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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邻里之间的聚会，其总成本（甚至包括从城市较远的地方乘火车短程旅行的费用）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超过25美分；我认为，当针对这类休憩活动的安排得以完善的时候，那些现在每天有数百人休憩的地方，游人将来会达到数千人；假如这样的话，又有谁能衡量，提供这样的休憩活动，对一代又一代被大城市限制的、过度紧张的人来说，将会有何等巨大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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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说过的场地形态没有一种是完全适合这样的用途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块让人每天下班之后容易到达的娱乐场地，在那里人们可以闲逛一个小时左右，不再见到匆匆忙忙的行人、听到大街上刺耳的声音、被工作上的压力所困扰，人们应当确实在那里感到城市远离了自己。我们需要与城市的街道、商店、寓所产生尽可能最强烈的反差，在与方便城市生活相一致、与保持良好的秩序和整洁相一致的前提下。我们更特别需要与城市受抑制、受限制的状况产生最强烈的反差，大城市的状况强迫人们慎重地、警惕地、猜疑地走路，强迫人们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实际上，人们最需要得到的是简单、宽阔、开敞、干净的草坪，它需要有足够的活动范围，周围有很多树木能提供多种光线和阴影。这就是我们最需要得到的核心特征。我们需要周围的树林达到足够的宽度，不仅是为了在炎热的天气时使人舒适，而且是为了从视野中将城市完全挡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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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城市的专业术语中，“公园”这个名词，应该就是前面所描述的这种场所，并被一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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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不仅作为所有可能的形式中最有价值的公共场所，而且简单来讲也被视为无论在哪里都会严重中断贯穿全城的交通的巨大空间，因此在确定公园位置和范围的同时，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和考虑公园的艺术性，而不是像通常对待任何远期的、广泛的市政利益问题时的那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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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道可以沿着围绕公园的小树林的外缘，这有显著的好处；而且如果树林中间不时地出现能让散步的人们所欣赏的开阔景色，也没有任何损害。但请回想一下，散步的暂时目的应该是在美丽的人工环境中体验人类的聚集生活，而自然风景对散步者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与美丽的草场相比，再没有更美丽的画面，也没有更令人愉悦的、适合附带社交活动的场地了。在草场上，伸展着水平枝干的遮荫树丛投下宽大的阴影，一群群优雅的母牛和黑脸绵羊散布在草场上，与此同时，随处可见男人、女人和儿童成群地散坐在树荫下，或进出于茂密的树林与树林边缘的草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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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曾说过的内容里面能推断出，高低不平的地块、陡峭的山丘，以及与单纯美观或宜人的景色不一样的、从技术上说的奇特如画的（picturesque）场地，都不是最理想的城市公园选址——至少在我看来肯定不是。城市的公园就应该尽最大可能补充城市的不足。人们可以在城市建筑物中得到突出的个性，而开敞性则是人们不能在建筑物里得到的。请你们的艺术家们把你们的建筑物设计得奇特别致吧！这才是城市的美丽。因此，城市公园的美丽必然在于相反的一面。城市公园的美丽，应该是田园风光之美、茵茵草场之美、林间空地之美、绿色牧场之美、平静水面之美。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是精神上的宁静和休息，高山使人联想起努力攀越。但除了这个意见外，还有其他一些我可以归之为市政管理需要的考虑。市政管理当局不可能允许城市中的公共地域成为一大片非常不规则、奇怪的场地，除非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并且充分提防发生卑鄙、骚乱、失礼和下流事件的可能性及诱导因素——这些对公园设计所要预计达到的每一个良好目标都将是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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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在真正的公园场地中，花园般的美丽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用说那种引种亚热带植物、高度人工化并充满异国情调的形式，这是法国人最近引进的，并在合适的地点产生了引起好奇和迷人的效果，但紧接着，英国人也效仿这种做法，牺牲了那种简单而实用的古老英式园林的简朴之美。上述二者都应该具有存在的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除了作为边缘的景色或偶尔的插曲，它们都不属于公园的范畴。二十年前，海德公园曾有一段最令人高兴、最开敞、最自由、最诱人的表现，尽管它在艺术上毫无疑问是很原始的，也是很缺乏的；但现在它在艺术上则是令人烦恼和痛苦的：在一排黑乎乎的、令人厌恶的铁制品后面，到处是种植在温室里的花束，公众从铁制品和花束之间走过，像医院里康复期的病人一样，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到院子里去散步。在这样一座对待公众像对待囚犯及野兽一样的公园中，我们无法提供任何好处。公园里所做的一切以及所有公园设计的艺术，最大的目标就是通过人们的想象力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然而铁栅栏对人的影响永远都不可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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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已经充分定义了一个大城市公园的理想目标。这个理想目标很少能完全实现。接下来的事情是选择公园的位置，公园应坐落在以低成本最容易到达的地方；我所说的成本，不仅仅是土地的成本或是公园的建设成本，而且包括到达公园的种种不便所带来的额外支出以及维持公园正常秩序所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应该给予极大的关注，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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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靠近大城市并且管理相当完善的公园，无疑应该变成这座城市的一个新中心。因此，关于公园位置、大小以及边界的确定，应该考虑设计新的城市交通线，把它与城市中距离公园较远的、已经存在和预计建设的街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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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公园的形状非正规地狭窄延长——宽度在200到500英尺之间，并以公园为中心不规则地向外延伸；要么就像纽约与布鲁克林、旧金山与芝加哥那样——如果城市很不幸地以拙劣的方式被规划出来，可能就得采用正规的公园道。我高兴地说，波士顿不是按照一个拙劣的规划建设的。纽约那种规划是在很久以前被一个从未见过弹簧马车的人设计的，他对美惠女神（the Graces）有种认真严谨的恐惧。公园道应该被设计和建造得从不会出现喧嚣和偶尔的拥堵，也不会使直线行驶的游乐马车受到阻塞，除非真的在一些必要的交叉路口，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的、行驶缓慢的沉重车辆所阻碍。如果可能的话，公园道也应该有支线或其他相似类型的街道构成的网状线路，以使城市任何区域的居民不需要步行多久就能到达。通过种植树木和装饰，公园的道路系统将能吸引人，以使人们在往返公园，或往返工作途中，都可以附带地得到一些真正供娱乐消遣的有利条件。一个普遍的误解是仅看到公园本身能带来的好处，当作是画在画布上的图画。我们更应该把公园当作是一幅壁画，它更加恒久地考虑外部的事物，尽管其中一些距离很远，甚至迄今为止只存在于绘图者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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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刚刚略微表达了一些观点，从中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职责是用我们所掌握的方法，去实现解决公共休憩问题这一长远目标。大型建设项目的运作也许不是马上就需要的，但我希望大家能同意我的观点：毫无疑问，应尽快确定用于公共休憩用途的土地储备，如果不在私人建筑物给这一建议带来更大困难之前完成的话，那么到那时其情况远比现在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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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保留的土地，纵然在我们这一代不应该在建设上花费一美元，但从它们确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确认私人建设的规划与保留的土地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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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是想建议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不做，而是仅仅想建议：无论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允许因为缺乏一些综合的、商业方面的远见和研究，而继续增加后代人的困难和花费。我们很可能发现，即使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我们这一代人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像在纽约发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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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许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一个社区如何可以最好地承担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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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工作中，将会发现有一个接一个的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局部利益、特殊利益关系；在这项工作中，愤怒的偏见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轻易地形成；在这项工作中，那些无论通过哪一种良好的计划方案其个人贪婪欲望都会受挫的人，很可能会轻易地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扼杀这些方案（所谓制造公众意见），这些因素导致一般的市政事业组织成为了不再能履行其职能的机构。公众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当前公众受托代表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应该意识到问题应尽快从公众手中交出，因为一小拨选举出来的人将高效地代替他们行使权力，上述说法也许是大胆的。但是，我必须斗胆表明我的看法：直到有效地这样做之前，在这个问题上公众意见被误导的危险性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公众利益的问题，因为那些勤奋、机灵和具有商业能力的人，通过否决更全面、更公平的研究成果，将公众的意见引向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向上来，这些人的真实目的也许无意中非常紧密地与他们自己的钱包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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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误以为我反对公众讨论或低估它的好处。我极力主张的是：公园问题（甚至是公园最基础的问题，如场地、形状以及方式等问题）不是适用下述规则的问题，即每一个人都应该照顾自己的利益，自己判断什么对个人利益好，并尽力发挥自己的影响使之实现。公园问题应该是这样一类问题：在这件私人事务方面，每一个具有判断能力的人都渴望尽快受到某个人的掌控，这个人有能力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直接的、重大的职业责任，全面地进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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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后一点上，纽约的经验对其他社区尤其有启发性。因此，我提议占用各位稍长一点时间，来叙述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内容最直接支持这个观点，也提供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某些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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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立法机构于1851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在纽约岛的东侧修建一座公园。后来，同一立法机构，完全像事后反思一样，突然通过了新的法令，依据这项法令，纽约市获得了目前纽约中央公园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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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行动据说是反对运动的结果，这个反对运动在第一项法令通过后就开始了，仅仅是出于纽约市政委员会中某个委员的私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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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形成反对方案时，涉及了一个问题：在第二项法令中，哪些土地应该被指定为城市公园的场地？发起人转向一张地图然后问道：“我现在应该在哪里建？”他的同事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丝毫未加考虑就用手指着地图说“去那里”；所指的地点在纽约岛的中心附近，因而，闪现在他的脑海中的是，这个地点会最少地激发地方性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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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公园场址的第一次选择是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做出的，是由一个在房产方面没有特别职责的人士来决定的，此人先前的研究没有让他十分了解公园的用途，或对公园的用途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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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岛上大概很难找到另外一块600英亩的完整土地（除非在陡峭的山脊一侧的狭长条形地块上），比这地块更缺少我们所知道的作为公园场址最需要的特征，或在其上建造公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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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地形方面的异议以外，当在实践中明确地考虑这块场地为人们休憩活动提供合适设施的时候，场地轮廓的缺陷就清晰可辨了，城市已花费100万美元以上来补救这缺陷。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对场地选址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并且被采用的话，将会节省下大笔经费。例如拓宽某些到达中央公园的通道，现在如果花200万或300万美元可以做到，我确信如果公正地提出这一问题，城市纳税人也将几乎意见一致地投票表决批准的。当时公众的讨论完全未能纠正这严重错误。公众的意见也并未明确地对已经做了什么和做了这些的人表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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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有相当多的关于公园问题的公众和私人的讨论；但是，由于人们根据已经形成的标准对公园问题进行简单的判断，公众的意见似乎反而大大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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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许多对公园问题完全无知或缺乏成熟考虑的权贵们造成的，他们不能预见到能从公园的建设中得到任何个人的好处，他们担心建设公园只能增加他们的纳税，于是这样的想法导致他们形成了贬低任何乐观预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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