而是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一旦做出这种决策，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就立刻产生“绷紧”——但由于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献身精神，这种“绷紧”反而促使开发者进行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各种各样的创新，而突破资源/能力瓶颈的要求本身就成为对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因素，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获得了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成就。从更大的范围讲，即使在封闭条件下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工艺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自主开发所导致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却奠定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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