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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应具体订购什么资本产品呢？对于处于成长阶段、不成熟的工业经济而言，如苏联，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因为，它可以效仿发达的工业经济不断建立起新的工业，那么订购的资本商品自然是来自新兴行业的。但是，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或西欧国家，这个问题就难以回答了，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这些国家的每个已知的、可以想像得到的生产资本商品的行业都有生产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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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通常会、也只能给出的答案是”公共事业”项目。经济萧条时期适合于大量建造公路、医院、水坝、学校、机场和邮局。我们应该执行这样的政策，公共事业项目的建设应由经济繁荣时期推迟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尽管这样的政策会遭受到巨大的公众压力，而且在目前的年度预算制度下实施起来也十分困难，但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即使公共事业项目能够得到最成功的施行，它仍不足以对经济状况的改善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如果公共事业项目建设的时期选择得不恰当，还可能将一个小规模的经济扩张转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扩张，从而增加了通胀的压力。公共事业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紧缩，但是，它终究不能填平严重经济萧条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巨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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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中，公共事业项目计划必然会导致其他所有资本商品生产行业订单的减少，这反过来又会降低政府订单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即使在一个完全的工业化经济中，如果信心缺失，就会出现货币流通速度减缓，从而削弱公共事业项目的作用。例如，罗斯福新政时期”启动经济泵”计划的落空，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在这样的经济中，完全由国家控制，而且人民只能基本维持温饱，才不会出现公共事业项目的作用被抵消的情形。因为在这样的经济中，所有的行业即使失去了信心，也不会停止资本商品的生产，而消费者也不会减少购买，使货币流通速度降低，因为他太穷了，挣的钱必须马上花掉以换取生活必需品。严重经济萧条期间更为重要的因素，其实不是经济的，而是心理的，也就是信心。公共事业项目计划，从其本质上来说显然是一种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在它立即创造出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们对经济前途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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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手中，就只有一个对付严重的或长期经济萧条的武器：增加军备计划。同时，政府对这个武器的运用也最轻车熟路，这种方法也是最容易实施的，因此也是最流行的，因为，常常可以假借爱国和国家安全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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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依靠军火生产对抗萧条的政策与经济萧条本身一样，具有极坏的后果，它只能带来国际间的军备竞赛。无论这件事对某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多么有益，国际间军备竞赛的惟一结果只可能是战争。也许更危险的后果是，利用军火生产克服经济萧条的政策，可能会令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服从于国内经济的需求和要求。军备计划越是能创造工作岗位，军火生产就越是难以减少或停止。外交政策也不得不随之转调，以确保军备计划的持续推行。如果生产何种类型武器的决策取决于特定武器的生产能增加多少工作岗位，那么，国家军事安全本身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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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能克服以上两种障碍，政府能采取抑制扩张的行动，能寻找到军备计划以外的反萧条政策，政府的行动也难以有效地克服人们对经济萧条的恐惧心理。因为政府最多能做到的是采取”充分就业”的政策。然而，它又不能给予个人他需要的失业保护，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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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比如：“6000万工作岗位”或者”充分就业”。类似地，度量一项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是总体性的、抽象的。比如总失业人数、工业生产指数、国民收入及支出等。但是，某个工人的担忧却是非常具体的、个人的。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担心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如果他的担心超出他自己及家庭的范围，最多也就会想到同一城市中同类工厂中的其他工人。6000万就业岗位或者是工业生产总指数对他来说太抽象，也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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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采取反萧条的政策，人民是不会原谅它的，它也就不可能继续在位了。对这种失误的惩罚，不仅是某个政府的下台，还可能会出现革命或分裂，彻底摧毁现有政府的政治组织形态。因此，政府被迫承担起这个责任。然而，没有一个政府真的以为自己能履行好这个职责。政府面对失业问题时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与公民们对失业的恐惧程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明，无论是经济顾问、卷帙浩繁的统计资料、还是公共事业计划，都只是一副掩人耳目的漂亮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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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的反萧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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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些组织能真正实施的有效的反萧条政策，要同时达到以下目标：抑制扩张、创造资本商品的生产及保证个人工作岗位的安全。政府不能推卸实施这样政策的责任，但是，仅靠政府自身，又难以承担起反萧条政策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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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自由企业的经济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对周期性紧缩的最有力的反抗，其实应来自于企业内部。只有企业能制定出反周期性萧条的资本商品支出计划，能给工人们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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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的反萧条政策的起始点是收入与就业预测。从未来经济发展预测到采取措施应对波动的跨越其实难度并不大，这可以通过一个长期资本支出计划来实现，比如5～10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企业应将资本支出预算与运营支出预算分开来。主要的资本支出、厂房与设备的重大改造、设备的大规模重置等，应在经济繁荣期向后推迟，直到经济紧缩时期再实施。在经济繁荣的年份，应尽可能地拨付出用于资本项目的资金，而这些项目本身则在不景气的年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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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资金确实被用于创造就业的项目中了，应对其免税。如果在该使用这些资金的年份，企业却没有真正使用，那就应该征以几乎等同于没收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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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税收激励足以刺激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采用这种反萧条政策，因为这样做显然对其自身有利，对国家的经济也有利。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应该施行惩罚性的税收政策，如果企业在繁荣年份没有拨付一部分资金用于紧缩时期的创造就业项目，那么就对它的利润课以惩罚性的重税。而且，只有当这部分资金确实运用到员工的收入与就业保障项目中，才能给予其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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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用这样的政策还能有效地控制过度的经济扩张。由于资本支出被推迟了，因此，繁荣时期就不会有资本支出，这样就可以大大地缓解进一步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繁荣时期，资金被分拨出来，用于未来的项目，这一举措应具有明显的反通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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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还能回答一个难题，也就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在经济萧条时，应订购何种资本商品。我们不必由政府采用单一的计划，使其规模大得难以管理，而可以让遍布整个经济的企业制定各自的计划，最终形成成千上万各自不同的资本商品订购计划。政府对这些计划的协调是十分必要的，以免出现时机不成熟就开始，或者由于信心不足半途而废的情况。但是，这些计划的形成和具体执行应留给企业自己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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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还必然能带来心理方面的积极影响。它不仅针对萧条本身，同时还针对人们对萧条的恐惧。它是惟一有希望缓解现代工业社会中”萧条综合症”的政策。在繁荣时期，它不仅能抑制牛气冲天的繁荣时期那种忘乎所以的乐观情绪，同时也能防止萧条时期只看到破败和灭亡的病态绝望。萧条时期这种极度抑郁的心理，是”繁荣-萧条”这个循环往复的经济周期规律中最危险、最糟糕的因素，其危害作用比其他任何经济因素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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