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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职责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它们并非不可分割的。经典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想的”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只讲地位的社会。而现代文化人类学家所谓的”理想部落”则是一个只讲职责而不讲地位的社会。我认为在这两种社会中人类都无法生存。实际上，市场化社会中”职责”的缺失已经被一个敏锐的观察家认为是这一社会最终崩溃的首要原因。（卡尔·波拉尼，《大转变》。——原注）而在我看来，人类学家所假设的没有地位差别的部落仅仅反映了对于”高贵的原始人”的浪漫幻想，而不是基于实际的观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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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落实地位的社会对其成员来说必定是一个苛刻的社会，因为它无法保证”公正”——这是国民社会的基础。而一个无法落实职责的社会必定缺乏规范，没有意义和目的，从而表现得没有理性，充满癫狂和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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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落实地位的社会必将使其成员成为一个潜在的叛逆者——仅仅因为其生为人类——需要用威胁、巫术和贿赂才能镇压下去。他们不断进行阴谋策划，对社会将是永远的威胁。而如果没有社会职责，那么社会成员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的目标、希望和愿景对社会来说，即使不是昭然的邪恶和犯罪，至少也是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的。按照市场化社会的理论，他只能通过个人的恶行来提高公共美德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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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地位概念的社会必将沦为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一群被威胁被鄙视的乌合之众生活在苛政之下。对地位的否定将滋生左倾或右倾的集权主义。而没有职责概念的社会中，集体和个人都将走向癫狂。社会若仅受其中之一的困扰，则可以通过警察恐怖政治或宗教巫术以及面包或马戏的手段进行较好的解决，然而一旦两者同时缺失，社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就将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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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一方面要求工业企业实现对地位的承诺，我们称之为”公正”，“机会均等”这句口号就表达了这种要求。另一方面还要求企业依照对人类尊严的信仰来分配职责，“公民参与，履行责任”这一口号就表达了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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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求并非”理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抽象前提得出的抽象结论，而是由工人自己提出的。这一要求能否得到实现，决定了工人们对工厂社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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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通过落实地位和职责，表现出了自身的基本承诺和信念。由于它是工业社会众多分支机构中的一种，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关注这些承诺和信念究竟是什么。除了最原始的社会之外，所有社会中都存在一些重要组织，它们并未反映社会的信仰、承诺和价值观。甚至还有一些组织的信仰、承诺和价值观，与其所处的社会相比，即使算不上背道而驰，也往往是大相径庭。例如现代一些国家中的基督教会，或是美国传统商业社会中的职业军队及自由主义艺术学院等等，均属于该范畴。类似的”不同声音”的存在，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独特区别。这些异类组织的潜在能量使社会有能力去不断变革，与时俱进，建设复兴。摒弃这样的组织，实行纳粹式死气沉沉的”一体化”，将不仅仅是朝着野蛮社会的倒退，而且也是对社会的严重破坏。希特勒时代以后的德国，在发展社会生活职能上所表现出的可怕的无能，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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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业既从属于社会，又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它是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决定性组织。这就意味着：社会的信仰、价值观和承诺是与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还意味着：企业在实现这些信仰、价值观和承诺上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社会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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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社会的代表性组织所实现的信仰、价值观和承诺才是社会真正的信仰和承诺，它们体现了社会的性质和秩序。如果这些信仰和价值观没能在组织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另一方面，如果代表性组织中所体现出的秩序与社会宣称的信仰和承诺大相径庭，整个社会将会表现得缺乏理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的凝聚力乃至生存都将受到威胁，整个社会将陷入危机。除了自然灾害和异族入侵，社会代表性机构在执行职能上的不力和不作为，是导致社会崩溃和社会革命的惟一原因。这是因为，在一个不遂人愿的社会中，人民愈发容易受到新信仰和新偶像的诱惑。而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中，人民将会被迫寻求新信仰和新偶像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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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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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需求只能得到”有效满足”，而非”绝对满足”；只能达到”充分”而非”完美”。甚至连最成功的社会，充其量也只能在一个非常低的满足水平下运转。如果这一水平可以得到量化——与测定发动机的热功率一样——我们将会发现：即使在最稳定最成功的社会秩序下，社会成员表现出的完全理性，其满足水平也将低于5％或10％。毕竟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类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天使的社会秩序。但是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以下，社会满足的效率将不会下降，除非社会本身是一个专制、独裁、非理性和无意义的社会。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点在哪里。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社会都具有同样的点，是否存在一个社会效率的普适法则，是否不同的社会，或是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熔点”。但是，对于特定社会的某一时期，我们通常可以大致判断出它是否充分实现了基本的社会秩序，或者该时期相对于临界点的位置，它的发展方向，以及应在何处采取措施以避免社会的分崩离析，并重建其凝聚力。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业社会是否完美，我们假定其在最佳情况下也存在相当的缺陷。重要的是，该社会是否实现了对于机会均等的承诺，以及对于公民权力的信仰。在当今的西方国家中，这两者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秩序而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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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6章 需要”管理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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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社区显然不是主要服务于社会或个人的，而是企业的一部分。“工厂社区”这个词表示了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源及其组织结构的一个方面。只有在工厂社区的要求与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一致的情况下，它所体现的社会秩序才能发挥作用并长期存在。事实上，工厂社区所体现的社会秩序必须有助于企业的人力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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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传统观点（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冒险新世界》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或是”打破流水线工作的单调性”等口号）假定个人和社会的需求与企业的需求是完全冲突的。然而，这种观点并非基于对工业化生产的第一手了解，它往往比感情用事的结果好不到哪儿去：感情用事者认为，因为企业所感兴趣的在于经济成果，所以它必然是”肮脏”的和”反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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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我们在这一论题上有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无误地显示：企业对工厂社区的要求与社会及个人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企业要求员工必须对自己的职位、工作和产品采取”管理者态度”，这一点与社会要求个人承担公民责任，参与社会活动是完全一致的。企业要求员工充分发挥能力、充分施展他们的抱负，而它对委派员工担任监督和领导职责的要求则更无限制，这意味着企业的利益和”机会均等”的要求并不一定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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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证据并不意味着工厂社区在发挥功效方面毫无问题，也不意味着工业化大生产下的工厂就是人间天堂。毫无疑问，今天的工厂社区还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之下，既无法满足个人需求，也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业企业缺乏对社会责任的履行，都并不构成企业利益与社会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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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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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别的工业生产资源比人力资源的运营效率更为低下了。少数企业找到了挖掘员工能力、矫正工作态度的窍门，从而在生产率和产出方面实现了大幅增长。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更好利用是提高生产率的不二法门。因此对人的管理应当是经营管理层所关注的首要问题，而不是迄今为止备受关注的对物料和技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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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已了解到影响生产中人力资源的效率和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主要因素并非技术和薪水，首要的是态度——我们称之为”管理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个人在对待其本职工作和所生产的产品时能够采取管理者的视角，也就是从整体及产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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