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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实根源也在于深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1990年代在向国内介绍所谓“现代公司治理”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及其委托代理理论迅速确立了主流地位；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保持着咨询合作，而当时这些国际组织正在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张佳康 2013）。这种理论强调外部所有人的权利，把“内部人控制”看作是坏事，所以为国资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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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受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决定的，但在企业层次上，党的领导必须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或一体化，不能形成两个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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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随着企业的转变以及融资来源的多元化和市场化，造成国家投资低效率的障碍——按照行政体系无偿分配国家投资的体制——已经被去除。在这个条件下，通过市场化途径实施的国家投资可以成为高效率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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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据传统的理解，只有在国家资本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条件下，改制后股份公司才能保持公有制性质（陈锦华 2005，第236页）。但我们在这里根据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所展示的逻辑是，只要不存在其股权超过国家或国有法人股的个人大股东（如果不贱卖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仍然会保持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即没有任何资产所有人能够拥有这些企业。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于，除非国家持续投资，否则那些高成长企业含有的国有资产比例终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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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长期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自力更生”的终极含义不是“自给自足”或“闭关自守”，而是自己掌握主动权，即独立自主（Lieberthal 1995，pp．76-77；Kerr 2007，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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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技术能力指的是能够设计和开发产品和工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按照现成设计进行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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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安定：“1984：红旗停产真相”，《中国周刊》，2013年7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722/1606162035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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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株机厂从1958年开始研发电力机车，是开发和生产“韶山”系列电力机车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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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和谐D1C提供电力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为了满足铁道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的要求，不得不“造假”，把三菱电机的专家拉过来做方案评审，让他们签字以认定该方案是属于联合设计的，弄得日本人还很不乐意：“不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怎么去认可呢？”（路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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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1985年11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当时负责工业技术改造的国家经委领导在讲话中说：“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和进口设备总额相当大，而消化吸收工作没有跟上，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结合不够，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与引进费用不成比例。”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今后，我们要把企业的技术开发，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进一步做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济日报》1985年11月27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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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半导体工业在不成熟的阶段依靠军事需求是一个惯例，而不是例外，早期的硅谷半导体企业就是靠着军方订货而发展起来的（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一位研究硅谷的美国学者Stuart W．Leslie（2000）直称美国军方是硅谷“最大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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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编写的一本纪念中国半导体技术研发50周年的书（夏建白等编 2006），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界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历程（虽然没有工业的内容）。耐人寻味的是，书中记录的研发活动和领导关怀基本上到1980年代为止，给人留下1990年代之后已经乏善可陈的印象。可以推断，半导体产业基础的瓦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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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技术的唯一来源是引进，而区别在于前者还要求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而后者则索性直接依靠外资在华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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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5年9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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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这种表面上看上去的“自相矛盾”没有逃过一些西方学者的眼睛。例如，Ker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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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正如曾任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的赵小刚（2014）所言：“中国高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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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见“法媒赞叹中国核‘龙’起飞”，《参考消息》，2015年5月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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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关于04机的信息来源于本书作者对邬江兴的访谈。04机成功后，政府将几个国有企业组成巨龙公司生产04机。因为体制原因，巨龙后来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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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4机的成功鼓舞了华为和中兴。1993年初，华为正在倾全力开发20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之时，又决定上马万门机（张利华 2009，第43页）。从时间节点来看，在2000门交换机还没有开发出来时就决定上马万门机，可以判断为是受04机成功的影响。1994年底，华为终于研制出了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它是华为的技术基石，华为后来的所有技术都是从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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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奚国华（曾任上海贝尔的董事长）在纪念上海贝尔成立30年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如果没有上海贝尔，就没有后来的‘巨大中华’的崛起，就没有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群体突破和发展壮大”（吴基传和奚国华主编 2008，序言第7页）。这个断言显然夸大了上海贝尔的作用。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上海贝尔？又有多少人不知道华为？上海贝尔作为通信工业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可能起到过示范作用，也可能启发过中国企业，但它的技术与“巨大中华”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贝尔后来逐渐被边缘化，而华为、中兴却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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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资源/能力学派认为，企业进入一个新工业之前的资源/能力影响企业进入的决定、方式和进入后的业绩（Helfat and Lieberman．2002）。按照同样的逻辑，运10和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影响了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和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决策。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在“自力更生”年代奠定的基础，就没有中国高技术工业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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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Wade（2003）指出，国际贸易组织（WTO）一系列协议的实质是保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租”（technological rents），即通过对技术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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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见其网站），2014年韩国人均GDP为25931美元，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中国人口按14亿算），那么中国的GDP总量（25931×14亿=363034亿美元）就等于2014年美国GDP总量（175280亿美元）的2.0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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