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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教会了人们，使人们认识到，40年前，亨利·福特的第一家工厂所创建的大规模生产原则，既不是一种单纯技术，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可以指导与组织一切生产制造活动的基本原则。今天的情形更进一步表明，大规模生产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生产与制造活动，它实际上是”如何将人们组织在一起有效工作”的普遍适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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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集体农庄第一次将大规模生产原理运用于农业。它的劳动力组织——将每个人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具使用，仅让他重复一项简单劳动，通过国有拖拉机站而实现的控制以及它的薪酬体系，无一不是大规模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苏联的集体农庄当然已如同40年前的汽车工厂一样，成为历史陈迹。如今，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全机械化棉花农场、加州中心河谷灌溉土地上的蔬菜合作组织，它们与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传统的决裂就更加彻底了。英国人在宏伟的非洲花生种植计划中提出，要运用大规模生产思想对整个殖民帝国进行重组。传统上，农业即使不被人们视为前工业文明的传统世界的象征，也会被人们视为工业化的对立面，认为农业与工业化是不相容的，但是，事实表明农业也被大规模生产俘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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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商业企业的文书工作，既没有生产装配线，也没有传送带。但是，在今天，这些工作的组织方式与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的组织方式毫无二致。大型保险公司的打字工作、大型银行的支票分检、邮购公司的订单分类与填写以及商业企业、政府部门的成千上万的其他类似工作，尽管在形式上和汽车生产装配线毫不相关，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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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科学研究也可以以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方式组织起来。在美国工业界主导的工程与化工研究中，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目前，大规模生产方式正被移用到医药、生物的研究中。位于纽约新成立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Sloan-Kettering）主要是由两位汽车工业先驱的捐赠而创建的，该研究所采用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就是生产装配线的理念和方法。在战争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事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是其他任何工作方式都不能做到的。在美国许多高产的实验室，如贝尔电话系统实验室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些实验室，即使在进行目的不在于应用的纯理论研究时，也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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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方式甚至还被成功地运用到那些常被认为是极具个性的工作中。梅奥诊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诊所成功地将诊断与检查等工作组织成一条生产装配线，由此带来了效率与效果的明显提高。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杂志群”模式，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产装配线，在这条生产装配线上，《时代》、《生活》与《财富》等著名刊物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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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队中的运用。在所有的前工业组织中，军队是最正规、也是似乎最不易改变的组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集团军进攻完全是按照大规模生产方式计划、准备与执行的。每个军官只执行一项高度专业分工、高度机械化的任务，而且很少从一个任务转到另外一个任务，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与总体战略的关联也毫不知情。将大规模生产方式运用到战争中可能是美国对二战胜利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自500年前西班牙的”大首领”（Gran Capitan）创建现代军队的概念以来最大的军事组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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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一词曾表示人类劳动的任何组织。只有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词的词义范围才逐渐缩小，特指”制造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到来，“industry”这个词的词义又开始回复到它原本的含义。今天的工业生产原则，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原则，能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同样的概念有效地组织几乎所有类型（无论在哪里，是何种工作）的群体劳动。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原理，也是最具一般性的生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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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原理绝不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否则，它的运用绝不可能超越制造业，也不可能脱离生产装配线、传送带及标准制造件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原理——是一种人类组织的基本原理。福特的工厂中，创新的方面不是它如何组织机械设备，而是它组织工人完成一项普通任务的独特方式。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这一新的原理为什么会给传统文化、人与社会及人与家庭的关系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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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影响中，最显著的就是：劳动者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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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就观察到这种分离。过去，人们一直将这种分离归结于法制或经济的”上层建筑”。这种分离被认为是工业体系中的偶然现象，而不是本质现象。它还被其他所有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影响的重要学者所沿用。不仅如此，它也是教皇颁发的两条关于工业秩序著名通谕的假设，这两条著名通谕是《新事物通谕》及《四十年通谕》。那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劳动者被赋予了对劳动工具的合法控制权，他们才能真正地控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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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规模生产的体系下，这种观点将不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与产品及劳动工具的分离是绝对的，它是这种体系的一种本质特征。它与法定控制权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劳动者自己无法生产，他必须融入到由人、机器和工具组成的复杂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厂中去，他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即使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如合作社、工会或工会联盟也无法控制工厂，除非是形式上的，或完全是假设意义上的控制，更不用说单个的劳动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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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在工厂里，劳动者也不再是从事从前意义上的”生产”（produce），而只是在”工作”（work），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产品不再是由某个工人或某一群工人独立地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产品的产出都会使用到整个工厂的所有资源。这是一种”集体性”的产品。而单个劳动者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工作在这件产品的产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他指不出产品中的哪个部件，或哪个生产过程是他个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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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普遍地存在于运用大规模生产原理的所有组织中。最明显的例证甚至出现在制造业以外的行业中。比如，办公类型的组织，似乎没有什么”生产工具”，当一名书记员、计算机操作员或航运公司职员脱离了他们的组织之后，他们就会变得百无一用，也不能实现任何产出。类似地，工程师或工业化学家，无论他们受过多么良好的专业训练，只有当他们融入到特定的组织之中，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也将会是百无一用的。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工具是一个生产元素，它融合于组织之中，是作为这个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存在着的，而不是简单的物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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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一些交易活动和职业，个人必须要依赖于组织才能完成这些交易活动、才能有效地工作、才能获得成果。一个勇士携着自己的武器单枪匹马地打拼，神话般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存在于人类历史久远的过去。确实，除了极少数的社会，大部分社会里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必须依赖于邻里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当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行为了。但是，我们应注意的是，尽管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仅靠自己难以完全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但是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能够独立地生产，除了使用一些祖辈相传或自己制造的工具之外，他们不需要其他额外的工具。狩猎者、牧人和农民都是这样。即使是工匠和有专业技能的人，也是如此。裁缝、车匠、面包师、牧师、医生和抄写员都能独立地、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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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及掌握着某些专门技能的人，能够完全依靠自己进行创作与生产。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依赖于某个组织，才能实现产出。在工业体系中，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才能实现产品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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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这种分离威胁着所有传统社会的原有的地位与声望体系，无论是西方的传统社会，还是东方的传统社会。它令传统社会解体，使个人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如漂泊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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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会使失业问题及失业的威胁成为不堪忍受的噩梦，倒不是它的经济后果有多可怕，而是它的社会后果令人难以忍受。这个问题反过来又迫使政府面临一个新的、以前从未遇到的任务，那就是如何阻止、救治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经济萧条，这项工作超过人类迄今为止创立的所有政府组织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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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还会导致一个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就是权力集中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解决。如果听之任之，这完全有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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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才能实现产品的产出，那么个人的工作（work）本身是不会带来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的，能带来这些的是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job）。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源自你所属的组织，及你在组织中的地位、声望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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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认识到，认为大规模生产技术会泯灭个人的技能及精美手工艺带来的满足感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如果说它可能会消灭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则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大规模生产对掌握高超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是空前巨大的，而且它所需要的人数及技能的种类还在不断地增长。但是，新的大规模生产型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意义上的技能，它们是社会性的、智力上的技能，而不是使用工具与材料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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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除了传统社会中职业与技能所带来的社会声望、从事传统工作时带来的满足感。它将个人从他赖以生长的土壤里连根拔起；它使传统的价值体系不再适用；它令传统的行为模式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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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显然与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地位与阶级体系不能相容。工业化粉碎了这些社会中的制度刚性，也消除了这种制度刚性滋生的机会。我们只要看看所谓”自由职业者”的年老的中产阶级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就知道了。而在西方，自由职业是他们传统上谋求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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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方，工人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所带来的破坏性的社会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底特律的南方白人和南方黑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广为报道的大型工业化城市中的”第二代美国人”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该问题体现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代人在故乡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冲击。但是，“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对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满意程度造成更具摧毁性影响的区域却是在西方社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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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威胁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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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本身的固有特征——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决定了萧条和失业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并不是失业问题的经济性后果使之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挥之不去的噩梦。在美国，我们经受住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考验，使大部分劳动者未受到长期失业的困扰，并确保他们的家庭经济水平远远高于维持生存的水平，甚至比100年前的富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些。即使在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机构，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决策，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在美国，大萧条仍然在人们的心理上，在社会层面上及政治层面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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