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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银行估计，这些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8.3%左右。而2008~2012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累计提高了71%，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支撑工资水平及企业用工成本的剧增，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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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是中国外贸及实体经济的一个风向标。该公司在内地拥有约140万员工。2012年出口额为1 295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6.3%。由于这些年来内地用工成本剧增，富士康转而向工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左右的东南亚投资设厂。2007年在越南开设了代工厂。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估计，在未来3~5年内将在印尼投资至少10亿美元，有富士康将在印尼创造100万就业机会之说。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谁来接富士康的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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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中国外贸及实体经济的又一个风向标。这些年来，劳资纠纷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工人的基本诉求是涨工资，这是把代工厂往东南亚赶的节奏。在世界工厂东莞有较大规模的罢工。2014年3月底4月初，三星的代工厂善募康与耐克、阿迪达斯的代工厂裕元相继发生工人罢工。中国目前与将来哪些产业能够持久且稳定地满足工人涨薪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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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与工资水平已发生与将发生增长的（非市场）因素很多，下文将分析其中最主要的三个：（1）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反转；（2）高税率、缴费基准刚性增长且要求足额征缴的社保税；（3）货币定向超发扭曲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应研究如何管控中国制造升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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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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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相对占比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是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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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年龄人口来看，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这一年，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 727万人，同比减少345万人，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201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为91 954万人，同比减少1 773万人，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降幅在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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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40岁以下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短短4年下降近11个百分点。可见，作为工业化主力的农民工人口在迅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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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拜计划生育所赐，一胎化政策在微观上造就“四二一”的主流家庭结构，反映在宏观上就是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人口政策的效应有滞后性，30年不发作，一发作30年。现在超低生育率（2000年“五普”与2010年“六普”全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与1.18）造成的人口结构冲击波正一轮轮袭来：1995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为2 531.81万人，2005年减至1 671.74万人，10年间减少了34%；自2009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逐年下降（2014年有一个逆势小幅度反弹），末流高校率先破产在所难免。现在终于轮到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度减少这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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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截至目前的企业用工成本或工资水平上升，尚不能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比例剧减来解释，此话怎讲？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等于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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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从2012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全国就业人口仍在上升，2012年末与2013年末全国就业人口分别为76 704万人与76 97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分别为37 102万人与38 240万人。可见，全国就业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都仍净增加。2009~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依次为1 102万、1 168万、1 221万、1 266万与1 310万。这就是说，劳动力供给还没有真正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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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业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的总量是一回事，其结构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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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向城镇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在迅速老化，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在降低（绝对数字降低的时刻不会太远），而且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1）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任劳任怨；（2）绝大部分习惯了城市生活与消费方式，对家乡农村的情感纽带与心理依恋要远远弱于父辈，很难像父辈那样年老后告老还乡，复归乡村生活，由此决定他们生活成本与工作收入的参照系是城里的同龄人，与他们的父辈把务农收入视为机会成本是不同的。这于企业来说，就是越来越大的工资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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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伴随着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大量高中毕业生本来会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现在转而选择了看起来更高大上、更体面的本科教育，但在高教“大跃进”之下，师资力量不可能跟得上，大量的学子虚掷了青春，去学习那些或精湛或粗滥的“屠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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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学术教育的本科院校对现存职业技术教育的挤出效应明显。2009~2013年，普通本专科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依次分别为640/869、662/870、682/814、689/754与700/698（单位：万人/万人）。可以看出，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仍在逐年上升中，蚕食着本来会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2013年其招生人数超过了中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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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一下：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根基的新兴经济体，是更需要高素质的蓝领技工，还是更需要坐办公室吹空调的白领文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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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多招的普通本科学生，改变了就业结构，让本来会成为紧俏蓝领技工的人变成了找工作难的本科生。这是对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也从结构上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用工成本。要知道，2013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约4 000万，建筑业约2 000万，这些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六七百万，建筑业农民工能领高工资，要部分感谢这些自愿退出竞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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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点可以部分解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中国政府也有一些因应之道，例如有关部门有意把扩招后升格的600多所地方高校改回去，重新改为职业技术院校，这或有助于把一部分年轻劳动力有效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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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那全国就业人口将在不长时间内由增转减，继而减少幅度越来越大，是可以预期的。届时，劳动力供给大逆转，将持续且越来越强劲地推动工资水平上涨，亦是可以预期的。人口红利反转为赤字，这于中国制造升级是更大更严峻的挑战。因应之道是调整人口政策，不过，即使是生育自主或鼓励生育，也缓不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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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不合理的教育体系，结构性地减少劳动力供给，在这些年推升了一部分用工成本。不利的人口结构，实质性地减少劳动力供给，将很快并以加速度推升用工成本，这是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阻抗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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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率的社保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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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企业用工成本，社保制度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的养老与医疗社保模式，折中了纯现收现支与纯个人积累模式。住房公积金是纯个人账户，可视为强制储蓄。养老与医疗社保均有个人账户，但本质上仍是现收现支（社会统筹）的。根据社科院《中国养老金保险发展报告（2013）》，至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超过2.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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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现支，是把现在工作者缴纳的社保金给现在的退休者发放养老金与支付医疗费用，其实就是剥削年轻人、工作者与下一代来补贴老年人、退休者与上一代，本质上是流向上一代的代际财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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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社保始于1998年，推出背景是为了配合国企改革，结果是把国企退休人员养老与医疗的政府包袱甩给了社会。社保共有五险一金，五险的实质是社保税，在征缴手段上与其他税收一样是强制性的，支出上也与其他税收一样纳入一个池子，与仍然个人受益的强制储蓄不一样。当地社保机构，实际上是国税、地税之外的第三个税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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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一金的征缴区间，一般为上一年本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300%。费率（税率）各地稍有差异，共性是养老与医疗保险为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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