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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制造”是什么样的形象呢？约翰·内森在《索尼秘史》一书中描述了索尼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初访欧美的尴尬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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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观了大众汽车、奔驰汽车和西门子等公司，感受到了战后德国经济的强劲，这使他十分灰心。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餐馆里，服务生给他端来了一盘冰激凌，旁边用极其微小的太阳伞做装饰。服务生殷勤地告诉他，这个纸质的小玩意儿产自日本，当时的懊丧之情令他终生难忘。因为他意识到，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把“日本制造”与小饰品和廉价的仿制品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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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德国之行所受到的刺激，成为盛田昭夫发誓做好“日本制造”的动力和契机，而他的不懈努力也让其成为日本社会公认的根本改善“日本制造”形象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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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制造关键是改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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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所提的三条，即成本优势丧失，渠道优势瓦解，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转型恐惧，固然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痛苦”，但更关键的是糟糕的制度环境。制度不是一切，但制度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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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待过的人大都存在“实业立国”的制造业情结，但即使是那些立志要从事实业的朋友，回国后也大多没有选择在实业领域就职或创业，而是纷纷倒向互联网、投融资等行业。在与中国企业家交流中，也遇到过很多位企业家已经基本放弃了实业，而转行做投资，追问原因，多回答“中国的当下环境不适合做实业，太累，且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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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我熟悉的日本的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把日本制造业的技术、管理引入到中国去，以改进中国企业生产线的效率、水准，但推行起来难度重重。问其原因，他回答：“中国的企业家对花成本做这些细微的生产改进兴趣不大，同样的精力、成本，他们宁肯去跑政府关系拿块地什么的，那样回报会大得多。换成商人的立场，其实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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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日本东证一部上市公司做到执行董事的留日前辈也对中国当下的商业环境充满感慨：“中国政府需要向当年的日本学习，提升制造业的各行业标准，同时确保适当的行业利润，这是一个行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否则一味地拼低价竞争，将利润空间挤压到彼此都无利可图，只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永远都造不出高质量的好产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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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事中日产权交易的资深专利代理人朋友则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否则无法形成创新的大环境，无法鼓励真正的创新。目前我们所推崇的一些‘创新’，实际上拿到海外就官司缠身。当前的现状是，企业和个人大都认为假冒成本低、见效快，创新不划算，宁肯造假。专利人打假成本高、司法赔偿低，越打越赔本。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政府为了政绩，大量无原则地资助各自区域的专利申请，出现大量虚假的、毫无价值的专利申请，中国近些年的大量专利申请，很多都不可信。知识产权体系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系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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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全民关注互联网、房地产的当下，吴晓波的文章虽有瑕疵，但能让更多人关注、思考一下制造业——哪怕只是一会儿，无疑也是件好事。中国制造业的提升，需要盛田昭夫式的人物，更有待整个制度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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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造业的提升不仅仅涉及具有“国计”意义的航天等领域，更包括“民生”范畴的各行各业，能否让国人以“国货”为傲，不必漂洋过海就能买到优质放心、性价比高的日用产品，才是民之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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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退去，方知谁在裸泳。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存活下来的是一大批脚踏实地耕耘实业的企业，而那些靠投机取巧一时盆满钵满者，则大多债务缠身、纷纷破产，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等中国的经济大潮也退去时，沙滩上能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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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的用工成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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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南方周末》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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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一个老话题。不过，这个话题的热度是与时俱增的，而且随着新的情况不断加进来，这个话题的内涵也与时俱增。与之紧密联系的，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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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工成本上升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有什么影响？如果中国制造能在全球产业竞合链上实现后劲十足的爬升，就能与工资水平形成一个正反馈：中国制造爬得更高→技术进步与劳均资本存量不断上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又有助于中国制造爬得更高，由此循环往复。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这个自然循环被人为打断，那意味着转型升级遇到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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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成本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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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9 333元增长为2012年的46 769元，12年间名义增长5倍。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3年的12 671元增长为2012年的41 650元，9年名义增长3.29倍，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名义增长3.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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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平均工资不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工资总额除以就业人数，工资总额即税前基本工资的加总，包括以个人名义缴纳的社保金及个人所得税，但不包括以企业名义缴纳的社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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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4年上海五险的个人与企业费率合计分别为基数的10.5%与35%，公积金的个人与企业费率均为基数的7%。五险一金的企业总费率为42%，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恒等式为：企业平均用工成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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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工成本或工资水平的上升，不能简单说好坏，要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如果这种上升，是因为员工熟练程度、知识、技能与素质的上升，即人力资本投入的提升造成的，那是好事，也是一国在世界产业竞合上持续爬升的基础性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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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种上升，是因为非市场因素与非人力资本投入因素，即政府与政策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的，那不能说是好事，会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影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自然市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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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工资率（即劳动边际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过，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工资水平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高度一致的；但进入80年代以后，工资水平增长就一直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故而劳动生产率构成了工资水平增长率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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