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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一街道体系也不允许建设正面背面都透亮或临街的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交易所、邮局或旅馆，除非它占地非常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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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能够在伦敦、巴黎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大城市建造的建筑物（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都因为场地临街宽度和比例的问题而不能在纽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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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将同属于哥伦比亚学院财产的地块分割成两块，哥伦比亚学院的理事们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想获得合并这两个相同街区的特别待遇，以建立足够大的楼群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们的愿望在这一街道体系面前碰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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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子体系”主导下的整个纽约城市里，找不到一个可以从底部一直看到塔楼的、仰望一座庄严大楼的地点，甚至找不到那种能完整地看到大楼立面并且一眼就会被它全貌吸引住的地方，也找不到那种具有良好的视角进行观察的地方，只有少数位于格雷斯教堂（Grace Church）以北和城市建成区内部还算适合用于修建雄伟大厦的场地被保留下来，因为百老汇大街不受约束地适应了自然环境而被设计成曲线，这条大街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没有在这一“筛子体系”下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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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巴黎的玛德莱娜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那样位置独具优势的建筑物，在由这一街道体系主导形成的整个纽约城中却根本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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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纽约在上述机会方面仅仅是不足的话，那么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则因为表现得更加糟糕而声名狼藉。对那些努力维持受尊敬的自主地位的人士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更渴望得到适合的、有益健康的、整洁的住处，而不是什么大教堂、女修道院或大专院校。但只能悲哀地说，他们的这些渴望在纽约这座城市只是幻想罢了。为什么？人们通常认为，因为纽约的地形被严重地局限于两条河之间，因此城市中这些极有价值的土地不能被小房屋所占据。这能够真正解释为什么至少在该岛较低地区土地应该被有效地利用，建筑物应该被紧凑排列。1807年的街道规划体系强制性地统一要求：任何一幢建筑物基底平面的进深不能超过、也不能少于100英尺（约30米）。那些没有佣人、想要住在大小适中的住宅的职员、技工和他们并不庞大的家庭，在房屋地块划分方面与那些更富有的商人没有差别，尽管那些商人有自己的大家庭和大量的佣人，他们希望有展示艺术作品的地方，希望有大型图书馆，享受许多客人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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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那些进深100英尺的地块不能提供给小型、廉价的房屋。房屋的地租相对于改良投资的资金比例太大了。没有哪个繁华的旧城里，除了临时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家庭以外，能看到中等收入家庭居住在没有被划分开的街区中的独立住宅里，道路之间的距离为200英尺。很难想象在1807年街道体系规划下7，这些家庭会如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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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规划的僵化和由此产生的缺点，也许能够通过对某些标志性特征的检验得到更好的认识，市政管理委员会十分熟悉它们，因为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这座城市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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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例如在较高等级的住宅内，厨房和仆人的工作间所处的位置、货物运送到厨房和仆人工作间的方式，以及尘土、灰烬、垃圾和废物的处理方式。上述特征形成的原因是纽约的街道系统缺乏小巷或庭院，在所有其他大城市里，通过小巷和庭院的连接，通常能很容易地到达大型私人住宅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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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其他城市，随着土地价值和城市人口密度的上升，许多小巷和庭院开始变为街道。也就是说：小型房屋、店铺以及牲口棚都面对它们而建，并且那些仅为富人所拥有的住宅也从大街延伸到这些小巷和庭院。但这些做法并没有取消习以为常的居住模式，通常是从一条独立的通道进入院子，并将大住宅的厨房和洗衣间设在一个与之半分离的建筑里。这个习惯使得生活更加便利和经济，使得其他城市街道的秩序保持得大方得体，而纽约在这方面向来名声很差；而且纽约的高等住宅比起其他城市相同等级的住宅，总是更加容易充满厨房的难闻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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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另一个奇怪的特征是，大多数质量较好的现代化住宅，却具有狭窄的面宽和巨大的进深。这些质量较好的房屋不比其他城市的杂物间更宽，却有60至70英尺长，50至60英尺高，同时房屋的正立面有石雕和精巧的金属锻造大门。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在于房屋后面的院子失去了价值，当不再用于修建户外简易厕所、与外面的小巷又不相通的时候，这个后院几乎毫无用处。因此，为了节省地皮租金，原来打算建造两所房子的地块面积被分成三到四块，并且房屋尽量延伸以占据更大的空间，直到房屋的间距迫近健康委员会为应对传染病的巨大威胁而制定的最小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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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1700平方英尺（约160平米），甚至在1300平方英尺（约120平米）的地块上，就能得到原先在2500平方英尺（约230平米）的地块才能得到的立体空间，相应面积的房屋前后窗户之间的距离（房屋进深）也几乎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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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也是由纽约街道体系所造成的，它既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不是大众的奇怪品味导致的结果。这个结论很显然来自于一个事实：在其他城市——无论是新城市还是老城市，无论它坐落在哪里（比如说伦敦、利物浦、费城、巴尔的摩、布法罗、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都没有得出相似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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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对建筑师是艰巨的挑战，他们不得不费尽心思来建造令人愉悦的，或格局恰当的可居住的房屋。但这只是整个纽约街道体系的弊端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因为在所有这些又长又窄的立方体的中间，必然有一大块空间是通风不畅的，这个空间只能通过来自远处暗弱的自然光，或者是燃烧煤气来照明。因此，它通常只能设计为盥洗室，而对此用途这个位置在其他方面看都是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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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可能还能列举出一些其他方面的、或许更加严重的弊端来，这些弊端在不同的街道规划方案下就能够避免。然而，如果我们能证明，使一个大城市的所有地区在所有功能上都同等方便这做法绝不是任何良好的经济政策所规定的，那么这个报告的主要目标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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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同等方便”意味着同等的不方便。“只要可行”意味着在费用方面的合理限度内，但是对纽约规划体系下的工程来说，不存在费用的合理限度。在一块平地上，甚至像芝加哥那样的冲积场地上，进行这样的工程也基本上是奢侈浪费的。如果是在一块高低不平、遍布岩石的场地上从事这种工程，造价毫无疑问只会相应地更加高昂。这不单单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消耗许多不必要的成本，还因为地表的多样性提供了机会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工程经常会永久性地有意抛弃那些以其他方式可能保留的、与众不同的、具有重大价值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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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一块地形起伏很大的场地时，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并以什么方式，利用场地的不同地形条件所带来的有利因素，使所有类型的合法事业都受到关照，其比例与所有市民都能从其节约的、成功的开发中享受的利益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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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方面很容易尝试做得太多，但实际可能的范围比最初预期的范围更有限。一个特殊位置对于某种用途的价值，可以根据客观条件来判定，进深与两条毗邻街道的距离有关，建筑物的外表、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来往的交通成本等因素则与它们的交通路线和坡度有关。但对用于某一具体用途的场地的宽度来说，对于地形的处理方式来说，或地面是否应当削平或填充，是否处理成台地或采用更自然的方式——这些都是在竞争的刺激下通过个人判断来解决的问题，街道体系规划必须将这些问题交予个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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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根据用途而多少有区别地分类考虑土地的承载能力，而且因为土地的具体情况各异，它应该按一种或另一种分类来加以规划，但是一个广泛的、严格的和教条的分类，对有效地利用土地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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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对城市附属地区进行明智的规划是需要一定预见性的，这需要预测出城市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在这方面，冒进妄为和固步自封一样都是非常危险的。在纽约人口增长为现在的两倍之前，新的动力、新的运输方式、新的建筑规划格局、新的职业行当、新的环境卫生科学（就算不是新的政治科学的话），可能就已经出现。假如纽约现有领土的一半建筑密度类似于它现在这七个人口更加稠密的行政区，那么纽约总面积的另一半只需要容纳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设想在纽约那另一半的土地上，沿着河畔以及火车站附近建筑密度将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会有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只被分散的建筑物占据。那么退一步说，现在就试图克服地形方面的一切困难还为时过早，这些地形方面的困难可能在一个非常紧凑的、每一英亩都被占据的城市用地上才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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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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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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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与地形工程师，J.詹姆斯·R.克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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