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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无论利润流向哪里，无论谁拥有这种法人资格，无论管理层是如何选举产生的，也无论管理者对谁负责，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样的。对工人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J.P.摩根个人拥有并为他的个人利益所经营的企业的管理层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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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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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开明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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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前盛行的新的家长制模式，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家长制所提出的口号是”管理层最能够将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这就表明只要管理层尝试去做，就能成为正当的治理机构。它还将一个君主制国家的传统概念——18世纪开明的专制制度——应用于企业的行政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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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开明的专制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是否很合适。笔者关注的只是，在家长制下，企业管理层是否能成为正当的治理机构这个问题。管理层绝不可能靠空洞的口号生存下来。要他们像关心自身利益和目标一样去关注工人们的福利，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管理层仍然必须将企业对社会所负的经济责任以及企业作为生产者的生存问题置于其他任何问题之上，当然其中也包括工人的利益。企业管理层最多只是在形势很好时才会将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企业遇到困难，管理层必然改变策略。无论管理层如何信奉家长制口号，他们也都必然会给工人留下伪善、狡诈的印象，工人们仍然会认为他们代表的始终是”老板”，是管制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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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仅仅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因为它已经被一种与现代工业家长制统治完全可比的试验形式，即现代殖民主义家长制所证实。19世纪以前，殖民地与殖民国之间仅仅只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只是作为本国原材料和贸易的来源，一切都要以殖民国的利益为优先。直到麦考利的《印第安教育法》，1836年的《英国北美法案》的颁布，新加坡的拉弗尔斯执政以及印第安1859年的政变之后，殖民地的角色才得以转变。以前的殖民体系从属于殖民国的经济利益，殖民地政府就是对人们实行统治的政治机构。正是这一观念，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苛捐杂税，导致了美国殖民地的居民群起反抗，也正是这一观念受到了沃伦·黑斯廷斯的强烈指责，并在辉格党全盘否定殖民主义时受到了猛烈抨击。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正是，殖民地政府以前是统治人民的治理机构，但是现在它必须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即正当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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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大肆扩张，与此同时，新的殖民主义制度接受了18世纪的前任们拒绝担当的政治责任。但是在试图建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时，他们却丢弃了应该为殖民国谋取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义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下，他们最终转向了开明的专制制度，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考虑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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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迪斯雷利提出，基普林所倡导的”白人的负担”的殖民主义制度，并不是虚假的制度。它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并且它所承担的责任要比今天我们所能想见的责任要多得多。但是，它与旧的殖民主义制度一样很快地完蛋了。这种矛盾显然不是仅凭良好意愿、对殖民国及家长制的关注就能解决的。无论新殖民主义的领导者所取得的成绩有多大，他们也无法得到一样很关键的东西，那就是被殖民地的人民接受并视为正当的政府。他们为改善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所作的努力越多，他们所受的抵制就越大。事实上，正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造成了这种对立，这使得殖民地的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殖民政府的理想与它们在殖民国的经济利益上所担负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这种冲突也使得殖民地人民对名为对殖民地负责、实则听命于本国政府的殖民地政府丧失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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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开明的家长制度在工业企业中也会经历同样的失败，并且很有可能丢弃它原本要遵循的原则，即现代”人际关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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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人际关系准则是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并不是绝对能够弥补企业政治特性中出现的裂缝，但是它在工业社会生活中，以及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企业方面，都是一种诊断工具。灵活地运用这一工具并使其被管理层和工人们所接受，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工业社区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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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1章 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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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一个满足工业企业政治双重性要求的组织，就是工会组织。无论采取何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安排，管理层对企业实施管制职能的事实都是不可避免、难以转变的。同时，这种治理职能绝不会将其治理对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正当”的。因此，企业的管理层结构是造成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必然分歧的基本原因。能够使得企业的治理机构变得合理的惟一方法，就是形成一股能够代表工人反对管理层的对抗力量，同时这股力量又是企业治理机构中的一部分。而工会正是能够给企业施加这种最基本的政治压力的机构。它主要就是一个政治机构，即使表面上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但真正的争斗也是有关权力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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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否定了一种传统观念，即将工会视为实施经济压力的团体。这种观点对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在希特勒时期德国的非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白领工人工会就很赞同这种观点。然而，即使在十几年前，这种观点仍是美国的主流观点。马克·汉纳基于这一观点让工人组成了共和党，随后萨缪尔·戈姆博斯继承了他的观点建立了美国劳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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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支持这一立场的当属约翰L.刘易斯（约翰L.刘易斯（1880-1969），美国劳工领袖，曾出任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和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译者注）。事实上，作为美国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在过去的25年里，他的所作所为仅仅说明了，他认为工会是实施经济压力的团体，以强调工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工会应对工会成员的经济利益负责，并不具有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责。美国总统当时取缔了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因其威胁到战争时期的煤矿产量，当约翰L.刘易斯被问及此事时，说道（可能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美国总统拿国家俸禄是为国民谋福利的，而我的责任就是关心煤矿工人的经济利益”。但是，即便这句话是记者的杜撰，也至少反映了约翰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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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的内涵要比当今许多批评家所持的观点丰富多了。但是，它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还因为它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工会活动的每个领域毫无疑问都是管理领域，无论它涉及的是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任务规定、任务分配、雇用和解雇政策、监管权还是资历规定。即使工会不涉足上述领域，而将所有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现金收入问题上，它也必须为了工人们对稳定工资及稳定就业的需要而关注企业的盈利性和生产率。因此，这就不再是一个瓜分经济利益的斗争，而是一个关于如何治理企业的基本原则的斗争了。所有的工会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参与管理层的决策，另一方面又需要反对它。工会组织必须首先拥有罢工权。但是即使罢工最初的争端是关于经济的，实际争端却一般都不是关于经济的。罢工本身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武器，经典的政治理论将其视为”造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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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会通常都是企业治理机构中的一部分。不管工会是否承认这一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行使、控制或者否决重要治理职能的治理机构。工会可能会认为有必要否认这一点，戈姆博斯和约翰L.刘易斯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于任何企业管理层而言，否认工会就是反对”管理层的特权”的观点是鼠目寸光的。工会关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与管理层的某些特权相关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管理层的这种”特权”,才导致了工会组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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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企业管理层不可能成为合理的治理机构,才导致工会获得了一定职权，这种观点把工会作为了企业结构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今天美国管理层普遍流行的观点不同，美国管理层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过去”不开明的”管理层所犯的各种过失才导致了工会的产生。甚至连教皇似乎也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最近（1949年9月）谈到，只有当”资本主义”发生根本变革时，才不需要工会组织。这一观点否认了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它的直接结论就是接受开明的工业专制。它的支持者从这一观点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管理得当的工业体系中，工会组织可能毫无作为，而且它会悄然而退，并将所有的控制权转交给明智而仁慈的企业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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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以往企业管理层的理念、政策、行为和过失，可能是形成特定国家工会组织、特定行业工会组织的某些特性的重要原因。工会是针对企业管理层的一种对抗力量和反对势力。过去企业管理层的特征造就了今天工会领导人的个性，而且几乎各大行业和每个国家都形成了特定的管理风格。过去的美国矿工行业领导人鼓吹”劳动者的利益和权利不受工人中的鼓吹家，而受基督教徒的保护和关注，因为他们相信的上帝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而且掌握了美国的财产权”（当时是1902年，政府和公众舆论一致要求结束这场为期四个月的煤矿工人罢工。——原注）。今天美国煤矿工人的领导人约翰L.刘易斯的个性、哲学、谋略和口才,与他的前辈们的个性、哲学、谋略乃至口才都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而沃尔特·鲁瑟要不是带有早期美国汽车行业管理层的传统，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工人们视为铁路行业工会的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要不是参加过英国劳工运动，也不可能是今天的欧内斯特·贝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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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重要领域中，管理层的失误确实会导致工会的产生。这个领域就是行业中层阶级与中低层管理者之间”界限模糊的区域”。一方面，上述团体与普通员工一样，都是企业的雇员，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又具有管理的职能。他们既可以将自己归为反对企业治理的普通员工，又可以将自己视为企业的治理人员。到底选择哪一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管理人员的意愿，他们是否愿意将其划入管理层，并让他们真正行使管理职能，而不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它还取决于管理层是否有能力与代表着普通工人的工会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如果工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总停留在一种明枪暗斗的战争状态，那么，基层管理人员为了自保，甚至会被迫加入工会组织，中层管理人员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没有工会的保护，他们不可能在双方交锋的前线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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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体来说，“工会是因管理层的过失而产生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然而，尽管诸如经济条件、劳动力供给和政府政策等其他因素对工会的形成可能更为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管理层的政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管理层的政策和特征对任何工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风格都有很实际的影响。但是工会产生的根源、驱动力、目标和作用，并不受管理层政策的影响，而是基于一种管理层完全不具有控制权的因素——管理层本身的存在及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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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