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28120
长期失业的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物质上，而是表现在心理上：失去了自尊；失去了主动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失去了理性。失业带来的结果是一个人失去了他所依附的组织。然而，在工业社会中，人们一旦失去组织，他就变成了一个无用的”零件”，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生产。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游荡的幽灵。“大萧条冲击”不仅对那些饱受长期失业之苦的人群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于那些从没有失业，或从不用担心失业的人群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整整的十年里，人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会在下一个发薪日被解雇。这种笼罩在恐惧感下的生活，甚至还不如真的已经被解雇了，那样反倒痛快了。
1704028121
1704028122
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体系将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永久性地分离开来，这才使得如何阻止经济萧条及失业的持续蔓延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工业社会的公民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这股将他们抛离社会、剥夺他们体面的公民生活的力量。只有当现代工业社会设法驾驭好这种力量，它的社会成员才会认为这是一种可接受的或合理的社会形态。否则，这样的社会就会沦落成为毫无意义、缺乏理性、群魔乱舞的社会，最终变成挥之不去的噩梦。从解决经济萧条及由于萧条而导致的失业问题的途径来看，我们必须求助于适当的经济手段或经济政策工具。可见，它们确实是经济问题。但是，从它们的本源及其带来的恶劣后果来看，它们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们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及心理问题。概括地说，它们是深刻的文化巨变而导致的问题。
1704028123
1704028124
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使得我们不可能依靠”自然的调节系统”。如果听任其自身的调节，也许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实现迅速的”康复”。但是这样做，或许还没等到它即将可能实现经济康复的那一天，我们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因为社会性方面的动荡和问题暴露而早已崩溃了。
1704028125
1704028126
如果你说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政策的放弃，那你就没有说到点子上。“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放弃严格的监管。经济大萧条和失业问题当然不会需要严格的监管，它们需要的恰恰相反，是积极的经济促进措施。
1704028127
1704028128
但是，这与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完全是两回事，它不是简单地放弃”自由放任”政策，而是难度要大得多的政策设计。只有少数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尝试着做这件事，而能成功地设计并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政府更是凤毛麟角。
1704028129
1704028130
首先，经济层面上的积极促进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需要非常可靠与完整的信息、非凡的政策决策能力与经验以及同样非凡的行政管理技能。这就要求政府官员能集经济学家、政治家、训练有素的管理者的最优品质于一身，同时还要以自身的正直与诚实统领这些优秀品质。这样的完人去哪儿找呢？更何况，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两个这样的完人，而是要求大部分政府官员都能如此！
1704028131
1704028132
其次，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还要依赖于充分掌握信息的公民（我们不要求是聪慧的），以及一个完全不受公众意见及舆论影响的独裁体制。要想制止或克服经济萧条，就必须制止消费的突然增长。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能确保它的选民能避免圣诞节的激增消费。即使是纳粹德国，它们完全不受选民左右，在面对公众舆论与压力的情况下，它们也从未有效地实施过反通胀的政策措施。
1704028133
1704028134
最后，应对经济萧条的积极经济政策更意味着政府应采购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商品是相对消费商品而言的。一般地能形成固定资产的商品都可以称为资本商品，而即时消费即消失的商品则是消费商品。前者的例子如屋宇、交通工具、机器、武器装备等；后者的例子如粮食、易耗品、假期旅游等。——译者注）。然而，迄今为止，除了军火订单外，还没有一个政府对其他资本商品下过大订单。
1704028135
1704028136
应对经济萧条的有效政策要求政府在经济领域采用全新的概念，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集权主义的，而是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观念。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拒绝承担制定与实施这项政策的责任。然而，这种责任对政府的要求又远远地超过已有的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因此，它要求的是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观念。
1704028137
1704028138
新利维坦（名著《利维坦》（Leviathan）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代表作。中译本由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海兽，力大无穷。霍布斯以此来命名，意在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该书为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利维坦》体系完备，论证严密，可以同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遥相匹比。该书是为资产阶级登台论证的一部力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译者注（根据史彤彪的论述附注））
1704028139
1704028140
个人可能会被剥夺运用生产工具的机会，同时，他又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生产。这些情况还会导致权力的集中，使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得多。
1704028141
1704028142
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掌握于政府手中。由于个人的生存依赖于对生产工具的获取，这就使得一个政权有可能完全控制个人，也就使得极权体制变成可能。如果个人能否进入一个生产组织的控制权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手中，这种控制权就可能被利用，成为对个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十分有力的，即便不掌握着个人的命运，也掌握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和政治地位。只有在人们敬畏于未知的黑暗力量的原始部落里，我们才会发现同样程度的彻底、完全的控制。工业化革命能增强政府实施完全控制的能力，而在这之前，政府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操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和隐私。
1704028143
1704028144
公民的社会生存完全依赖于他是否能进入到一个生产组织中，这一点又使独裁专制体制有了一种新的魅力。当自由导致社会无法克服长期失业的风险时，自由就会变得不堪忍受，这时，独裁专制就会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必须要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长期失业问题的威胁。同时，它又需要是一个有限的、柔和的政府，这样才不至于威胁到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隐私。
1704028145
1704028146
在人类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独裁专制政权、警察国家和暴政。但是，除了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魔力、禁忌和礼仪控制着人的全部生存，我们尚未看到完全意义上的极权体制——也就是这样的体制，个人本身及其所有的活动完全依附于国家。专制与极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极权的”集总性”体现为它完全彻底地否定个人。在一种个人可以完全依赖自身而实现生产的文化中，也就是个人可以完全依赖自己而实现社会意义上的生存的文化中，完全意义上的集权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任何独裁专制统治，无论是多么残酷暴戾和专横独断，如果它不能使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听命于它的命令，那么它的专制总是有限度的。
1704028147
1704028148
除此之外，只要个人依赖于自身就能实现生产，他就可以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独裁专制和暴政。将”革命暴动权利”视为捍卫自由的最终的和最根本的手段，是传统政治学的真知灼见。然而，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社会里，公民完全没有可能去反抗掌握着生产工具的政府。面对轰炸机和坦克，“革命暴动权利”只能变成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概念。即使是”全体罢工”这样的法宝，在极权者的专制统治面前也会变得同样苍白无力。公民们能做的事只有表面上尽量顺从，而在自己的心灵里留出一片空地，来抚慰自己的灵魂。一个极权政府即使不能控制人们的心灵，它却能控制公民的所有活动。可是，如果一种信念永远也不能付诸实施，它又能维持多久呢？
1704028149
1704028150
过去，通过法律的条文和限制就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如果政府违宪，人民就会采取最后的措施，用武装将之推翻。然而，在工业社会里，政府绝对地、完全地掌握着权力，因此人们不可能采用类似的手段。世界上最完善、权力制衡的设计最完美的宪法，也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篡权，更不用说阻止他篡权后的所作所为。希特勒当时不可能遭到反抗，因为他掌握着获取生产工具的权力，这使得他的政权是完全集权的，也使他的政权有能力掌握所有的社会活动，从而缔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工业社会。
1704028151
1704028152
合理的工业社会必须要分散独裁者手中的权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也就是权力的过度分散而使之堕入无政府主义社会，就像15世纪那样，到处是没有主教、盗贼横行的小公国和自治城市。那样的后果同样是人类难以承担的。相反，合理的工业社会必须要有合理的权力集中和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施应对经济萧条的有效措施。
1704028153
1704028154
除非工业社会能分散生产工具获取的予夺权力，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它就会永远处在向极权社会演变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权力过分分散使之失去了采取行动的能力，那么它又不能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1704028155
1704028156
在西方，由于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而导致的问题尤为棘手，至少，它们是我们最能直接感知的问题。然而，工业化革命的真正的革命性影响却体现在北大西洋区域组成的旧的工业化地区之外的地域，具体地表现为它动摇了组成一切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组织。
1704028157
1704028158
过去所有的社会，从最原始的形态到最发达的形态，都是建筑在人类的生理性社会单元、心理性社会单元、生产性社会单元三者合为一体的基础上的。换言之，在过去，如果人类社会的这三类基本构成单元是相互分离的，则构成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家庭，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尽管它的起源是出于人类生存繁衍的生理性需求，但是它已演变成人类情感联系的载体，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丈夫和妻子的结合无一例外地是人类繁衍生存所必需的生理性的、心理性的和社会性的伴侣关系。同样，除了极少数个别例外，孩子不仅被视为心理性社会单元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样也被视为社会性单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度过了他们的婴孩时期，孩子们就会被作为正式成员而纳入到生产性社会单元之中，就像他们在出生时，作为一个成员纳入到情感和家族的体系中一样。
1704028159
1704028160
在原始社会，妻子负责挖掘根块食物、采集野果、捕捉小型猎物；而丈夫则要外出狩猎；孩子们则守着母亲，帮她做一些小事，直到男孩长大后随父亲一同外出狩猎。在畜牧业社会里，妇女主要负责照看田园、驯养小型动物、纺纱织布以及为丈夫及牧羊犬准备一日三餐；而丈夫的任务则是外出放牧；孩子们则在家里帮助母亲纺纱织布，直到长大之后随父亲出去放牧。在农业社会里，生理性社会基本单元、心理性社会基本单元及生产性社会基本单元合而为一的程度更是空前的，这也可能是家庭型农业社会中，家庭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一旦反抗也特别有力的主要原因。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工匠和手工业者要依靠他们的妻子照看店铺、操持家务、照顾熟练工人和学徒们的生活，同时还要负责接待顾客。而孩子们则是家庭这个社会单元的年幼成员，像学徒一样参与到家庭生活和工作之中，即便不是这样，至少也是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
1704028161
1704028162
在工业化社会中，这种生理性、心理性社会单元与生产性单元的重叠将不复存在。工业化使得家庭脱离出社会。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不再合而为一了：父亲每天要到离家数里之外的工厂或办公室上班。妻子和孩子不再是生产性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也许可能会有自己的工作，也会各自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去上班。但是，即使他们一家都在同一家工厂或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们也不再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生产活动了。
1704028163
1704028164
19世纪英国纺织工业普遍存在的童工问题，通常总是被人们视为工业化导致的结果。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被雇用来捻纱或纺纱，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并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完全不能做的事，包括一些相对富裕家庭的小孩，到这个年龄也是可以做这些事的。童工问题令人憎恶、不道德的方面不在于让孩子们所做的工作，而是在工作的性质，它是工业化的工作。当纺织工作从一个纺织匠的家庭转移到大工厂，尽管工作是同样的工作，但它们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了。尽管在工厂里，孩子们也许同他们的母亲并肩工作，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参与工作了。他们只是在空间上和母亲并肩工作，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单元整体里的一部分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工作，就像在前工业社会的家庭里那样（原文是They worked next to, but not with,their mothers. 英语的介词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而在中文中却没有相应的对照。因此，要译出这句话的含义，只能敷衍成文。——译者注）。即使他们的母亲就在他们身旁工作，他们也不是作为一个家庭单元进行生产活动。此时，他们不再是以小孩的身份参与工作，而是正常的发育成长被生硬地裁断了的小大人。
1704028165
1704028166
尽管是基于不合理的论证，我们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童工问题的反应却是正确的。无论是像工厂委员会所错误地相信的那样，认为雇用童工是一种创新之举；还是认为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劳动形式转移到工厂中是邪恶的、残忍的和不道德的，所有这些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已达成共识，认为工业体系中雇用童工是一种心灵的摧残和邪恶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被制止。但是，这并不能彻底解决工业社会里的儿童问题。
1704028167
1704028168
在任何一个传统社会里，未成年人眼中的母亲是力量、成就感和社会权力的象征。然而，在工业社会中，即使能找到比打桥牌更好的消磨时光的方式，未成年人的母亲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问题。对社会来说，她们也是一个问题。在前工业社会里，“妇女平等”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男人们似乎掌握着法律意义及宗族意义上的权力，但除了一小撮不用劳动即可生存的统治阶层之外，女人实际上掌握着社会性权力。在经济上，丈夫和妻子则是完全平等的，因为生产是一种共同努力。然而，在工业化社会里，妻子或母亲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也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了。
1704028169
[
上一页 ]
[ :1.704028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