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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定义和职能来看，工会是一种反对势力。它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工人们反对企业的目标。要消除工会的反对性质，就必须同时剥夺它的一切职能。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反对性质，工会将难以维持工会会员对它的忠诚。对一名工会领导人地位的最大威胁就是指责他”被老板收买了”，成了”管理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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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工会这股反对势力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企业的治理机构。一旦工会或工会领导接管企业管理层，他们就必然和管理层沆瀣一气，并且像”老板”那样行事。工会会员将不再忠于他们，并且马上会有反对他们的工会运动揭竿而起。这就是今天英国工会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因为他们同时还参与了国有企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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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是一种政治机构，它的目标在于权力而不是经济产出、收入或者利润。由于工会是一个政治机构，它的生存与否也取决于其政治表现而非经济表现，而且必须能够维持员工对它的忠诚。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取决于领导者维持会员忠诚的能力，而不是经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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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作用对企业管理层来说是负面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它的凝聚力建立在最后一招”罢工权”上。罢工阻碍了企业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但是，工会通过罢工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而且只有企业才具有生产的能力，工会组织并没有。但是罢工可能会搞垮企业，这就是”护民官”的否决权。工会即使无法组织生产，至少也能够阻止任何其他人进行生产。其中，罢工是反对企业治理权力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也是工会所能获得的惟一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工会组织如果丧失了”罢工权”，就无法表示它对企业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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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武器，还是工会团结的象征，它表明工人们为了共同目标而精诚合作。正如古老的工会谚语所说：“没有一次罢工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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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法国人佐治亚·索莱尔在布道中，对矿工大罢工的”神奇性”，对其神圣性甚至是魔性极为推崇，但是事实已经证实这一切仅仅只是错觉而已。只要不存在有效的政府，大罢工就能获胜。大罢工的威胁就在于它能够煽动巨大的公众舆论，在这种舆论下，即使是胆小无序的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有力有效的行动。但是索莱尔有一点是正确的，他强调罢工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是工会本质的力量和象征。总而言之，任何工会组织的力量和凝聚力都建立在这种本质上，而不是建立在选票或者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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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会是一种”反对”的力量，是一种绝对不可能成为管理层的反对力量，因此工会不可能具有安全感。无论它看似多么强大、安全并且受欢迎，只有管理层才是永远安全的主导者，才是积极的、起领导作用的因素。工会即使没有处于失败的险境，也始终处于一种防御状态。对工会领导人来说，承认这一点无疑意味着对工会的背叛。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因此，工会必须不断壮大，或者至少一直宣称自己在壮大。而这一点恰恰表明，工会内部是不安全、不稳定的，这种不安全感既表现在外在的有形方面，又表现在内在的心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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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不安全感并不仅仅只是心理上的。职能范围限制在一家工厂或企业中的工会，不可能有足够的安全感，它永远处于成为”公司的工会”的危险之中。在任何单个的企业中，管理层都永远处于主导地位。范围局限在某一家企业内的工会组织，必须时刻关注所在企业的利益和发展，因此，他们在代表工人反对企业时必然会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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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会组织必须要求企业的员工对其效忠，并且要求他们将自己视为权力机构和领导者。它甚至要求一种绝对的忠诚，即不允许工人们将任何其他人视为权力机构和领导人。工会一般会要求只有它的会员才能成为企业的雇员，这种要求一方面反映了工会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工人能够服从罢工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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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会制定的这些”内部法则”中的每一条，都会使得工会与社会的要求、企业的要求以及工人的要求相冲突，实际上，就是与工会自身相冲突。这里的每条法则最后只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只有通过压制，或者至少通过束缚和限制，才能够使工会变得富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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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2章 工会需求与共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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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会组织是软弱的或者举步维艰的，它就会作为一种单纯而简单的机构而生存下来。但是一旦工会制度被人们接受并且变得强势起来，它就必须为企业的成败、盈利能力和生产率水平，以及整个经济的稳定、盈利和效率承担责任。这样，它就不能一味地坚持”反对者的精神”，而是应该成为拥有忠诚的拥护者的”反对力量”。但是，除非工会有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接管管理权，否则它能够成为拥有忠诚的拥护者的”反对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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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工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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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矛盾来自于工人们对合理工资政策的要求。只要经济体中的多数部门没有实行工会制度，工会运动就会使得工资只上升不下降，并且还会要求工资结构的刚性化。但是，一旦工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组织而不是个别情况，社会就会对工会提出承担工资政策的一切后果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工会必然会接受这样一种准则，即企业的工资负担必须是浮动的，必须允许上下两个方向的变动。这甚至意味着工会必须把对损失的预防，即维持充足的盈利率，置于所有工会成员对工资的要求之上。社会首先应该要求，在考虑工资负担水平时，经济上是否合理要比工会的政治要求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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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个要求正是最难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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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劳动经济学在讨论问题时都假设，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工资冲突完全是一种经济冲突，企业希望为每一单位产出支付最低的成本，而工会必须使得工人的”劳动收入最大化”。表面上看，双方使用的都是经济术语和语言，他们谈论的是利润与成本、价格与实际工资等，它们的争论也都是由经济理论的语言来描述的，比如生产过剩与消费过剩、资本存量不足与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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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的冲突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争论也是关于经济理论之争，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关注工资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了，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应由经济方面的研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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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学上的理论和争论大多是一些表面文章，至少对于工会问题是这样的。就像掩盖工会成员的真正需求和需要一样，他们也掩盖了工会的真实目的，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如果真的像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会的真正目的是使”工人的工资收入最大化”，那么工会的行为就完全是不合情理、不可理解的（阿瑟M.罗斯在前面提到过的《贸易工会的工资政策》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我们觉得这本书值得每位企业经理一读。但是罗斯在最后一章中所主张的观点，认为仅仅因为目前的工会组织无法在经济上实现合理性，所以就不需要经济上合理的工资政策，这一点似乎并不现实。——原注）。工会的立场主要取决于工会的政治职能而非经济职能。工会的生存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它的经济表现而是建立在成员的忠诚度上，这样它才能够一方面与企业相抗衡，另一方面与其他工会组织竞争。工会的立场必然是”以工会为中心”，而不是以企业为中心，更不是以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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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工会采取对企业和经济都有利的”合理的”工资政策，并不一定与工会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工会成员会逐渐通过工会在萧条时期降低成员失业的表现来评判工会组织的业绩。如果没有经济上合理的工资政策作保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避免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要防止经济萧条的发生就需要对之前的经济繁荣进行调控，在充分就业时要防止工资上涨，因为当人人都有工作并且生产能力充分发挥时，增加的工资就带有通货膨胀的性质。充分就业是一种模式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增加的商品产量不会带来工人任何货币收入的增加，在经济维持均衡时，这一点毫无疑问。并且该均衡被打破时，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只会朝一个方向演变：衰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充分就业确实难以维持，这一点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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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会组织想要在经济繁荣结束时仍然维持其势力，它在繁荣时期就必须承担实施工资政策的一切责任。如果工会并没有接受工资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工资与价格、成本、生产率和利润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联系的原则，那么它必然会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遭受巨大伤害，工会将无力保护它的成员不受损失。而惟一可能的保护，即保证就业和工资计划的可预见性，必须以工资负担的可变性为前提假设。工会同时也无法阻止企业削减工资，而这就会成为工会的劣迹，进而严重影响工会成员的忠诚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美国的劳工运动中就发生了这种局面，当时，工会没有能够在19211922年的大萧条中维持原有的工资率，所以失去了一半甚至更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