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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马斯克可以说是个“自制控”，愿意尽可能自己生产全部所需零配件，而且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比如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现在是私人太空运输业的龙头。公司采用的基本火箭技术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没有太多不同，但由于生产流程中的差异，使得前者将火箭送入轨道的成本与后者的相比微乎其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模式包含了由承包商、分包商和次级分包商构成的复杂（政治化）网络，与此不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使用数字制造工具自行制造几乎全部所需产品。凭借先进技术，该公司可以大幅简化生产制造的流程与官僚体制，成本降低了10倍，可靠性也有所增强。无须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模式上重新设计、改进太空飞行的物理原理，大部分创新都是在厂区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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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决心在汽车业做出一样的业绩。旧有的供应链是以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等经典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能够制造变速器的公司却不能制造塑料仪表板或防锁死刹车系统。每家公司各有所长，购买者需要通过供应链把所有公司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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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计算机技术的早期情况相同。有的计算机专攻精算，有的专门计算弹道导弹轨迹，还有的只用于人口普查统计。于是，研究人员发明了多用途计算机。现在你桌上的电脑几乎无所不能，运行的每个程序都对电脑重新配置，完成不同的功能。鼠标在网络浏览器上点击一下，其作用与在《使命召唤》（Call of Duty）游戏中的完全不同。你的电脑可以是一本书、一部电话、一台电视、一份报纸、一个玩具或是一位安全卫士，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取决于其运行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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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工厂情形同此。多用途机器人也可像个人电脑一样便捷地重新配置。使用其他多用途数字制造工具——从能够冲压成型金属的强劲激光切割机到制作塑料模型的数控机器，特斯拉能够完成过去必须外包给其他供应商的生产环节。该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这一产品本身就是电脑业的发展成果，而且数字化水平高于机械化程度，特斯拉制造的零配件具有可重新配置性。Model S的性能来自于软件，而非由复杂的机械传动系统产生。特斯拉大部分车型的仪表盘没有各种专门的仪表，只是像个人电脑一样全部显示在一个多功能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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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形成什么样的制造业未来？可以让美国和其他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更具竞争力。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最终败在了廉价的国外竞争与过时、僵化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手中。今天，机器人技术让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在特斯拉身上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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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器人并未彻底取代人类。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倒闭了，工厂空空如也——没有工作岗位，大家纷纷失业。而机器人使这家已经死去的工厂重生，带来了1 000个新的工作岗位。新工作的技术含量更高，也比原有的岗位薪酬待遇更好。没错，这意味着很多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的老员工无法满足新工厂的工作要求，但仍有一部分人能胜任。更确切地说，这种模式能够经受全球化经济压力的考验并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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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公司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库卡机器人。随着自动化掌控了大局，汽车等产品中的劳动力比重正在快速下降，平时的劳动力套利经济学逐渐式微。塑料、铝土矿甚至是锂等各种原材料在全球市场上销售，大家支付的价钱相差无几，其余的成本支出用于土地、电力和税收等方面。这些支出虽然在西方国家仍然较高，但与劳动力成本相比，差距就小得多了。机器人工厂渐渐崛起，数百年来全球贸易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市场的趋势可能即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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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特斯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从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的旧工厂中实际上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补偿，仅以4 300万美元就购得了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工厂，还包括很多运转正常的设备。作为一家相对年轻的汽车公司（2003年建立），特斯拉不必像底特律老牌汽车公司那样背负养老金和工会义务，除了自动化之外，也没有保留工作岗位的压力。只有一个小问题：公司在2010年获得了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但我们仍要面对现实：特斯拉不是没有倒闭的危险。公司试图凭借昂贵的前沿纯电动汽车闯入汽车行业，而这个领域内的各位巨头却对说服人们为已经有10年历史的混合技术多掏腰包而费尽了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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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特斯拉公司的最终结果如何，其采用的生产模式必将胜出。它只是勾勒了在数字制造技术驱动下，所有先进制造业企业前进的方向。库卡机器人诞生在德国绝非偶然，如此灵活的自动化正是德国这个高生产成本国家的制造业企业能够与中国企业抗衡的原因所在，也让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特斯拉工厂是基于这一模式的新型工厂，因此也最具创新性。今天，它制造的是汽车，但这个模式可以制造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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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生产方式每隔几代人就会发生改变：蒸汽、电力、标准化、流水线、精益生产，现在是机器人。改变有时来自管理技术，但真正有力的变化源自新工具。没有工具比电脑更加有力，电脑不仅仅驱动现代工厂的运营，而且正在成为工厂运营的模式。无限灵活与可调，多用途工业机器人可以联手产生通用的“创造机器”。而且像电脑一样，这样的机器能够在任何层面、以任何规模工作，大到特斯拉工厂的厂房，小到你的桌上电脑。先进技术的崛起及其大众化才是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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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新工业革命 第九章 开源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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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制造方式必须有新的公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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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地理位置比单纯追求低劳动力成本更加重要。苹果公司已经证明，越靠近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公司的产品设计越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肯尼思·克雷默和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便每台iPhone背后都印着“加州设计，中国制造”的字样，iPhone超过一半的价值仍然留在美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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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不久的罗纳德·科斯一直在思考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很傻的问题：公司为什么会存在？我们为什么要忠于某一机构，在同一个建筑物内一起完成特定的任务？科斯在其1937年的代表性文章《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了最终的回答：公司之所以存在，是要将时间、争论、混乱和错误等“交易成本”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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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分享共同的目标并明确角色、责任和交流方式时，处理事务会变得简便。一旦碰到问题，只需在旁边隔间内办公的同事完成他分内的工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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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联合创立人之一比尔·乔伊在1990年的一次访谈中曾经简略地指出了科斯定律的瑕疵，他发现：“不管你是谁，大部分聪明的人实际上都在为他人工作。”这一理论现在被称为“乔伊法则”，即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我们没有与最好的人选共同工作，而只是选择了公司有能力雇用的人。即便是顶级的公司，这也是一种相当没有效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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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看，乔伊的挖苦不过是对与科斯同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观点的现代映射。科斯为中央集权组织找到了存在的依据，而哈耶克则力辩此类组织存在的不合理性。在其1945年的代表性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哈耶克指出知识在人群中不平等分布，而有组织协调的中央集权公司不能发掘和利用分配到的知识（哈耶克认为只有自由市场具备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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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伊在半个世纪后表明与哈耶克相似的观点时，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已经是世界上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之一了。他的评论警告人们不要对此掉以轻心。即使太阳公司认为它已经雇用了最好的工程师，享有了最先进的技术，也还是有更多的合适人选游走于公司外部，而非服务于公司内部。无论太阳公司如何成功，外部竞争的潜力总是越来越大，开源创新会战胜最好的独立公司。实际上，太阳公司最终失去了独立公司的身份（现已成为甲骨文公司的分支机构，乔伊也已离开，成为风险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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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事实仍然如此。以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公司为例，比如苹果公司，看看它的雇用机制。首先，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员工在加利福尼亚的库珀蒂诺工作。因此，员工选择就偏向美国居民或能够在美国合法工作的人，以及那些住在旧金山湾地区或愿意搬到该地区的人。（库珀蒂诺是个好地方，但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愿意离开她在罗马或清迈的家人，可能还是会有些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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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公司一样，苹果公司偏爱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而且很看重名牌大学的学历，认为那是一种智慧与职业操守的证明。虽然乔布斯本人曾是个中途辍学的聪明孩子，但苹果公司里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苹果也许“不同凡想”，但其雇佣准则与其他优秀的公司非常相似：以专业资质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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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只能雇用希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由此，就又损失了一批已经找到心爱工作、不想跳槽的人才。而且公司不雇用儿童、老人和罪犯，不管这类人如何智慧超群，还有那些无法保守秘密或是不愿受到劳动合同条款束缚的人等都不在公司雇佣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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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被公司招聘排除在外的人群中有很多聪明人，甚至是有大智慧的人。作为一家公司，而不是开源社区，即便是苹果公司也逃不出“乔伊法则”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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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更加平等，部分原因在于社区通常没有像公司那样的法律责任与风险。社区在成员参与活动前无须检查他们的个人情况或签订合同，但公司必须履行此类手续。鉴于不必向参与者支付工资（并不是说参与者的贡献得不到任何回报，但只有在项目成果显现之后才会得到奖励，而非工资），社区项目失败的代价会小得多，因此可以不断地尝试参与者提供的各种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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