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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了30多年之后，官方也承认“企业经营自主权还没有彻底落实”（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求是》2015年第18期，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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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权决定论的逻辑是，因为股东是企业的出资人并承担全部风险，所以股东拥有对企业的全部控制权，企业实际管理者的职能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但没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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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回顾1992年推进股份制改革时，描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争论，但这位有工业管理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企业发展需要资金，企业的技术改造也需要资金，企业要增强市场竞争力还是需要资金。解决资金的来源，不能单靠向银行借贷，特别是大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更是如此。中国必须发展资本市场，满足企业的需要”（陈锦华 2005，第235页）。此外，根据本书第二章记录的历史，京东方在1993年改制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筹措发展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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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无论是主张保持国有制的“左翼”人士，还是主张私有化的“右翼”人士，他们的“外部视角”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不明白企业是一天都不能停止生产的，否则企业就只能死亡。在一天都不停止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组织转变才是国有企业转变的真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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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1988年到1998年，把计划体制工业管理的专业工业部全部撤销。除了冶金、机械和电子等工业部已经把企业下放之外，其他专业部原来管辖的企业被编入行业性总公司（如石油、电信、电力、民航、铁路装备和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性总公司加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组建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如鞍钢、宝钢、一汽等）和一些按特殊目的新成立的企业（如中信和保利集团等），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成为“央企”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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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里我们从其本质特征来使用创新型企业的概念。在现实中，“创新型”存在着中间状态：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创新型的企业，其实在显示出典型的创新型特征之前都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某些企业曾经在某个阶段表现出创新型特征也会消失。但在总体上，创新特征在中国工业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扩散的趋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计划体制存在创新行为，虽然不存在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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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Lazonick和West（1998，pp．251-252）在分析美国企业对于国际竞争挑战的反应时，区分了创新战略和适应性战略的不同。这里使用的“进取性战略”和“适应性战略”（见下）以他们的概念为基础，但因为本书是在讨论创新型企业，所以为避免同义反复，没有使用“创新战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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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赖技术引进的企业往往被外国技术提供方所主导，从而永远无法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因此，尽管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难免会有模仿行为，但从来不会放弃对技术学习的自主权。例如，华为从来没有组装过外国品牌的产品，而京东方在进入TFT-LCD工业时也没有引进过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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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累积性指的是创新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集体性指的是企业的创新涉及所有的职能活动（如生产和营销），而且需要全体员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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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伯利在为《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 一书于1967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指出，当一个公司成熟起来后，其融资资本（finance capital）的主要来源是“内部产生的”（Berle and Means 1932/1997，p．xxvii；中译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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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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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实根源也在于深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1990年代在向国内介绍所谓“现代公司治理”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及其委托代理理论迅速确立了主流地位；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保持着咨询合作，而当时这些国际组织正在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张佳康 2013）。这种理论强调外部所有人的权利，把“内部人控制”看作是坏事，所以为国资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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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受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决定的，但在企业层次上，党的领导必须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或一体化，不能形成两个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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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随着企业的转变以及融资来源的多元化和市场化，造成国家投资低效率的障碍——按照行政体系无偿分配国家投资的体制——已经被去除。在这个条件下，通过市场化途径实施的国家投资可以成为高效率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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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据传统的理解，只有在国家资本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条件下，改制后股份公司才能保持公有制性质（陈锦华 2005，第236页）。但我们在这里根据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所展示的逻辑是，只要不存在其股权超过国家或国有法人股的个人大股东（如果不贱卖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仍然会保持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即没有任何资产所有人能够拥有这些企业。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于，除非国家持续投资，否则那些高成长企业含有的国有资产比例终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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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长期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自力更生”的终极含义不是“自给自足”或“闭关自守”，而是自己掌握主动权，即独立自主（Lieberthal 1995，pp．76-77；Kerr 2007，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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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技术能力指的是能够设计和开发产品和工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按照现成设计进行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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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安定：“1984：红旗停产真相”，《中国周刊》，2013年7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722/1606162035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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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株机厂从1958年开始研发电力机车，是开发和生产“韶山”系列电力机车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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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和谐D1C提供电力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为了满足铁道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的要求，不得不“造假”，把三菱电机的专家拉过来做方案评审，让他们签字以认定该方案是属于联合设计的，弄得日本人还很不乐意：“不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怎么去认可呢？”（路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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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1985年11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当时负责工业技术改造的国家经委领导在讲话中说：“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和进口设备总额相当大，而消化吸收工作没有跟上，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结合不够，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与引进费用不成比例。”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今后，我们要把企业的技术开发，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进一步做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济日报》1985年11月27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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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半导体工业在不成熟的阶段依靠军事需求是一个惯例，而不是例外，早期的硅谷半导体企业就是靠着军方订货而发展起来的（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一位研究硅谷的美国学者Stuart W．Leslie（2000）直称美国军方是硅谷“最大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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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编写的一本纪念中国半导体技术研发50周年的书（夏建白等编 2006），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界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历程（虽然没有工业的内容）。耐人寻味的是，书中记录的研发活动和领导关怀基本上到1980年代为止，给人留下1990年代之后已经乏善可陈的印象。可以推断，半导体产业基础的瓦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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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技术的唯一来源是引进，而区别在于前者还要求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而后者则索性直接依靠外资在华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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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5年9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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