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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人为了妻子及不能自立的孩子的生活而外出工作。男人的外出工作打破了家庭单元原来的三位一体，使之失去了生产性社会单元的功能，从而导致了妇女问题的出现。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工人风雨一肩挑，苦苦地忍受着煎熬，为了摆脱困境宁愿做出任何牺牲。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工业社会里，只有当家庭与生产相分离，家庭才能得以维系。如果妻子不得不外出工作，这对男人来说是一种耻辱，这种思想在工人阶层中十分流行，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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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家庭作为一个生理性、尤其是情感性社会基本单元，仍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基础。由于家庭与社会的分离，使得它在情感方面的特征更为突出，以至于人们对母性、孩子及家庭关系的赞美无以复加。然而，这反倒暴露出日益紧张的家庭问题，尤其是，一方面人们对家庭情感价值赞美有加，另一方面离婚率却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家庭分崩离析。如今，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孩子不再是一种经济资产，而是一种经济负担。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的过程，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家庭情感又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情感的变故只不过是一件令人头痛的小麻烦；但在工业社会里，它却可能会变成严重的危机，导致”心理失调““精神失常““心理综合症”等问题，对个人和家庭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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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前工业发展阶段的非西方社会，对这种冲击传统家庭的力量毫无招架之功。他们的文化在这种冲击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就像感染了一场瘟疫。即使是在西方，家庭的削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家庭与社会的分离同样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是这种分离，使得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变得令人恐惧、如虚幻泡影、令人压抑，就像是高楼林立的荒原。这与贫穷无关——实际上，底特律工薪阶层整洁的五居室之外停靠着崭新的轿车，冰箱、洗衣机也司空见惯。然而，所有这些只能给荒原城市平添了更多的苍白。居处和家庭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才是城市给人以诡异、暂时栖居地感觉的原因，也是现代工业城市表面看上去文明，暗地里却涌动着暴力和违法行为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与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整洁、漂亮、井然有序、富有节奏，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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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规模生产技术推动的工业革命仍会一往无前地扩张。在它的背后，蕴藏着两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劲的力量：人们对高标准生活的渴求和国家防卫的需求，也就是国家对更高的作战能力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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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分子抨击工业化罪恶的说教、所谓智者对物质主义危害的警告，所有这些在印度、南美或苏联中部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地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这些说教即使不是纯粹的谎言，也是一种谬论，它只是一小撮特权分子玩的把戏，试图用它来掩盖他们企图永久维持统治的妄想。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那些处在前工业阶段的赤贫国家（每个国家在前工业社会都会处于这种赤贫之中）的人民来说，都像无法抵抗的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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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工业化是一个快速的、无痛苦的过程。它也并不意味着贫穷的消除。即使在美国，经济最繁荣鼎盛的时期，仍然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尽管它们主要分布在非工业地域。同样，这也不意味着其他所有国家都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因为美国享有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密度低、原材料供给充足等独特优势。当然，没有一个国家，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同时享受着最高标准的生活和最高标准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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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工业化本身不会带来人类经济的新纪元。但是，它可望带来生产效率和生活标准的大幅度提高。这个幅度要远远高于自游牧时代到农业定居时代任何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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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战能力提高的渴求同样强有力地刺激了大规模生产式的工业化进程。大部分国家更大更强的武装工业化常以牺牲人民享受更高标准的生活为代价。在全能武器时代，除非我们能减少战争及战备对武器的需求，否则大规模生产革命带来的可能只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当然，军需的膨胀倒不会减缓工业化的进程。相反，一个国家越贫穷，越缺乏国防力量，它反而越有压力去建设国防工业，以抵御外来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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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危机将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关于”西方危机”，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我认为”东方危机”将会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它将危及社会与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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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如何建设运转良好、充满自由的工业社会的新制度，是西方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尤其是美国，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因为美国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的财富和生产效率使它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其他的国家可能正为贫穷或社会关系紧张所困扰，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问题。美国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处于更为关键、敏感的位置，毕竟它的工业体系是最发达的。事实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也许是十年，或者是1/4个世纪，当然不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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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作为大规模生产革命的发祥地和重要推动者，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的领袖地位仅局限在技术领域，还未能构造出与这种技术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大规模生产技术对所有处于前工业阶段的文化和社会秩序而言，犹如一种无法抗拒的腐蚀剂，因此世界需要一种工业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典范。如果没有这样的典范供模仿和学习，那么大规模生产革命可能只会带来持续数十年的世界大战、混乱、绝望和毁灭。如果这个典范不是由西方树立的，如果它不是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的典范，那么它就会沦为奴隶工业社会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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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处于树立工业社会典范的最佳位置，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世界的技术是由”底特律制造”的。美国的领袖地位不像30年前那样广为接受，那时，世界相信亨利·福特找到了答案，“福特主义”在印度、德国或列宁的俄国都成为具有同等号召力的口号，这也是事实。这种幼稚的信念，即如亨利·福特自己的信念：“机器，新的救世主”，很快就被大萧条击碎了，最终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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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美国在技术上的领袖地位以及它无与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因为美国仍是西方世界的理想标本，因此，只要我们能付诸行动，领导者的位置仍可能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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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美国不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模范，如果我们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高度自由的工业社会，我们所拥有的技术领先地位只会给世界和我们自己带来灾难。这将会使世界接受一种本来无法接受的制度与信仰，这种制度与信仰仇视植根于美国传统的信仰和制度以及一切西方传统。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就不能维系自己的制度，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独立。届时，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无论外交多么成功，无论马歇尔计划多么成功，都无法阻止这种大趋势。这些措施在那时尽管也是必要的、有益的，但那只是苟延残喘，最终不会起到什么效果。除非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能得到认同，这些措施的作用才会彰显。而美国要获得世界领袖地位，只有通过创建”自由的工业社会”的典范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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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章 新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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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繁荣的时期，亨利·福特正式宣布大规模生产新纪元的到来，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代表了他的思想：《机器，新的救世主》（Machinery,the New Messiah）。列宁同样将技术视为”福特主义”的关键组成。列宁是20世纪初期福特的最大的崇拜者之一，他提出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电气化”，完全表明了他对这个新原则，也是他急需采用的新原理，持有一种彻底的技术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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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探索时期的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早已随风飘逝了，1929年的经济崩溃标志着它的寿终正寝。即使是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自1929年以后他们一直占着上风，也是以一种机械的原则看待大规模生产的本质。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冒险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认为，技术是罪魁祸首。这本书出版于经济大萧条的最低谷时期，表达了对先前雄心壮志的失望。同样，在卡雷尔·恰皮克（捷克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的《罗索姆的万能机器人》（R.U.R.）的科幻戏剧中，技术也是罪魁祸首，这个戏剧还发明了”机器人”（robot）一词。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Our Times）中，技术也被描写成人类社会的敌人。无论亨利·福特的《机器，新的救世主》和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在看待技术对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是多么地迥乎不同，其实它们的本质都是相近的，它们都是以技术的视角看待新的工业化革命。将工业革命的原则视为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机器或一种新的使用机器的方法，一种新的组织非生命的、物质性力量的方法。人们过去讨论得最多的关键议题就是：“人服从于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