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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动是对“富民”途径的认知。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主流认知是融入世界市场和“与国际接轨”。但当中国加入WTO之后连遭知识产权压制时，中国舆论对于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议论甚嚣尘上，成为促成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社会条件。人们认识到，由美国霸权所维护的国际贸易体系天生具有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压向低端的性质，所以西方国家可以对中国禁运高技术产品，但中国不能不向西方出口稀土和焦炭(54)。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时，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外资加工组装厂而致富，“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变成政策失误的负面典型，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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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社会的认知朝着上述方向变化时，对“强国”和“富民”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朝着两者本应相辅相成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强国”优先和“富民”优先两个历史阶段后，中国第一次出现把“强国富民”看作是统一体的社会认知。虽然在政治层次上是否能够形成与之相符的方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社会认知的形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就是中国工业精神复苏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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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要实现“强国富民”就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发展型国家”或“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挤入与大多数较穷国家相对的富国俱乐部。但是，中国仅仅从其人口规模来说也不可能复制它们的模式。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多(55)。当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时，美国已经“暴跳如雷”，它在自己主导的体系内能容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它的两倍吗？因此，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她只有两个选择：（1）如果服从美国体系，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台湾和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条件，在经济上接受充当廉价打工者的地位，于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强国”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个，遑论同时实现两者。（2）如果服从自己的大国宿命，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和工业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与发达国家鼎足相立，并以自己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样做并非意味着中国要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也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发生恶性冲突，但它的确意味着中国必须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政治独立、经济自立和国家安全。由于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这种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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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是一种理念，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的价值观、从历史经验凝练出来的信念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今天，中国已经处于与“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在那个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主力。因此，中国工业精神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其表现形式也会更新。但是，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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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熊彼特1991，第31页），译文按照英文版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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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Lazonick 2002，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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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看法不是臆想的，而是作者询问了几位年轻学生之后确认的。例如，据一位1993年出生的学生解释，在她从高中到大学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关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内容集中在政治事件上，对于经济发展的描述侧重于列举个别成就（“一五计划”和“两弹一星”等），同时又强调国民经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等事件的严重破坏；而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如民营经济兴起、国企改革和加入WTO等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于是（这些课程的考试是有标准答案的），他们的头脑中就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而在那之前的历史就是政治动荡和贫困。另一位1989年出生的女生说，她在读本书草稿时的最大感受是“被打脸”，而她对本书的最大期待是继续“求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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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是关于经济主体逐渐改变技术和市场的条件”（Lazonick 200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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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理解价格竞争和熊彼特式竞争之间的区别，读者可以回顾一下本书记录的工业史。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年，价格竞争就是在CRT显像管电视工业中依靠扩大规模和降低成本进行的竞争，而熊彼特式的竞争就是新兴平板电视对显像管电视机工业的竞争。很明显，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电视工业企业来说，新兴平板电视的竞争相对于在原有显像管电视市场的价格竞争，其冲击力“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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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讲的“战略性决策”近似于企业管理领域所讲的战略。与教科书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这种决策面临的环境不是确定的技术（生产函数）和市场（价格）条件，而是技术和市场不断变化、竞争对手的反应无法完全预料的不确定条件，所以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判断性（也包含了发生错误的可能）。同时，战略性决策不是提出目标，而是确定方向并采取相应的连贯性行动，包括发展相应的组织、资产和能力并伴随着冒险的投资（Teece 2010，pp．299-300）。战略性决策的有效性与技术和市场变化的时机、经济主体在竞争中的位置以及自身能力的发展路径相关（Teece and Pisano 1994）。此外，战略性决策不是某个时点上的一个决定，其形成是组织性的和过程性的，往往需要时间（Kay 2010；Simon 1993）。最后，战略性决策的后果是长期性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影响到经济主体后来几十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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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文首次发表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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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申克龙的确说过，相对于先进国家的落后程度会在落后国家的实际状态和期望值之间导致紧张，从而形成发动工业化的压力。但这个说法仍然没有解释落后国家选择工业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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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布拉莫维茨并没有对“社会能力”给出一个定义，在承认这个概念的模糊和难度量特性后，他列举了一些可能的构成要素来表示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包括可以由教育程度来代表的技术胜任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商业、工业和金融制度，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和可以在相应规模上为企业动员资本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建立和新产品/服务购销的经济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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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和思想源流的讨论可见（禹贞恩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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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际上，如何定义创新型企业远比这种直觉要复杂得多。关于从“历史-比较的观点”对创新型企业本质特征的一个讨论，见（Lazonic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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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对外资实行限制政策（Lall and Urat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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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没有技术的工业化”是Robert Wade提出的概念（Doner 2009，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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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里指的“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工业”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企业通过开发过去不能生产的更高技术水平产品而进入与所在工业相关的领域（工业），如中国航空工业一直不能设计和生产起飞重量在100吨以上的大飞机，如果2007年国家立项的大飞机项目（包括大型民用干线飞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能够成功，中国工业就可被视为进入了大型飞机工业。第二，企业进入一个对该企业来说是全新的工业，如韩国三星在1980年代初进入半导体存储器工业以及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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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抱负水平”是企业行为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Cyert and March 1963）。这个理论以决策和组织行为作为焦点，从有限理性的前提出发，认为企业行为的基本物征不是最优选择，而是问题搜寻；触发搜寻过程的动机来自抱负水平的变化（往往由危机或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引起），而搜寻的结果遵循“满意度”原则。这个理论在组织和管理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它的核心概念和假说被用来分析组织能力的发展过程（Argote and Grev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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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浦项钢厂的投资部分来自日本对韩国的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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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巖诞生100周年，74岁做出的决断成为半导体王国的基石”，韩国《中央日报》，2009年12月31日（注：湖巖是李秉哲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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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年来，大多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书籍要么只是国家改革政策的编年史，要么只是抽象地讨论什么制度（如产权）决定结果，而很少涉及企业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是怎样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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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电子管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气研究室，1951年扩建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子管专业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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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指出，计划体制下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是“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制度（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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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结构”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从主流经济学理论出发会认为只要改变外部环境——如经济自由化和资产私有化——就可以改变企业的行为。但从企业的内部视角看，影响企业行为的直接因素是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如果这些结构性条件不发生变化，那么市场化和经济激励等因素都不足以改变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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