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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举措中，工会强迫公民必须服从某一工会组织后才能参加工作，因此管理层一直在强烈谴责工会的这些要求，认为它们是”非民主的”行为。工会经常从下面几个方面对其要求进行辩解，他们认为：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愿就是”民主”；不允许任何没有为工会活动做出贡献的人从中受益，这恰恰是公正合理的；工会的安全问题与企业自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当工会的安全性得以保障时，工会才可能遵守它与厂方所签订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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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理的，但是都没有抓住要点。工会迫切需要安全，与closed shop相反的open shop（开放性企业）会使得工会组织极难运作下去，除了作为一种消极或者破坏性的力量存在。然而，标准的工会安全性条款赋予了工会对成员的控制权，而这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允许某个私人组织具有的，在自由社会下，如果不对其实施情况进行严格监控，这将是连政府都不可能具有的权力。在限制性企业中对工会会员资格的剥夺，就意味着他将无法维持生计。在技术壁垒很高的手工业，剥夺工会成员的会员资格，很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上宣判他们死刑。如果允许工会控制进入某一手工行业的人数或者进入条件，就等于赋予他们控制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权力，也等于赋予了他们任何集团都不可能享有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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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安全问题与律师事务所或者医疗机构这类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的权力问题没有多大区别。我们的社会中一直都不缺乏那些对成员拥有政治权力的集团，他们要么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要么出于组织内部的考虑。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所处的机构通常也需要对成员的进入、退出以及评级条件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但是行使这些权力必须基于一些客观理性的标准，比如进入某专业行业必须具备某一学历，或者只有严重渎职才能作为免职理由等等。这些标准必须由完全中立并且有执法资格的机构，通过明确的流程来执行，而且还应该允许申诉。这些权力不应该被用作私人用途而是应该为大众谋福利。如果上述条件不满足，任何私人集团的政治权力都不能够被社会接受，而不管这些权力对这些团体有多么重要，也不管社会有多么希望该团体能够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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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工会是一种”民主”机构，不会滥用职权，因此也就不需要对这种半私人、半公共性质的机构的政治权力加以限制。这种说法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这里所说的”民主”具有莫斯科色彩。任何有组织的社会都不可能允许某个组织对社会成员享有不受限制或者不受管制的控制权。即使该组织没有滥用这种权力，这也是对政府机构的否定和对社会凝聚力的分裂。实际上，这种权力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会被工会组织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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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并不像贿赂或诈骗那样严重的滥用权力的例子。不久以前，费城（那里的行业工会势力很大）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决定换一份体力消耗小些的工作，因为他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个人是一名很好的工会成员，实际上他曾是当地工会组织的领导之一。他开车的技能也非常的高，找份新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难。但是，每份工作都要求他先得到新工会的认可。他自己很清楚，他不可能将过去的工作资历转入新的工会，所以他只有在现在所在的工会下的企业找工作。而他至今仍然开着出租车，就是因为他原来工会的各地分会都不愿意或者按照各自的规定不能够接纳他，除非他以学徒的身份或者放弃以前的资历，否则他不可能被任何企业聘用。而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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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工会成员在各工会间或者工会的各地分会之间自由转移资历和技能的规定并不是”见不得人的”。因为每个工会组织会说他们是因为考虑到公平和公正，才这样做的。但是，这一切都会阻碍社会进步，阻止社会成员享受”生活、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这正是自由社会必须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工会的其他规则也是如此，无论他们限制的是经济自由、政治权利和人权，还是对少数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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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工会与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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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不希望局限于某一家工厂或者某一个企业的需求，必然将工会推向垄断。同时，它也会将整个社会推向垄断。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大型工业工会毫无疑问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最有效的垄断力量（仅次于我们的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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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会尽量使其势力范围内所有企业的工资率完全统一。它不能让自己会员的工资率低于相邻行业，因为每个工会都在与其他的工会竞争，以争取更多的会员并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工会必须扩大其活动范围的压力，会使得可比工种的工资率趋于一致，首先是某个行业的工资率，最终扩散到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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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似乎极为公平、公正，但它给了大企业越来越明显的优势，特别是相对于成立不久的发展中企业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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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支付工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现金状况或者低成本的信贷能力。工资争端中的真正问题通常都是，工资率应该在工人预期生产效率增加之前还是之后提高。小企业，特别是刚成立的增长型企业，很有可能将绝大部分资产投资在原材料、设备等方面，而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存在。他们更加需要密切关注现金状况。如果必须借款，或者能够贷款，但需支付更高的成本，那么他们将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大公司也许能够为几年内生产率的增加提前进行融资，也可能有能力为预期到的生产率水平的增加而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是小公司却不行，如果他们被迫预付尚未获得的现金，最终将面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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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在全行业范围或在全国范围内的最大的公司,可能会决定工资率的高低。这对美国现在所流行的体制特别适用，即几个大公司（“工资领导者”）通过协商制定工资模式，而其他的公司必须遵守这一模式。美国现在实行的工资联盟具有非常恶劣的影响，统一工资会产生与统一售价和统一市场一样的效果。惟一的区别就是，公开的联盟可以保护低效的生产商，无论它的规模如何，而我们目前的体制仅仅只对大的生产商有利，而不管它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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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工会规模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对大型企业自身的结构都是同样不利的。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无论对社会、经济还是企业来说，分散大企业管理层的权力都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当管理层的组织机构采取”联邦制”时，它才能够发挥企业的规模优势，克服劣势。而企业工会权力的集中会导致管理权和治理权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地方分公司的经理们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权已经被剥夺。中层管理人员和主管的独立性及责任感也已荡然无存。人事关系处理权的集中和统一的合同，使得最高管理层的每项决策都成为能在整个企业通行的”法律”，变成只有中央最高管理层才能决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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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会试图成立全行业或者全国范围内的工会联盟会导致”大政府”，也会使得职权过于集中。这会削弱当地政府的权力，因为他们显然无法处理全行业或者全国范围内的劳工问题。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首先它会导致工会权力更为集中，工会权力的集中又会导致经济和治理权的进一步集中，最终又会反过来使得政府职权更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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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使得全行业范围内的讨价还价行为变得不合法律规定，比如塔夫特哈特利法案的修正案（幸而其并未通过），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这样的约束毫无用处，只会使得工会的不安全感变得无法根治。不仅工会在不受企业控制的情况下行使职权的需求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两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之间也存在冲突，一方需要在全行业范围内开展工会运动，而另一方则反对给经济和社会施加这种垄断和集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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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3章 工会领导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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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核心。同时，工会组织的内部压力为其领导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他们无法尽职尽责地行使领导权。在所有工业国家中，人们都会抱怨缺乏负责任的工会领导人。其实，是出现负责任的工会领导人的概率较小，而优秀的、负责任、有能力的工会领导并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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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会领导人的公众知名度很高，但是无论对企业领导层还是社会公众来说，工会领导人做了些什么工作，他们的动机、目的及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会”摇摆不定”，大家都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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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作为行业内工人的代表被认可和接受之前，工会领导的职能、权力和责任几乎不会存在。因此，工会领导人是一种很新的权力阶层，甚至比企业管理层还要新。当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所有的工会领导人物都是在工会被接受之前就上任了的人物。从当年领导过美国铁路兄弟联盟的那些年迈的保守人士的行为来看，似乎感觉他们一直都在很安全地控制着这一行业。但是，他们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会最初寻求社会认可的那场艰苦战役。英国最有势力的工会领导人也是如此，例如，欧内斯特·贝文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就在积极组织罢工，使得工会受到社会认可。工会领导的产生速度快得惊人，其中以美国为最。整个发展过程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欧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所经历的时间更短。因此，在大型工会组织的核心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是从新的体制中出现的。现在所有的高层领导都是”第一代移民”，而且他们仍然带着明显的、象征着工会寻求社会认可的”旧时期元老身份”的标志。已经被社会认可的、地位确立的工会组织是否能够涌现出工会领导人，是工会制度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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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