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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和工会之间必须做出抉择时，社会和政府往往最终会选择企业。因为社会离开工会仍然能够运转，尽管在工会力量被削弱后造成的政治影响是很严重的。然而，如果没有了企业及其管理层的支持，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如果仍然坚持工人完全对其忠心，就显得有些愚蠢了。工会如果想继续生存，似乎只能通过一种有效的”双重忠心”来解决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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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与企业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不能看成是一种平衡权力的问题加以解决，而这却是我们一直试图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事实上，一种仅为了平衡两种权力的制度是难以实施的，因为这种制度根本无弹性可言，一丁点儿变化就将导致它的毁灭。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权力，两种权力的存在很可能会导致企业管理职权的内在分裂，平衡权力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双方不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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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彻底解决，当然，大部分问题都能够、也应该通过立法来解决。合法的罢工和抵制都需要立法来处理，而且法律能让它们妥协。工会对其成员的管理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的要求来进行，而这只能通过法律来完成。可是，上述主要问题都在立法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外，甚至也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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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指望工会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可能要求工会领导去学会表现得”有责任感”，表现得”有政治家风度”，也不能期望随着工会组织的逐渐”成熟”，这种责任感会自动产生。我们必须确保工会领导能够在不左右其成员的效忠对象、不破坏工会的凝聚力、不降低自己对职位的控制力的情况下担起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他表现得”有责任感”，表现得”有政治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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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工会和工会领导担起对企业、经济和社会的责任的方法，也是解决工会组织中各种基本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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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方法意味着结构上的调整，这种调整就算无法根除也可以缓解工会成员对利润率以及生产率的抵制，降低工会潜在的不安全感，处理罢工造成的两难局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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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方法意味着这些解决方案的启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管理层。这是因为无论工会有多么强大，企业管理层都是企业中活跃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是最终的政治决策者，但是这也意味着企业管理层必须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并且学着去了解一个工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为什么会发挥作用。然而，以上两条正是当前企业管理层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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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解决工会组织的上述问题，首先还是一定要将企业员工们”分化的忠心”转化为”双重忠心”，每一个工会难题分析到最后都取决于这一点。如果工会能够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仍然履行好反对者的职责，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工会潜在的不安全感也将消失，或者使工会采取某些行动的动机至少变成次要的，而不像现在这样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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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5章 个人对于地位和职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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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并不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全部关系所在，也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金钱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系”，而只是一种约束。它并不能使个体成为企业的一员，也不能满足个体对于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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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责是描述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归属感、认同度以及和谐性的术语。“地位”的定义说明人的存在与有组织的群体之间是互为必要条件的。“职责”则将人的工作、期望和抱负与有组织的群体的权力和目的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以约束的形式体现出来，使个人和社会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最早用来描述地位的词是”人格”，而最早用来描述职责的词是”成员”。地位和职责合在一起，解决了群体的绝对主张（在群体面前，任何个人都无自我可言，而仅是当中的一员）和个体的绝对主张（此时对个体来讲，群体仅是实现其私人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之间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地位和职责通过赋予个体以公民身份而克服了这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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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成为社会人，必须在其所处的社会中具有地位和职责。如果不具备这些，人仅仅是东方哲学中所说的”笼中幽灵”，被无意识，无意义地禁闭在无意识和无意义的生活之中；或者就是一个”智人（Homo sapiens）（Homo sapiens：（原意为”有智能的人”）智人是现代人在生物学分类上的属种（Homo sapiens sapien智人科／现代人种）。根据已知的化石证据，并含括年代古老所包含的变异量，智人的起源约为12万年前，但最久远也可能到40万年前。“智人”与较早的人种”原人”（hominid）已有许多不同的体质特征及生活习性，例如两足直立行走、脑容量可达1350cc、前额较高、牙齿及颚骨较小、下巴内缩、能够发明及使用工具和符号等。很多学者主张现代人种的发展是始自15万年前的非洲，并且在10万年前向近东地区扩散，然后在四五万年前到达欧亚大陆（这种说法称为”单一起源模型”），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扩散发生的时间较上述说法为晚（5000065000年前）。另一派则主张现代人是25万年前由散布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古老智人发展而成的（这种说法称”区域连续性模型”）。在单一起源模型的理论中，世界上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发生的年代不会太久远；而区域连续模型的理论中，不同人种的差异明显可推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但不论何者，都认为11000年前现代人已遍布全地球。——译者注）”、一个尚未开化的猿人。反过来，群体自身的凝聚和生存也取决于个体的地位和职责；如果不具备这些，群体仅仅是一个”兽群”而不是一个社会。并且只有在社会赋予其成员地位和职责以后，才能期望成员对社会效忠。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职责是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这已经被所有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同时，它们也是价值观的体现，是对社会的需求，这种需求发端于基督教对人类本质和命运的信仰。这两种需求的实现对西方社会具有双重的必要性，如果它们未能获得实现，社会将失去生命，而对西方社会来说将失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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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0年间，“地位”一词一直没有广为使用，它的出现原来只是代表”先前状态”一词，代表的是一种古老，陈腐，令人厌恶的政治制度下的状态。“地位”所代表的是静态社会中的特权，而不是动态社会中的机会。滥用使一个好词失去了社会的认可，然而如果仅因为这个原因就将其弃之不用，将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并且确实没有其他的词语能取代它的位置。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应强调一下，“地位”一词并没有将社会流动性排除在外。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确实是实现特定地位的先决条件。“人人机会均等”这句口号表达了今天人们要充分实现其地位的重要需求，正如美国人所承诺的”人人都有机会当总统”一样。这是因为地位既是对个人的客观描述，又是社会对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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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来自某个邻居的一句赞赏，而其最精致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社会用以包装其掌权者的荣耀和权威，实际上这些都代表了它自己。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其本质在于个体的社会地位以微观的形式反映了其所处社会的结构；而社会秩序则以宏观的形式体现出这一特定社会对人类本质的基本信念。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地位体系，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也属于此。然而，19世纪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流动的、非静止的和看似混乱的”自由市场”实际上也属于此类。在这个市场中，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经济上的努力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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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社会职责”也呈一种双向关系。最古老的类比来自人类身体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根据罗马传说，这一案例被用来解决历史上第一起静坐罢工事件，是由庶民反对元老院统治者而引起的。如果整个身体要想发挥功能，则其各个组成部分也必须执行其功能；同时，身体发挥其功能对于各个部分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一类比实际并不正确。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其自身的目的，它们只是作为整个身体的一部分而存在。但是政治体的各个成员本身却是独立的实体，无论从生物角度还是精神角度都是如此。只不过在其作为社会而存在这一方面，仅凭他们自己还是不够的。为了在社会中担负充分的职责，社会成员必须在为社会目标服务的同时为实现自身的最终目标、目的和愿望而努力。并且在为其个人的最终目标、目的和愿望努力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也必须为实现社会的目标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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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之间并非同一性关系。事实上，社会终极目标和个人终极目标的归一将会把社会和个人都毁掉——正如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驳斥柏拉图的观点一样。两者之间所需的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两种自主的目的和需求以同一种方式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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