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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29章 “组织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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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工业企业总体上仍在沿用新工业社会的原则，解决它自身的政府性组织问题及社会组织问题。这些原则的使用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前工业社会中，无论是合伙制的贸易企业，还是小作坊，一二个人或一小群人就可以构成商业体了。在这样的商业体中，其他人的存在都是为了帮助合伙人或大师傅更好地完成生产，他们都是帮手。人们曾试图将这个概念照搬到现代企业，然而，在现代企业中，真正能完成生产的，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而是整个组织。现代企业不是”某个人的长长的影子”。如果现代企业按照传统的作坊的模式进行组织，那么，它将变得无法管理。现代工厂不仅仅是一个大作坊。如果人们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现代企业只不过是大一些的作坊，那些口称”我的工人们”和”我们的幸福大家庭”的人，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结果是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目前，实际的工业企业组织表现出了强烈的前工业化的人格化特征，这说明现代工业企业尚未有任何适合自身秩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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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试图通过老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毕竟新生事物刚刚从这些老的原则中脱离出来。无论在什么地方，新的组织总是通过对旧的组织的逐步改造而形成和发展的，企业也不例外。事实上，在过去的50年间，企业发展演化的历程与现代国家管理的早期发展过程十分相似。现代国家的出现，对应于企业，就是将企业由某个人的组织改造成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组织，就像现代国家对中世纪王权的改造一样，将一个人的国家改造成一个民族的国家。中世纪的王权行使的是”统治”，而现代政府进行的是”治理”和”管理”。君主亲自、直接行使王权，而国家则需要一个组织，由政府及其庞大的”人力机器”，即官僚体系组织，才能实现治理与管理。然而，当封建领地的诸侯政权纷纷垮台或被消灭时，地方治理的权威又被收回到中央。一开始的处理方式与诸侯王在位时，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事实上，情况在消亡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起初，国王想通过增加自己的随从，也就是他的朝廷官员的方式来承担起治理地方的新职责。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首相”的出现，像黎塞留。首相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管理权力，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的同意。他不仅直接负责对外政策、国内政策、指挥战争，还直接管理王室寝宫使用的手帕供应等细节。这种结果的出现完全是出自无意，而非有意。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凡尔赛宫的出现，其目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将国王的”侍从们”聚集到一个屋顶下，以维持朝廷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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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与此对应的阶段。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工业的开拓者和象征者——福特汽车公司的发展经历。直到1946年亨利·福特去世之前，新的管理层正式上任，其间有20年的时间，福特汽车公司就像一个巨大的工业王国，由数位”首相”统治着。这些”首相”独揽决策大权，而且只有他们知道公司业务的发展状况。事实上，全部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工厂里，也就是红河工厂。它可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最大规模的集中，堪称当代世界的一个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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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构是沿用前工业时代的概念，组织现代工业企业的结果，如果采用适合于现代工业企业的原则进行组织，结果绝不会是这样。亨利·福特的一位资历最老、关系最密切的副手曾提到：“福特先生无论何时看红河工厂，都会想起他起家时的自行车维修铺。“过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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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凡尔赛宫已不会再有了，原先的宫殿也早已变成空荡和令人压抑的殿堂，供游人参观凭吊。一个世纪后，国王的首相被内阁制所取代，它将不同的职能分派给不同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在这些官员之上有一个总管，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委员会，其负责基本政策决策，但又不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就像凡尔赛宫标志着首相制度的一个顶峰，创下了无法超越的规模记录一样，福特的红河工厂也是如此，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家红河工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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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的基础上停留太久是危险的。法国为黎塞留的成功付出的代价是300年的政府不稳定和行政管理涣散。而福特公司为它的不合适的管理组织付出的代价是，在过去25年里，它由行业的领袖降至第三位。如果不是亨利·福特在早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20世纪30年代，福特公司都可能被迫破产了。它的未来还要看新的管理层是否能够扭转或者阻止这种下滑的趋势。红河工厂，就像凡尔赛宫一样，如今更多地是一个吸引游客的景点，而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生产能力的工厂。它的制造成本居高不下，而且缺乏弹性，氛围极为恶劣。即使是工会，也因内讧、猜疑和相互敌视而四分五裂，几乎已经陷入瘫痪。而且担心和不安笼罩着管理层，尤其是中下层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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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型车的推出到亨利·福特之死的20年期间，也有很多比福特汽车公司管理得好的公司，即使是这些公司，也存在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现代企业对新的组织原则的迫切需要。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管理层普遍存在着紧张、有压力的气氛。这种紧张不是由于对工作的担心或竞争压力造成的，而是由混乱、对游戏规则的不理解造成的。每个人都像是在靠感觉进行演奏，没有乐谱。每个人都想参照一下邻座的，希望他已经有了乐谱，或已将某个篇章熟记在心了，但是邻座的和他一样，也是被迫进行即兴的演奏。即使演奏者是擅长使用乐器的名家，在这样的合奏中，他一样会感到担忧、失望和紧张。为了保证群体的团结，就必须要采用十分严格几乎是死板的纪律。因此，在讨论工业组织时，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词汇，比如”直线与参谋”，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严格的纪律只能缓解暂时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它只会增加紧张和沮丧感。即使军队的组织方式不是特别能够满足企业的需要，其结果仍是如此，毕竟，军队的组织方式是为了服务于未来某一时刻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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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迹象就是人们对”组织”的日益关心。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潜心研究”组织学”，精心编制”组织手册”。关于管理组织的文献更是迅猛增长，尤其在美国，而且，越来越多的文献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组织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同样地，在学校里，企业组织学这门学科，尽管很年轻，也有取代早已开设的经济与政治学科的趋势。至少在美国，政府行政管理学已经成为主修政府与政治学的核心课程，而该学科的核心课程以前一直是宪法学和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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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的关心，并不像反对大规模化的人们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天生的结构性失衡的病理和症状。而是一切依赖于人力资源组织才能取得成效的组织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些组织包括现代国家、军队，特别是教会。在天主教会——西方最古老也是最成功的组织——如何进行组织，尤其是如何组织”管理团队”以及选择和训练未来领导人，是最高层的首要职责。没有哪家企业的”组织手册”会像教会的教规戒律那样卷帙浩繁，更不用说像教规那样清晰、前后一致，充满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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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组织的突然的大声疾呼，也透露出现代企业的确存在严重的无组织问题。它表明，合适原则的缺失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缺陷，也是许多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工业企业组织问题的方法，日益感到不满。处于现代工业中的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组织的原则”，而是一个清晰的、基本的秩序原则。他们就像是一群几十年都住在摇摇欲坠的草房子的人一样，年年修修补补、扩建、改造，最终还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了，决心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座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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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新原则的需求已日益得到认可，但是真的采用新原则，根据新原则将工业企业成功地组织起来，还要走很长的路，这将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其实这个原则既不新，也不难于理解，但是它与传统不符，而我们的企业及管理者却是在这样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原则就是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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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30章 分权制与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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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在美国企业中特别流行，被认为是包治工业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广为接受。然而，这是一个含义极其模糊的概念。它的原始含义仍广为使用，即指按职能对责任与权力进行分解与指派，也就是说，是”集权”的反义词。今天，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用途，是指生产单元在地理上的分散，这些生产单元可以是由集中的权威统一管理，也可以不是。另外，这个词也可用来描述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组织形态，也就是，一种同时加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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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词的原始含义来看，分权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的。职能应界定清楚，权力必须与责任匹配，决策尽可能地由低层而不是高层管理者做出。强调职能分权的概念、不断警告工业企业集权的危险，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大部分的企业权力过于集中，最高管理层以下的分权只是一种想像，无论公司的组织结构图给你的印象表明，这个公司的分权程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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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职能分权并不能解决管理组织与管理职能的结构性问题。它不能弥补具体的管理者与高层管理者之间的鸿沟，因此，它不能使具体管理者对高层管理问题有必要的理解。它对管理的连续性问题也没有什么帮助。具体管理者仍难获得关于高层管理工作及思维方式的培训，也不能考验他是否具有从事高层管理工作的能力，除非他已真正处于高层管理的岗位上了。职能分权可使企业的一些具体问题变得容易一些，它可以缓解高层管理者从事具体操作性和常规工作的压力。但是，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企业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方法、程序与习惯的问题。职能分权是管理的一种重要工具，但是，它不是我们寻找的秩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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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起源来说，地理上的分散其实与管理组织无关。它的目的是将生产放置在靠近原材料或市场的地方，以达到降低运输成本、劳动成本，或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的目的。另外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关税及对外国企业的一些限制，当然，这些因素只对一小部分美国企业有影响，但对欧洲的企业来说，则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今天，当企业决定是否将生产单元移至他处，或在其他地方建造一个新的生产单元以扩充现在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对老的工厂进行扩建时，这些经济因素仍是企业考虑的重点。推动地理分散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考虑军事上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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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散本身不会对企业的组织产生多大的影响，它只是使过度集权变得稍微困难一点。总部通过电话在500英里之外实施控制，总会因联系不足而不那么顺畅，这样的情况对集权的实施总会有一些抑制作用。但这纯粹只是地理分散的副产品。很多公司都已成功地克服了距离给完全集权制带来的影响，例如美国的铁路企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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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分权与地理分散不能解决管理组织方面的问题，尽管它们的鼓吹者声称它们能。这是因为，它们试图机械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机械的问题，而是一个组织制度问题。它们不能改变企业的结构，而只是改变了企业的工作程序。它们并未触及影响有效管理的企业结构因素。工业企业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而职能分权与地理分散只能提供管理的改革。当然，这些改革也是企业迫切需要的。但是，它们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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