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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科学界，想要获得高端技术上的突破需要三个关键因素：优秀的科学家，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以及敢于冒风险将科研成果转变为商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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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在科研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原因就是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家们仍然想进入美国的大学。世界上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中有1/8出生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他们之中的80%现在居住在发达国家。美国的大学系统为海外的科学家们提供了许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没有的机会。在一份由来自16个国家的17 000位科学家构成的调查中，外国的科学家们的移民原因有两个：提高事业前景，以及加入更加杰出的研究队伍。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色，因此就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在世界范围内所有有关科学部门的权威排行中，美国大学的科学部门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几乎是来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科学家们首选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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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虽然在脑力开发及科研成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却无法保证这种优势可以一直持续。也许在我有生之年还没有其他哪个科研项目比人类基因组计划更能够驱动科技知识的革新，这个项目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汇聚在一起，许多澳大利亚、英国及法国公民都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这些科学家来自人们所熟悉的知名大学。然而当比尔·克林顿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的草图时，他还特意表扬了一个仅贡献其中1%的序列的组织：华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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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基因组序列研究开始之后的15年之内，中国逐渐成为基因研究的领头人。华大基因已不再仅仅是1%序列的贡献者；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研究中心，所拥有的有关基因序列的器械比整个美国的都要多。华大基因的一些研究者，甚至在初步讨论要将中国所有孩子的基因组序列排列出来作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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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中国用于科研投入的经费在整个经济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三番。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在全世界科研成果中所占比重从37%降到了30%，然而中国却从2%增长到了14.5%。凭借占中国巨大的GDP中接近2%的科研投入，中国现在几乎超越了欧洲，并且撼动了美国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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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研投入正在增加，而美国近些年的科研投入实际上比2008年的水平还要低。这有可能是由金融危机后科研经费的缩减导致的副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除了被迫提前结束项目及造成失业之外，金融界不负责任的行为还导致了癌症项目研究的经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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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科学及工程界论文的产生地（如果你将由28个国家构成的欧盟算作一个整体的话），为世界提供了1/4的论文输出。然而美国科研论文的数量却在过去的10年内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论文数量正在飞速增长，从占世界的3%到11%，中国借此成为世界第三大科技论文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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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研成果的基础，科研经费及论文输出是发现与癌症抗争的药物和医疗技术的地基。中国的科研策略实际上来自政府高层。中国国务院已经建立了将基因组研究作为21世纪的经济支柱的战略蓝图。在过去三年中，中国政府成功地吸引了80 000名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并进行科研研究的博士们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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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谈论过这个话题的中国政府官员及商界精英们用简洁的方式向我表明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他们先前已经错过了作为互联网早期开发者的巨大收益。一位中国的CEO告诉我，他觉得作为互联网商业化的核心国家，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会凭借这些诞生于互联网的财富和力量延长10年。许多中国最有资本的领导者都认为，基因组是下一个可以诞生亿万财富的行业，他们想成为这个未来行业的领头人。中国正在关注的其中一项机会就是有关美国药物开发的流程。如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是不能优化他们的药物开发流程，从而使得通过基因组测序技术为个人量身定制的药品迅速面世——就像路易斯·迪亚兹和卢卡斯·沃特曼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患者们可能会出国（也许是到中国）寻找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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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发出的竞争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人类基因组计划现在正尽可能快地向前迈进，因为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研究者克雷格·文特尔之前辞了职并且建立了一家和它相竞争的公司。我同样认为，投入与基因组相关的基本研究的资金越多，这项造福全世界的技术开花结果的速度就越快。华大基因跟中国早先的互联网公司相比已经将眼界放得更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化公司。其中一些与海外企业的合作仅限于慈善机构，例如与美国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自闭症研究中心合作来帮助10 000名有自闭症亲属的人进行DNA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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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这个话题就变得复杂了。就现在而言，欧洲在基因研究的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和中国美国相比，欧洲在科技产业化方面还相距甚远。来自印度、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家们最后都在美国的大学或者公司工作，即使他们还身处于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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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远离未来新兴行业的国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原因还要追溯到冷战初期。苏联的领导人只重视很少部分的科研领域。虽然在苏联的系统下培养出了大量的科学家，但他们的工作主要致力于满足政府的政治及军事需求。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给美国和苏联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苏联的科研努力也被政体的思想意识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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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特罗菲姆·李森科，一位在斯大林政权时期地位逐渐上升的科学家。李森科将遗传学批判为“中产阶层的伪科学”。他认为，生物体的形态特征是由它们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并且这些特征可以遗传给子孙后代。依据李森科的观点，如果你将一棵树上所有的树叶都拔光，那么下一代的树木也全都没有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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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凭借着“基因研究有害于国家”的观点说服了苏联农业科学院，因此学校将课本中一切有关遗传学的话题全部删除。苏联的科学家们学会了顺应权势，并且将能够响应李森科观点且带有荒谬结论的文章进行发表。那些拥护李森科研究方式的科学家们纷纷获得了资金支持及科学奖项；而那些反对李森科观点的科学家则被囚禁甚至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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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当今在基因组领域缺少作为的原因要追溯到李森科时期，他的观点在1948年被写进了苏联的法律。孟德尔遗传学定律直到李森科死后的20世纪70年代才重新被写进苏联的课本。第一个“俄罗斯种族”的基因组直到2010年才被测序，所使用的仪器则是从美国和华大基因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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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年将科技革新的成果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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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技术革新最初只能造福于社会上富裕的群体。类似于基因测序技术能够给像卢卡斯·沃特曼一样的人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然而在世界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死亡的威胁，原因仅是他们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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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所有的克雷格·文特尔们竞相寻找尖端科技的技术突破时，其他人正试着凭借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的电信行业设施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的普及情况总是参差不齐，然而在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内扩大先进医疗服务的想法正在开始生根发芽，并且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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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设备就是移动手机。地球上70亿人口中的60亿都拥有手机，这比能够正常去洗手间的人都要多。当我在非洲和低收入的东南亚国家旅行时，我亲眼见识了以手机为基础的应用如何有效地为医疗服务，包括诊断、疾病监测和遵守医嘱、专家对社区医疗工作者的帮助，以及提升医疗教育和普及医疗知识的项目。手机对于这些医疗措施非常适用，因为这些需求无处不在，而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拿着手机，并且非常容易凭借特殊的手机应用实现个性化的设置。特殊的手机应用能够驱动手机的硬件（比如照相机）和标准的应用（比如邮件、日历和联系人列表）。他们还可以让手机通过无线设备连接到类似于血压计、心电图仪等感应设备上。手机目前还不能测量一个人的基因序列，但它已经可以用来采集血样并且将数据传输到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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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电信业在发展中国家为医疗问题提供帮助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一家名为移动医疗的公司。我在位于哥伦比亚热带森林的革命游击队的最后一个据点中认识了27岁的CEO乔希·内斯比特。乔希是一位我们从美国国务院计划项目（State Department Program）中带给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移动技术专家，他当时正在教相关人员如何利用手机移动设备对地雷埋放区进行定位，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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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希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时，他曾经在位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马拉维共和国乡下的圣·加百利医院工作。他在工作期间被病人需要走很远才能够得到基本医疗的事实震惊了。看一次医生就意味着100英里的就医之旅。社区医疗工作者们通常需要走几十英里才能够提交手写的医疗报告。他还注意到，他的手机在贫穷的马拉维乡下比在加利福尼亚州更受欢迎。这并不是反常的。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57个发展中国家中医疗工作者共短缺了约43万，其中36个国家来自非洲。与此同时，移动电信业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大陆。乔希将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并且在公司成立时将扩大电信行业的力量设定为移动医疗公司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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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希回到了圣·加百利医院，并建立了一个试点项目来为医院里75位社区医疗工作者配备手机，以及训练他们使用手机回答病人的问题和监测病人遵守医嘱的情况。这个核心项目最终为医疗工作者们节省出了2 000小时，并且将医院肺结核治疗项目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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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希和移动医疗现在最大的项目，就是研发一个能通过手机上的照明灯和相机来诊断疟疾和肺结核病毒的工具，这个工具的目标价格在15美元以下。乔希告诉我，在未来10年内，“更多配备新型移动设备的医疗工作者将出现”。“医疗系统将变得分散化、地方化，并且具有预防性质。”他补充道，“医疗服务将在更多地方实现平等，并且最大的收益将会来自为最难顾及的地区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主要的医疗信息将对每个家庭都是免费的，政府和手机运营商不会从中提高利润。治疗疟疾、霍乱及其他致死疾病的疫苗将会出现。移动科技将在把这些技术传播给大众的过程中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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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像乔希一样的移动医疗工程在过去的5年中都在实行试点计划，因为电信信号开始覆盖非洲大陆，且手机使用量飞速增长。肯尼亚的一家名为辛巴科技的公司开发出了移动医疗目录和“知识应用”——非洲医疗——来帮忙解决自己国家的医疗问题。在这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仅有7 000名注册的医生。世界银行将肯尼亚一名医生与1 000名人口的比值定在了0.2；而截至2010年美国的这个比值为2.4，比肯尼亚的10倍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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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医生资源短缺的问题，辛巴科技同样决定利用移动电信的优势，因为肯尼亚93%的人口都是手机用户。非洲医疗应用中包括了症状检测器、急救知识、医生目录、医院地址检索以及警示系统。在这样一个拥有广阔农村和稀少医疗资源的国家，这个医疗应用还为拥有手机的肯尼亚居民提供了新的就医方式：它将医疗专家和全国的村民们进行了分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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