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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仅是因为工人们对自己工作岗位的担忧才导致了他们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对，这一现象的产生还源于工人们对于他周围人的工作、对他所在社区的将来以及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社会性、经济和声望体系的担忧。群体生活习惯和群体秩序的习惯与价值标准，以及任何社会赖以形成凝聚力的习惯和价值标准，都会动员工人们反对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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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技术进步的抵触情绪也不全是因担心经济不安全所致。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里的工人们，他们所怀有的心理不安全感、对新技术的恐惧、对新技术的无法正确理解以及对已经熟知的技术的变革的担忧，都是导致工人们抵制技术进步的强有力因素。但是，导致工人们对技术革新的反感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和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像技术变革给企业带来技术淘汰风险一样，生产率提高也会给工人强加类似的风险。企业只要在现有的产出基础上分拨出一部分风险准备，并且保持它在技术变革中的领导地位，就能有效地防范这种风险。但是，工人们自己却无法免受这种风险的威胁。一般而言，他们不可能自留储备甚至难以评估风险。效率或者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人而言毫无益处。比如，某工人可能是全国最好的轧钢手，但是，一旦轧钢过程由人工变为自动化，或者这位轧钢能手所在社区的轧钢厂迁至500英里以外的地方，那么无论这为轧钢手的技术多么高超，想必他都将失去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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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惟一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将技术革新所导致的失业风险视为企业的真实风险，然后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而形成的节约中，或直接从现有产出中提取一部分来抵御这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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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似乎是在支持许多行业所采取的给工人发放解雇补贴的做法。但是解雇补贴通常都太少了，根本无法完全补偿工人所需。同时，这一方式的推广也会给企业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首先，这一方法所强调的重点就不正确。它不但给企业增加的生产率带来了处罚，而且也并没有消除工人们对提高生产率的恐惧心理。克服工人们反对提高生产率情绪的一项可行计划应该是，通过创新、与工人的紧密合作、工人的再培训以及相关部署的精心规划，尽量减少因为技术革新而导致的工人解雇。发放解雇补贴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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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公司现任总裁菲利普·默瑞（Philip Murray）（菲利普·默瑞，《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出版物，第3号（匹兹堡，1940）。——原注）提出了实施上述计划的一种方法。他的方法是”通过公司正规的劳动力流动程序，重新接纳因技术变革而被解雇掉的工人”。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应该提前6个月告知工人是否将会被解雇，然后按照新职位的要求对他们进行再培训，而且这些工人应该享有公司空缺岗位的优先受聘权。即使他们无法马上受聘，也应该在工资簿上将他们的名字暂时保留，并且在这段时间内专门为他们安排临时性工作。应该尽可能减少解雇补贴的支付，更多地为工人们的等待期提供待岗工资，而不是支付解雇补偿费用。这一计划的资金来源可以每年从技术改进而带来的节约中提取小部分作为”社会成本”资金。“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目的当然不是支付解雇补贴，解雇工人，而是要促进各个行业通过精心规划，既引进技术，又将工人留在企业中。这样，这些行业就无需支付解雇补贴，工人们也不存在被解雇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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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面这一方法并不是万金油。我并不完全同意默瑞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当整个行业都发生大规模技术变革时，比如他提到的钢铁行业中的轧钢行业，由手工转变为自动化时，他的方法就无法防范技术性失业。在技术革新中，无论上述方法的实施程度有多好，“社会成本”基金也可能无法规避由于整个行业发生结构性变革而引发的失业风险。技术革新给一些企业的生存带来了威胁，甚至有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即使进行大量的规划和准备工作，也仍然会徒劳无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声电影问世后，又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电影院乐师的失业呢？再举个例子，当各家电影院都必须为一种新的极其昂贵的设备准备资金，否则就将面临破产时，它们又怎么能够为工人们提供足够的解雇津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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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瑞先生的计划也不可能消除工人们对一些技术创新的抵制，比如那些会令他们的手艺毫无用武之地的技术。这种抵制导致了”额外雇工要求”现象的发生，也导致工会的一些极其严格规定的出现，比如对采用新工具或者新方法的严格规定，以及许多给建筑业带来灭顶之灾的法律限制。他的计划完全不适用于有可能导致整个工厂倒闭或者整个社会阶层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改变的技术变革的情况。然而，准确地说，这些情况才是最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默瑞却对这种情况只字不提，着实令人意外，因为从历史上看，整个社会阶层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导致的混乱，是钢铁工人们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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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默瑞计划的某些细节方面并不现实，但这一计划缩小了它的目标，也还是有可取之处。当电话接线由人工转变为自动时，电话局里的接线员几乎全部失业，贝尔电话公司就成功地运用了一项与默瑞计划相似的计划。需注意的是，贝尔计划的成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电话接线员的流动率通常就比较高。但是，它确实表明了，这是应对日常技术改进和变化的一种可行方法。与技术上根本性的但又是稀有的变化相比，工人们对技术上日常的、频繁的小变化要更为恐惧一些。而且，由于默瑞的计划让工人们有一定的时间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技术，工人们对变革存在的心理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对公司来说，工人们对这些小的技术变革的抵制也是最主要的问题。重大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人除了砸毁机器没有其他的反抗办法，但是对日常的、技术上的小的改进，工人们则能够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暗中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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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工人们对生产率提高的抵制与工资冲突很类似，其根源是工资作为当期成本与工资作为收入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力作为商品与劳动力作为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对这两种情况的解决方法是，将工资既视为当期成本又视为未来成本，类似地，将劳动力视为企业对主要生产资源的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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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9章 工人对盈利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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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对盈利性的抵制就是对所有工业经济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的抵制。因此，在所有工业国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工人们对盈利性的抵制要比他们在工资和技术革新方面对企业的反对来得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一些。而且，这一问题绝不仅限于工人中间，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它是工业社会为了生存必须解决的核心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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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流行将工人们的这种抵制行为归咎于对企业真实情况的无知，而且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观察家们经过反复的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美国工人们都坚信，他们企业的利润至少占到销售额的25%，而事实上在业绩良好的年份这一比例也仅为5%。更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工人（当然也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深信，企业的利润是工资总量的好几倍，而实际上利润占到工资总量的1/10的情况都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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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委员会下属的一家工厂最近发生的工资纠纷，反映了工人们对企业巨额利润的深信不疑。工人们拒绝相信，原子能委员会授权经营这家工厂的公司只是收取固定佣金而已，所以工厂的利润和工人们的工资都与这家公司毫无关系。普遍的看法是，企业显然会从大萧条中获利，因为萧条时期确实是企业获利最大的时期。这种看法自然是由工资和利润之间必然冲突这一”公理”所致，因此，工资趋于最低时企业的利润最大。于是，萧条时期工人的工资最低，企业的利润也就最大。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企业经常在大萧条中破产或关门倒闭。工人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些现象，但却对此视而不见，可见工资与利润必然冲突这一公理多么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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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企业实际状况知之甚少，这毫无疑问会引发他们对企业盈利的抵制。企业经常会被指责对经营活动过分保密，而且也不会轻易给工人和公众提供可靠信息，这一点在过去尤甚。另一个导致工人们不了解企业情况的同等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对大多数外行来说，要看明白复杂的会计程序、资产负债表或财务报告中的数字和术语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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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数字太大了，它们并不能给工人们传达任何信息。200万美元，2000万美元，2亿美元，2000亿美元，这些金额对每周预算只有50美元的工人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些数额他们从未经过手，也完全无法想像，在他们的眼中，这些钱的意思仅仅都是”无穷大”的一笔钱罢了。到底2000万美元的利润仅仅只是意味着每一美元销售额所得的几美分利润，还是每一美元工资所得的几美分利润，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认为，无论除以多少，无穷大照样还是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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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人们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对一家投资4000万美元的电力公司来说，他们认为该公司获得多大的利润才是”合理的”。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8%10%“是合适的。后来，当同样的一批人在访谈中被问到，上述公司获得的200万美元实际利润，在他们看来，是偏低、偏高、还是正好合适时，更多的人（包括所有那些之前认为8%10%的利润率是”合理回报”的人）都认为200万的利润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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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企业实情缺乏了解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而且有时候工人并不是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他们只是不愿意听取也不愿意相信事实的真相。因为这些事实基本上都与他们的经验相违背，因此他们根本不愿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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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和美国公众之所以认为10%的回报率是公平合理的，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数字简直低得令人可笑，而不是因为他们将利润视为，一个经济体从自身利益及成员利益出发所必须获得的。这最能反映美国工人的心态，他们能够容忍而且也只能容忍最低的利润水平。他们深信，美国经济目前所依赖的利润率水平必须大幅下降，这样才能达到甚至只是接近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低利润率。他们的这些想法表明，他们显然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利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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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工人与欧洲工人相比，对利润的抵制已经不算强烈了，后者已经将利润视为诅咒和邪恶的象征。但从根本上来说，两者的区别只是程度而不是本质的差异。美国工人与欧洲工人不同，他们还没有将他们对利润的态度加以总结和升华，但是两者所采取的方法几乎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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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的管理层目前正试图告诉工人和社会公众，企业的实际利润有多低，并且这一数额在整个经济规划中所占的份额有多小，但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只是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企业过分强调利润很低，只会让人们觉得，既然如此，利润就应该完全可以降为零。长远地看，这对企业的利益来说可能还不如工人们对过高利润的误解来得好，因为至少工人们认为利润是重要的、必要的。他们惟一的错误只是认为因为利润重要，所以肯定很大。而这也确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易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