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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的工会组织很有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挫败。今天工会的主要成员都是在1933年以后加入的，大的工会组织大多也是在1933年之后形成的。因为美国只是在1938年出现了一次经济衰退并且持续的时间不到一年，所以，美国工会的成员和领导者基本上只知道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绝大多数的美国工会领导者以及人数更多的工会成员，对经济繁荣过后他们将面临的问题从来没做过任何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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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工会拒绝接受一项合理的工资政策，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由政府来决定工资政策。但是，这对工人可能不会带来什么损害，毕竟他们还享有投票权。当然，这对企业的优势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必然会影响工人对工会的忠诚和信赖程度，因此必然会对工会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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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繁荣时期，来自工会内部反对合理工资政策的政治压力是最大的，而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企业又最需要实施合理的工资政策。经济繁荣时，即使是在充分就业下企业仍然缺少劳动力，市场很明显是不饱和的，利润率也极高，这都至少使得管理层在理论上不应该反对工人提出的工资要求。因为经济的繁荣通常伴随着价格的高增长，或者生活和消费标准的急升，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工会成员会不断地给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会发挥优势，至少使得他们工资的增长与价格的增长或者”正常”生活标准的上升相一致。在这一节骨眼儿上要求工会组织承担合理的工资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在工人们对企业承诺过的利益唾手可得时，要求工会倒戈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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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工资率条款对工会行为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高喊着”报仇雪恨”和”揭竿而起”所引发的国际危机一样。这使得工会在考虑工资问题时几乎不可能以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方式去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它使得工会首先考虑自己的”面子”和威信，然后才会考虑它所采取的工资政策。它使得工会不惜一切代价求得胜利，甚至不惜牺牲政治上的凝聚力以及生存的需要。而且，就像侵略性的政府必须不时侵略他国一样，为了维护成员利益，工会也必须不停地宣称，工人的工资率不够充足，而无论工资率是否真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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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企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对于工人忠诚的竞争，使得工会无法在经济上保持理性。接受这种经济上的理性实际上等同于承认了管理层的治理。只要工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受制于双方对工人绝对的、惟一的忠诚的要求，工会就不可能承认，哪怕是私下承认企业管理层的治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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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必然要求工会组织首先考虑共同福利，然后才是工资要求，而不管这是否会使得当时的工资上升或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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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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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这一武器本身（并不只是特指某一次罢工所带来的影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罢工是传统的”革命权”的现代版。人们可能会认为，罢工可以是”非暴力的““和平的”，至少在工人还没有试图跨过警卫线，或在企业管理层没有全部任命非罢工人员管理工厂之前是如此。但是，文明罢工的存在并不会改变其罢工的本质。罢工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对现行的规则具有激烈的破坏作用。社会难道真的会允许其中的某一部分人拥有这种特殊的”革命权”吗？社会难道会冒着经济瘫痪的危险，而允许任何人或者组织来强行实现他们的要求吗（无论这种要求是否合理）？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没有任何社会可能允许这种威胁到公共福利、使得整个工业瘫痪的罢工存在，也没有任何政府会允许这种旨在颠覆其政权的罢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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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罢工权”的存在对工会生存不是必需的，对增加工会的凝聚力也是绝对有利的，所以没有罢工权，工会就难以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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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的一般想法相反，随着工会组织被社会的承认和接受，罢工的重要性并不会由此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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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的所有研究人员都已经注意到，经济争端极少会真正导致罢工的发生。我们不会因为谈判破裂而引起罢工，谈判之所以会破裂是因为罢工的情势所致。在这一方面，工业社会的战争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战争无异。在工会形式最初出现时，罢工在本质上是为了争取工会被社会所承认，罢工的目的只是为了确定工会在某个工厂或者某个区域内的地位。因此，当时的罢工实际上针对的是某个雇主或者某些雇主。即使罢工的同时存在着暴力冲突，也仅仅只是私人之间的斗争，通常仅限于一个企业内部，而不会危及整个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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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会组织已经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之后，罢工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确立工会的凝聚力。罢工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近乎宗教仪式的表演。它上演的是一种工会成员必须经历的情感经历，这种情感经历是在已经确定的、成功的、“规模庞大的”工会的常规活动中难以找到的。实际上，这种无需再为工会被社会的认可而组织的罢工运动，很像那些被极权主义精心安排的、“自发的”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曾经同时作为对外施加影响的宣传工具和增加成员团结、加强忠诚度的方式。工会的要求逐渐成为罢工的借口，而非罢工的真正原因。比如，1946年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工人罢工运动、过去十年每年春天美国都会遭遇的煤矿工人罢工、1946年的铁路工人罢工、1946年肉产品加工业的工人罢工和1947年印刷业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运动中试图解决的每项主要问题其实都可以不以罢工的方式来解决。工会组织罢工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向其成员及社会公众展示工会的能力，是为了解决工会内部的争端和冲突，或是为了打败某个与之竞争的工会组织。罢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暴力冲突自己走向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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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带有”宗教仪式”性质的罢工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早期的工会传统认为，罢工是最后一招、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不应轻易采用。它还规定，绝不能因为小问题就举行罢工。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可能是因为经济的繁荣使得工会和工人似乎不必为罢工承担什么风险，美国工会已逐渐背离了这些原则。当经济状况变差时，传统的工会规则毫无疑问又将盛行起来。但是，经济繁荣的心理并不能完全解释罢工倾向的增加，特别是因微小分歧就采取的罢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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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罢工也逐渐变得难以调停了。甚至可以这样说，工会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为微小分歧就采取罢工行动（比如，工会所要求的小时工资仅仅只比公司支付的小时工资多1美分，却导致了1946年通用汽车公司为期四个月的罢工），这反映了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就大分歧进行罢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承担”调停”罢工的损失，所以他们必须赢得完全的胜利。如果罢工是因为很明显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工会的内部团结，工会与企业之间的妥协就变得十分困难了。从工人们的情感上来看，通过让步、终止罢工而产生的效果似乎不及”轰轰烈烈的失败”，因为后者能够在工会成员中展现一种英雄主义气概，并且永垂不朽。在这种情势下，任何聪明的工会领导都不会挑起”世界大战”，而只会在一些细小问题上做文章了。一名十分保守的美国工会领导人，就曾经将自己的情形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处境相比。他说：“德国将军所犯的错误就是，在1914年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能够妥协让步，否则他们将无法再下大的赌注。谈判换来的和平意味着德军社会和政治力量及立场的终结。但是，大概是在1917年，德军开始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已经无法挽回败局。最终，他们不得不为军国主义的复兴和英雄主义的牺牲而苦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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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罢工的真正目标逐渐对准的是社会而不是雇主了。我的意思并不是，罢工越来越具革命性，也不意味着罢工渐渐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显然，工会组织的地位越牢固、越受外界认可，罢工的革命性就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保守性质。即使是在法国或者意大利那些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这些工会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得力助手，但在阶级战争中却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这点也同样适用。我所指的仅仅只是，工会越来越期望通过给社会而非给某个雇主或某个行业施加压力以赢得胜利。工会的行为逐渐变为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迫使政府站到工会这边、改变公共政策或者抓住消费者。在1949年美国煤矿工人为期两周的罢工运动中，真正的目标是为了阻止煤矿价格的下降。而在之前的1946年，威胁整个钢铁行业的大罢工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迫使政府提高战争期间钢铁的最高价格，进而使得钢铁行业能够将高工资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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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罢工逐渐变为一种全行业范围的行为，而不仅仅只是针对某一个工厂或者某一个公司。地位已确立的、被社会认可的工会，不可避免地会将罢工演变为整个行业或者产业范围内的活动。它甚至都无需进行正式的罢工呼吁，号召工人们反对行业内的所有公司，就能够将罢工扩散到整个行业中。每个行业都有几个关键性的企业，一旦它们倒闭，整个行业就会在几小时或者几天内瘫痪。工会是否需要号召全行业的工人罢工，是否需要关闭那些核心企业，取决于当时工会内部的政治需要，是可以灵活变动的。但是，它们所造成的经济影响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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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范围的罢工与针对某个工厂或者公司的罢工对经济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给企业带来的威胁是，可能会被竞争者占领市场份额，而前者通常并不会给个别企业带来任何压力，全部的压力都留给了社会和政府。这种压力与全行业罢工给社会和经济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对瘫痪一国经济的威胁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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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进行的罢工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明确的目的，而带有宗教仪式性质的罢工就是出于非理性的、模糊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毫无制约的目的。它并不是两个经济利益集团的”私人斗争”，而是”造反权利”的体现，因此是对企业治理权的直接挑战。此外，它也会危及整个经济。实际上，给经济施压即便不是罢工的真正目的，也是罢工所使用的主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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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是否真的能够容忍这种罢工？社会是否能够允许任何组织，无论它的重要程度如何，来威胁整个经济？甚至于，社会是否能够允许任何组织都拥有上述武器，而不管它的忠诚度如何？我们通常认为，私人军队，无论其服务对象是谁，都无法与当权的政府相融合。罢工所使用武器是经济武器，是否因为这一点，罢工问题就与私人军队问题完全不同呢？我们当然不容许企业使用”封闭工厂”这种经济武器，因为它会严重危害整个经济。整个行业范围内的”封闭工厂”很有可能是一项罪恶的阴谋。企业的凝聚力和职权并不是取决于封闭工人的权力，但是工会的凝聚力和职权必然建立在”罢工权”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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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现了一种提案，划分”基础”行业和”非基础”行业，前者不允许发生罢工，后者允许，这是目前惟一的一次试图保护社会、限制工会”罢工权”的尝试。这项提案受到了一些人士的支持，他们支持工会运动、理解工会的结构和职能，而这一点恰恰反映了工会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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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提案却意味着完全禁止罢工运动。禁令使得基础行业的罢工变为非法行为，也使得那些表面上针对某一家企业，实则瘫痪整个行业的罢工行为变得非法。它还使得那些区域性的罢工变为非法活动，因为它们会威胁到整个社区的生活：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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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行业雇用了行业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并且拥有最强大的、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基础”行业罢工禁令会使得工会成为一种边缘机构，并将工会限制在那些大企业很少、不重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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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大的全国性突发事件（比如发生战争）时，明令禁止罢工的事情是可能发生而且是必要的。明令禁止罢工的事情对于警务、消防、医疗等服务行业，即那些非经济性质的基础社区服务，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但是，要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其他情况下推行罢工禁令，就意味着对工会自身原则的攻击。1947年，杜鲁门总统给美国的煤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基础行业强加了罢工禁令之后，工会组织所表现出来的怨恨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从工会的角度看，总统完全是在滥用其在战争时期的权力破坏工会组织。因此，工会的下列举动决非偶然：因为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正式名称为《劳工管理关系法》（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ct），旨在限制工会的立法。由参议员塔夫特（R. A. Taft）和众议员哈特利（F. A. Hartley，Jr.）提出。该法极大修改了支持工会的《瓦格纳法》，尽管杜鲁门总统投了反对票，但仍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获得通过。该法规定：工人有不参加工会的权利（宣布”限制性企业”为不合法）；要求工会举行罢工必须提前通知资方；当罢工危及国民健康或国家安全时，联邦法院有权下令禁止罢工80天；缩小了不公正劳工行为的定义防卫；详细说明了不公正工会行为；限制工会参与政治；要求工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宣誓声明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译者注）并未通过国会投票，所以工会通过法律手段否定塔夫特哈特利法案，进而削减杜鲁门总统禁止罢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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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仍然没有找到一种既能维持工会的”罢工权”，又能够确保它不会危及社会的解决方法，这一方法是区分”基础”行业和”非基础”行业的目的所在，但是却没有真正成功。在解决工会问题的所有方法中，这一方法将是最难找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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